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想起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
记得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11月19日，二、六军团主力由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
开始，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部长，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都睡熟了，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缝补破旧的衣裳。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非常劳累，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仍然那样坚定、团结、乐观。那时骡马很少，许多领导同志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记得萧克同志风趣地说：“李贞同志能走得动吗？你的马只是编制上的马，纸上的马。”我高兴地说：“大家都一样走嘛，我保证不会掉队。”后来，部队打胜仗缴获了敌人的一批骡马，组织上给配备了一匹，为了照顾那些小红军战士，我和丈夫甘泗淇同志，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把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颜金生、罗洪标、刘月生、颜怀生、曾长久等小红军住。有天行军，我的脚被石子磨破了，脚趾痛得合不拢，但是，想到红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着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难忘的岁月李贞干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为实现崇高的理想，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我忍住疼痛，决心和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
长征路上，天上有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前有高山峻岭，后有滔滔江河，每前进一步都有数不尽的困难啊！当时缺医少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和敌人打仗，红军战士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女同志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但是，红军战士没有被敌人吓倒，没有被困难征服，总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迎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胜利。4月底，我们登上玉龙雪山，向海拔四千多米的中甸雪山进军。巍峨雪山，冰峰峭立，白茫茫的雪花和乌云交织在一起，漫山飞腾，异常耀眼。山谷中不时传来雪崩的阵阵轰鸣声，使人望而生畏。山顶直插云霄，气候严寒，空气稀薄，呼吸十分困难，我们用布包一点雪捂着鼻子，一步一步向山顶上樊登着。走累了，用雪擦擦脸；走饿了，抓一把雪吞进肚子里充饥。雪山上，寒气袭人，指战员们穿得都很单薄，实在冻得不行了，有些同志把干辣椒、生姜放在嘴里嚼一嚼，驱驱寒。
廖汉生同志看我穿的衣服单薄，给我拿来一个皮筒子御寒。我把它裁成两件，另外一件送给一个体弱的小红军。为了鼓舞斗志，在雪山顶上，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用干柴点燃一团火，宣传鼓动站的同志打起快板，喊起口号来：“同志们加油走，别掉队，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夜晚，红军战士看到这通红的火焰，听到这激动人心的口号，劲头更足了。干部主动帮助战士们扛枪、扛背包。上陡坡的时候，我让小红军使劲地抓住马尾巴，一个拉一个，大家你拉着我，我推着你，艰难地往上爬，谁也不愿让一个同志掉队。山高路滑，有的同志不小心掉进水窟窿里，再也爬不上来了。今天，想起这些为人民的事业牺牲了的同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历史回眸我们二、六军团翻过雪山，又经过长途跋涉，于1936年7月日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给二、六军团的同志热情地送来糌粑、牛羊肉、羊皮和衣服。我们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互相拥抱，紧紧握手，畅谈胜利会师的喜悦。这时，党中央电令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际，党中央指示两个方面军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甘肃南部发动攻势，会合红一方面军，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王震同志，发现张国焘派人到二方面军散发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小册子，立即下令封存，坚决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的斗争，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
