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阶平老先生讲述的上面这段经历，是完全真实的记忆，我们为能如实记录这段历史而庆幸。杜昆女士也为我们讲述起她与崔阶平老先生因战乱分离后，独自一个人的经历：
1938年初，我的生活有了辉煌的一面，住深泽县吕正操部下的人民自卫军摧毁了晋县伪政权，阶平他们组织抗日团体和政权，他先是抗日动员会主任，后担任县长，受冀中主任公署领导。我也参加了动员会的妇女工作，以谷小波同志为首的党组织建立时，我也加入了。过去抗日工作是非法的，现在变为合法的，党虽然没有完全公开，但谁都知道这轰轰烈烈的抗日大业是党在领导着。妇女也不只是男人的附庸，可以独当一面了。从思想深处感到这是一次大翻身，同时又觉得任务沉重，大敌压境，艰难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家里的事情就是俐波（杜昆和崔阶平的孩子）的生活，完全靠给母亲，我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以后我又担任起县妇女救国会主任，现在仍健在的如山东的李根庸、上海的刘毅、河南的张敬仲都是当时的战友。
可是好景不长，正在我把工作干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身体却日渐沉重起来，又要当妈妈了！当时一切优待女干部的制度，都未形成，农村也不知道什么是牛奶，婴儿只能靠母亲喂养。九月间，我向县委李正挺等同志请假，暂时离开了工作。谁知道这个暂时，竟变成为“长时”，不仅离开了党，而且从一个干部变成为家庭妇女。
生儿子学明是过了一次鬼门关，多亏了嫂嫂的父亲，一位老中医，把我救了下来。孩子出世没几天，阶平的工作有变动，他调赴霸县，远离家乡了，晋县该归冀南区领导。新县长是朱月桐，此人实行了一股恐怖统治，大杀知识分子，当然不久他也被正法了。有人猜想如果阶平没有调离，也难逃厄运。有些参加抗日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时都逃离，甚至逃离到敌占区。其中包括康静波，他是阶平的同学，也是景梅的姐夫。我在农村忙着喂孩子，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同本村的王景丰把小学校恢复起来，两人都不要工资，利用喂奶间隙前去上课，也算干了点抗日工作。
时间不久，记得到了深冬，大约进入1939年，敌人到来进驻县城，这不仅仅是冀县人民命运的巨大转折，河北省所有县城都陆续进驻了日军，这意味着原先这块抗日根据地，都变为游击区或者敌占区，我们的学校是办不成了，县里的党政军群，所有抗日机关都转移到城南一带，中间隔开一条敌人控制的沧（县）石（家庄）公路，城南北的联系断了，我的重重难关也就接踵而来。
工作没有了，同党的联系也断了。阶平不在家，这个家现在实际上分成三摊，哥嫂是一摊；婆母是一摊，那里姐姐因夫妻感情不合，经常住娘家，争春（崔阶平前妻留下的孩子）与我的感情还没
来得及深厚建立，便和奶奶姑母朝夕厮守在一起。我和母亲加上两个孩子，又形成一摊；总的是哥哥当家。哥哥是地道农民，没出过门见过世面，更没有父亲那样的文韬武略，不太懂得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有时需要照顾，只是按照当地的规矩，秋收后三摊平均对待，供给吃的，另外各分若干棉花，穿的用的，就全包干了。婆母是个慈祥的人，有名的好脾气，对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自然无限关注。但究竟年事已高，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不幸的女儿和年幼丧母的孙子身上，很难了解我们有什么特殊需要。我面前最大的难题是气温已经转冷，如何解决孩子大人穿衣的问题。手里没钱，裁缝技术我完全不会，母亲懂得一些，可是眼又花了，而且已经多年不接触了，也不够内行。面对大堆棉花，如何把它变成衣服，变成线纱呢？我犯了大难，加上日本鬼子近在眼前，宿村去县城才三公里，经常有他们出现，一旦进村，年轻妇女不得不躲藏，因为那些人是野兽，青壮年男性也害怕被指为八路或抓去当壮丁。我当过妇救会的主任，又受阶平牵挂，一旦有坏人告密，作为抗日干部或抗日家庭，都是够呛的。因此我曾萌发过一种想法，是否离开这里，到大后方，特别是到老家四川去。最心疼我的母亲，老人家到北方来，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回到四川，可免得整天提心吊胆“跑日本”了。