7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等领导人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致电朱德、张国焘及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热烈祝贺两大主力胜利会师，欢迎两军继续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5日，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起，红四、红二方面军相继北上。
1936年8月，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必须加强川康与宁夏省军委工作……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时，又把夺取宁夏作为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
1936年8月12日，中央曾经致电四方面军领导：“完成上述史实考证任务（指掩护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10月到月实现之。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指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中共中央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的理由，在1936年9月19日致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点。
一、宁夏属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中心。
二、共产国际来电称，红军如果占领宁夏，即可给予援助。
三、原来设想，取得共产国际援助有2条途径，一是新疆方向，一是内蒙方向，相比之下，占领宁夏走内蒙古这条路更方便。
冯玉祥过去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取得国外援助的。
四、可以先占领宁夏之乡村，背靠贺兰山，得到大炮等重武器后，即可攻占城市集镇。
五、宁夏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肃西部较好，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盐池、定边已解放，可大批买布，解决部队服装，攻占宁夏之中宁、金积等地后，粮食亦不成问题。
六、宁夏马鸿逵有20几个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城等部在我侧后，如果由红一方面军单独行动，有顾此失彼之虑，只有三军配合，方可图之；如果红四方面军西出甘西和青海，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就会乘机占静、会地区，与马鸿逵南北呼应，进攻宁夏的计划就会落空。
七、夺取宁夏，不论在红军发展史上，还是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在开创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有决定性的一步。
基于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促北上，并制定了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作为宁夏战役的第一步。红四方面军进至打拉池后，胡宗南部即进占会宁、静宁一线，对红军步步紧跟，以求一逞。当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计有：胡宗南第一军、毛文炳第三十七军、王均第三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何柱国骑兵军等。
敌人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中央的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而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王均、毛炳文部则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敌东北军则采取积极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优势敌人面前，中央军委于月24日致电各方面军，指出：“目前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攻克南敌，无法北进。”因此，“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攻破南敌。”当时只要三大主力互相配合，打胜海打战役，即可达到“攻破南敌”的目的。
张国焘到打拉池后，按中央军委战役计划，由红四方面军未渡黄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是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王宏坤第四军向同心城方向撤走，使这一部署遭到破坏。红一方面军只得向东转移。转移中，海原守敌马鸿逵的三十五师和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师伺机向红一方面军侧后进攻，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奋起反击，歼敌千余人，余敌逃回海原。红军转移到海原以北的同心城与关桥堡之间时，彭德怀又提出部署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张国焘口头同意了，但事后又令红四军东撤，伏击计划在次落空。
就在中央军委10月24日致电各方面军领导，要求击破南敌的次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三十军、五军、九军奉命陆续从绥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西进，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与此同时，史实考证张国焘命令留在河东的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放弃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所指定的位置，撤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堡和同心地区，致使红军主力右翼暴露在敌人前面，不得不继续向东转移。这样，海打战役计划就被破坏，原定夺取宁夏的战备计划也未以实现。
彭德怀曾回忆说：“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西安事变就可能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年11月初，红军转移到同心城一带。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彭德怀率领前敌总指挥部（同年10月24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11月初任命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行动）到达同心城，与当地回民自治政府在城西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首先致欢迎词，他声调激昂地说：“红军同志们，父老乡亲们，几百年来，我们同心城的回汉兄弟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派把我们逼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今天，我们的大救星红军来了，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来到我们豫海，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回汉人民，使我们得见天日，我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回汉群众，向伟大的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着，朱德司令讲话，他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浓重的四川口音在旷野上显得格外洪亮。他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慰问和隆重欢迎。他讲道：“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今后，我们要加强团结，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司令员也在会上讲了话。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张国焘、贺龙、萧克、关向应、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会后。马和福邀请红军领导参观了同心清真大寺，并在城内回民金振明家设宴招待大家。
（原载《红军西征》第103~114页）
红军长征的经过世纪3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境地。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中国人民饱受煎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百折不弘扬长征精神建设美好家乡马正文精神永存挠地为改变中国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至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之敌强我弱，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耀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第二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精神永存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日至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
第三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北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精神永存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甘肃省隆德县将台堡（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党领导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进行的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在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这一我们党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胜利，使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红军长征的磨难和考验，锻炼了中国革命力量，党员和红军质量显著提高，为党的队伍和革命力量的壮大，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基本骨干。红军长征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红军长征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锻造了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精神永存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将台堡的伟大意义红军长征中先后举行过多次会师，但将台堡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这次会师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军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次特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