月初，我们进入一望无际的松潘草地，茫茫草原方圆数百里，人迹罕至。草地上气候变化异常，有时看起来晴空万里，但过不了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下起滂沱大雨，淋得大家浑身湿透。忽儿又下冰雹，有的冰雹比鸡蛋还大，砸得骡马直叫唤，竖起前腿乱蹬。同志们有的用布包着头，有的双手交叉保护脑袋，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冰雹的袭击。雨过天晴，清早草地上雾气腾腾，红军战士披着满身的露水，踏着泥泞的水洼地，慢慢地在雾里摸索前进。到了晌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草地上的水像开了锅一样，咕嘟咕嘟的直冒泡。天气闷热，草地臭气熏人，我们一连几天喝不历史回眸上水，好多同志渴得嘴上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草地上泥潭很多，软绵绵的，人只能踩在草上走，稍不小心，脚就会陷下去，像个无底洞似的，越拔越往下陷。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过草地时大家手拉着手，干部在前面带队，队伍后面有后卫。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可以撑着走路，还可以打豺狼，如果有人陷下去，还可以把木棍横在水草地上救人。有的红军战士称手中的木棍为“神棍”。
过草地时，最艰苦的是没有吃的，干粮早已吃光了，茫茫草原荒无人烟，到哪儿去找吃的呢？饥饿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
由于饥饿和劳累，许多同志体质十分虚弱，有的同志倒下去牺牲了。一天，我看见几个小红军饿得头发晕，就把束在腰间的皮带用小刀割成一块一块，每块一寸长，放在水里煮了两个多小时，我先尝了一口，感到蛮好吃的，急忙端给小红军们，说：“好啦，快吃吧！”小红军一个个高兴地吃起来，有个小红军笑着说：“李部长，哪里弄来这么好的牛肉！”这时，任政委、关副政委走过来，任政委先吃了一块，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一面风趣地说：“这牛肉不错，很有味道。”关副政委笑着也尝了一块，对小红军说：“小鬼，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强，你们快吃吧！”贺总指挥看到这些小红军吃得津津有味，满面笑容地走过来，顺手拿起一块边吃边高兴地说：“这东西嚼起来还蛮香哩。”我和小红军望着贺、任、关三位首长，会心地笑了。
当时，红军提出的口号是：团结一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那时候，我们虽然面对极大的困难，但红军战士心里都有个盼头，有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深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光明的前途。过草地时，我是二方面军的组织部副部长。一天，任弼时政委领着四方面军掉队的一名女战士，亲切地对我说：“李贞同志，你是做人的工作的，一定要把这个同志带出草地。”我愉快地回答道：“政委，请放心吧！”我随即走向前去，紧紧握住小女红军的手说：“咱俩一起走，一定要走出草地！”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她小声回答说：“杨国珍。”“哪里人？”“四川。”
“多大啦？”“刚刚十三岁。”她圆圆的脸，眉清目秀，很惹人喜爱。
我又问她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她低着头，轻轻地说：“家里很苦，活不下去了，爹娘才让我投奔红军的。”我说：“小同志，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要敢于吃苦，勇于牺牲。”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随着我继续向前走。就这样，我们俩人相依为命，我扶着她，她撑着我，终于走出了草地。
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了荒无人烟的草地，于9月初到达哈达铺。快出草地时，我得了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志们用担架抬着我走。在哈达铺吃了几剂草药，病稍好一些，同志们就把我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
我们二方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突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战胜了险峻的万水千山，于1936年10月日和23日，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兴隆镇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我们经海原、固原、同心、盐池等地到达环县的洪德城时，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带着红军战斗剧社前来欢迎和慰问二、四方面军。战斗剧社为我们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叫《红军大会师》。这个戏剧载歌载舞，气势磅礴，激昂振奋。在庆祝大会上，李伯钊同志带领剧社的同志给我们演出了《丰收舞》《镰刀舞》《红军胜利会师舞》，赢得红军指战员的热烈鼓掌，会场上充满着笑声和欢乐。贺龙同志看了这些节目，激动地说：“演得好，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剧社！”
红二方面军进入宁夏后，指战员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历史回眸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打回民土豪，不吃猪肉，不进清真寺，受到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回民兄弟给红军送水、送茶、送菜，积极筹粮，把黄米、土豆、牛肉送给红军。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红军到宁夏，如同到了家。”过去，国民党抓壮丁，回民兄弟有的往外逃跑，有的把手指头砍断，死也不当兵。在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回族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时，回族兄弟主动给我们当向导。一位年近六旬的回民伯伯，让他的儿子给我和甘泗淇同志牵马带路。这些往事，使我永远难忘。
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工农红军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对革命事业无比坚定和忠诚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李贞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