可是我刚向母亲一透露这种想法，老人家就坚决反对，认为和阶平也过过好日子，夫妻能够同安乐，更要能够共患难。经老人家这样一提，我也就依从了。越到后来越发现，她老人家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认识到了困难只是暂时的，于是就着手克服困难。我决心作个家庭妇女，向北方家庭妇女看齐，自己动手，学习缝纫。农村没有缝纫机，完全靠手工，棉花变布匹，土办法共有十来道工序，关键是纺线和织布，母亲年过花甲，开始学纺线，我则学织布，天下无难事，不久我们便都掌握了，甚至比一般人做得更好些。以给孩子做鞋为例，农村流行做法是不分左右脚，我则分左右做顺脚鞋，穿起来较为舒服，鞋上花样也新颖，有不少人上门取样。母亲纺线既好又快，我织布也很快，赶早贪黑，一天可以织一个（两丈），加上色线，还可织出花布，不仅满足自己需要，还可出卖，零用钱也就有了。所以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的生活算是丰衣足食，甚至比别人能更好些。
就这样维持到1942年夏，那时来了个“五一大扫荡”，日寇到处横冲直撞，搞铁壁合围，冀中人民陷入水深火热，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当时阶平刚从十专署调到行署，在他离开机关视察学校时，行署和军区一个急行军，转移到平汉路西山区了，他一人丢在路东，走投无路，也辗转回到家，同我当年一样，离开党，离开工作，正是山穷水尽！
但就在这般时候，也往往会出现一线转机。按照当时应急政策，他变换名字到冀东乐亭县，去投亲靠友，通过康静波介绍当了一名中学教员。我在这时，也被晋深极县党组织发现，委托李之信找我，化名杜巍到祁底村当了小学教师。李之信非党员，是阶平的
老同学、好朋友，也在该校任教。该村去宿村七八公里，是敌人的大乡，驻有伪军，学校是两面学校，性质是使用两套课本，应付敌人。校长彭庚生，秘密党员。我还把俐波带去，她已到六岁，该读书了，家里剩下母亲抚养争明。
1943年，巨大灾祸降临到我们的家庭，不是一而再，而是再而三！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婆母去世了。春节过后不久，老人便有病了，正是寒假，阶平也偷偷回家看了看，千言万语哪能倾诉完母子之情。儿子前脚刚走，老人家也很快归西了，享年七十三。儿子争明这年已经五岁了，聪明又活泼，虽然吃的是粗粮野菜，但身体很壮，加上姥姥的娇惯，敢冲敢闯，大家都说他将来是块当兵的料。农历八月的一个夜晚，突然发起高烧，姥姥抱在怀里，希望他发汗退烧，却总不见好，当时我也在家，大家急得团团转，但农村一无大夫二无医药，半夜三更真是求告无门，眼巴巴看着孩子体温越来越高，出现抽风，饥不择食，便请附近老太太用针扎他的嘴，乱扎一通。扎遍了，到底也没能挽救孩子的性命，天亮了，争明也停
止了呼吸。孩子得病大致是急性肺炎，不用说现在不是不治之症，当时如果手头有退烧药，也不至于死。最使我揪心的有两点：一是死前那一路针扎的，孩子太受罪了，嘴唇扎得血淋淋的；二是孩子到死不知道有个爸爸，阶平是“黑人”，每次回家，怕孩子到街上乱说，总骗他说“那是先生”。
争明之死，受打击最重的是我母亲。从我那一代，老人家就盼望抱个男孩，好容易有个外孙，可真成了心肝肉，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如今只是一夜之间，恶魔就把她的心头肉从她怀里夺走了。太残忍了。痛定思痛，把拜了多年的佛堂收拾起来，再不信佛了。白白花了多年的心血求佛拜菩萨竟是如此无情，不能保佑她的外孙，还有什么可信的呢？老人家这样醒悟也不一定是好事，她的精神支柱从此垮了，觉得世事如灰。她原有一些妇女病，这时忽然严重起来，奄奄一息，在争明去世约两个月，老人家也撒手西去了，享年六十六岁。一个峨眉山下的长者，到头来埋骨华北大平原上，陪伴老人家的只有她的外孙。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年头，阶平不在家，我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痛苦。1943年，我又找到了组织，回到了党内，并从祁底调到耿庄，那里的小学是一面小学，再不必支应敌人了。阶平在离开冀中时，曾通过刘国正和晋深极县宣传部刘铭西同志取得联系，这时，他们表示环境允许阶平可以返回冀中，于是阶平于1943年末，也回到了晋深极县。
1944年，阶平留在晋深极县政府工作，我继续在该县的耿庄小学任教，两人不常见面。同年的下半年，女儿澄波要出世了，我考虑妊娠需要一个月的安全时间，耿庄是根据地，敌人习惯在这个时候搞秋季扫荡，很难有保证，老家宿县是敌近区，日寇反而没有大的军事出动，加上那里有姐姐、嫂嫂，在家护理一定更为方便。于是决定到老家去，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一个大失误。阶平原在的乐亭学校有两位老乡，除康静波外，还有位彭松年，他在1944年秋，也回到晋深极县，原本是抗日干部，这时准备继续工作，并很快和阶平会了面，阶平手头曾为他带领过一些工资，交我保管。便让他乘我在家生育期间到宿县来取。晚上如何叫门使用暗号，也一一相告，想不到这又是一个重大错误决策。
澄波出生后半个月，好像是11月份的一天清早，晋县敌人包围了我家，打开门，要找崔阶平。查遍各个房间，又翻箱倒柜，逼问
他们得知争春是阶平的”“他根本不在家。：我把他藏在哪里？我说儿子，就狠狠拷打他，也不得而知。便一定追我要人，找不到崔阶平就决定把我抓进城去，也不管我坐月子期间，身体能否经受得住。家里人只好用大车，又在我身上盖些棉被，随他们送进城里。我马上被押入监牢。事件发生在彭松年取钱后仅仅两天。
向敌人通风报信的是崔双计，和阶平同姓不同宗。两家相距很远，平时无大矛盾。夜晚房顶防盗，和哥哥及侄儿也曾相互协作，阶平秘密回家对他并不有意识地回避。可是此人的儿子后来当了伪军和敌人有了勾结，彭松年来我家取钱时，他一定是听到了动静，相信我刚生孩子，必然是阶平到家了，而且一两天内不会
离开。他何以要对我们下此毒手？解放后据他交代，是想要他家对面我们的一块庄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审讯中，敌人仍追问阶平藏在何处？我不能说出实情。只有谎称阶平早不抗日了，早已到冀东乐亭县一所中学教书去了。敌人我们会给他一个好的差事！”我你负责叫他回来，“那很好，：表示也满口应承叫他回来。随后真的写了封信寄往乐亭，同时又不得不告知家人，让康静波见信后，马上以崔的名义写信回来，表示工作忙临时走不开，难以成行。
不知道此时敌人感到我的身份，不应是犯人，只是个人质，还是以为一旦阶平归顺他们，将和他们平起平坐，将来家属会因此事对其过分苛刻；还是觉得我带有孩子，会影响其他女犯的安静。总之，在监狱关了三天，就叫我离开，特务张木成负责看管，张是铁杆汉奸，深泽县人，在晋县带有家室，租一家农房居住，让我和房东老太太住一起。张两口子住南房，守着大门，不准我出门，吃
饭由老太太供给，我算吃包饭，饭房费自理。俐波随后也跟我住在一起，陪同别人坐监，七十二行中也算是一个特殊行当。不过她已慢慢懂事，可以帮我做饭，她可以上街买菜，买油盐酱醋，敌人看到所谓的来信，不满意，也不肯罢休。让我再催，这场闹剧将如何结束，我心里敲鼓，无非过一天算一天。其实敌人也的确愚蠢，乐亭是敌区，他们只要去信或去人调查一下，我的西洋镜不就戳穿了吗？偏不，偏要听信我的供词，最后窗户纸还是让自己人给捅破了。已经是1945年，敌人抓了晋深极县的一个财粮干部，此人没有骨头，按照敌人意愿，供出县里所有干部名单：县长杨克，秘书竟是崔阶平..这一下，他们才恍然大悟，大发雷霆，把我叫去，说我不老实，欺骗，这时我也豁出去了，是死是活随他去吧！
我没有力量使不得不如此！老实说，“是你们逼我干的，：我说一个抗日干部回来同你们合作，即使有，我也不干！”敌人见我这种态度，仿佛也感到无可奈何，作为人质，我没用了，但又不甘心释放。
晋深极县的党政组织始终在设法营救。张木成这个堡垒，不好突破，后来发现张有个“上”，也是深泽人，和张有矛盾，便找到该人的父亲做工作，老者又到晋县给儿子做工作，可能还花钱送礼，居然有效了，让我找了三个保人，释放回家，时间大约在四五月间，我失去自由足有六个月，澄波也该半岁了。
不敢在家久住，也管不得什么保人，收拾些随身衣服，带着孩子连同争春一起，很快逃到根据地。当时阶平去分区整风队参加整风去了，后来在一个什么集会上，还是碰了面。两人有千言万语来不及细说，他对澄波第一印象是太瘦了！我告诉他：几个月来，我的奶水很少，又搞不到什么孩子可以吃的东西。匆匆话别，可是也都觉得今后就好了。既然来到根据地，就必须准备“跑日本”，和阶平会面后不久，敌人在那一带又来了一次扫荡。俐波跑得最快，总在前面喊我们快走，我抱着孩子，争春拿着包袱，跑起来实在吃力，脱离开敌人包围圈之后，已是气喘吁吁，再没有力气走了。我就给孩子们商量，如果敌人再追，跑不动时，先丢包袱，再一步就丢澄波。谈到这里，见说丢孩子，争春坚决反对，俐波也不同意，他们没有另外的办法，但坚决反对。好在敌人再没有追上来，那一次也是敌人最后一次扫荡了。不久，领导让我参加经济队受训，几个孩子由我作了安排：争春回老家跟着伯伯学种地，澄波找了小堡村一家奶母，俐波则托靠晋深极县干部杜今中同志，他家住深泽大堡村，家里有母亲，爱人、妹妹把俐波当成家庭里的一个成员。
直到此时，我们才算稍微安宁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