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水深火热中的魏云仙，虽然年幼，但她已经懂得，如果不反抗，就无法活下去；不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10岁的她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大人们拿起了枪，对准了日本鬼子，孩子们站起了哨，他们拿着红缨枪，一派英姿飒爽，哪里有动静，他们就会很快做出反应，他们还以放羊为掩护，为民兵和八路军通风报信。小英雄“王二小”就是他们中最典型的一个。
在战事稍微缓和的空隙，儿童团的团员们就走村窜乡，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号召更多的人起来抗击日寇。他们的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魏云仙老人记忆犹新，她说那一段岁月，永远不能忘记，那是真实的，永远不会忘怀的。说着，她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
这是一首在抗日地区广泛流传的歌曲《救亡进行曲》(钢鸣词，孙慎曲)。如今年近八十岁的魏云仙老人依然一字不落地唱着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她曾经战斗的地方，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战场。
进入山西省武乡县境内，四处静悄悄的，山岭、河滩上很少看见有人在活动，弥漫着一种紧张、肃杀的气氛。空室清野等有关战备早已完成，群众都转入隐蔽的相对安全地带。抗日大军的主力部队一到，很快就围拢上来不少民兵，好像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
一样。在太行山一带的抗日民兵们都不脱离生产，平时一律便装，他们都有刀矛步枪等武器，除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外，还打击小股日军，掩护群众进退。他们对当地的民情、地形十分熟悉，来去自由，行踪不定，这让日军十分头痛，诬称他们是“土八路”。
在日本侵略军没侵略到这里以前，武乡一带的民风历来比较温和，一般人不吃鸡，也不杀鸡，甚至不敢看别人杀鸡。在日本军侵略的几年时间里，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屠杀，使武乡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杀死小日本，成了他们报血仇的最主要目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抗日救国的教育下，武乡人对国耻家恨的认识提高了，明确了杀死日本侵略军就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自己，他们拿起了武器，不但敢杀鸡，而且杀起日军来一点都不手软，不少英雄好汉，都是因为杀敌而立功扬名的。1938年，日本兵血洗武乡峪口村后，在一个大庙的照壁上用人血涂写桌面大“杀人场”三个字，妄图吓唬群众不再反抗。结果适得其反，激怒的群众被杀红了眼，高呼“以血还血”、“誓报血仇”等口号，纷纷参加民兵组织，拿起武
器同日军拼命。在反“扫荡”战斗中，少量正规军就是结合广大民兵在日军的包围圈内往来活动，看准时机，就对日军形成小包围，突然攻击，打完就走，使日军防不胜防，完全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在武乡，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当地的人民群众更是发挥了无穷的智慧，魏云仙老人深有体会地说起了一桩桩趣事。
山西农村青年的小名中多有叫“孩”字，比如“三孩”、“五孩”、“八孩”等等。平时民兵们都穿着平常衣服，与一般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日伪军经常潜伏到根据地来进行侦探，也穿着便衣，伪装得像个老百姓样子，很难让群众区分出敌我，于是，群众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对十孩”的办法。在两个遥遥相对的山峰上，很难看清对面活动的究竟是什么人时，这边就喊“四孩”，对面回答“六孩”，对面喊“七孩”，这里答“三孩”；是自己人，就会用四加六、三加七、五加五..等于十的方法，来区别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日伪军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听见喊声要么不回答，要么就乱答，结果只能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个方法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民兵组织，而且，对来犯之敌的甄别提供了一个验证。战争让敌人犯下了愚蠢的罪行，让人民群众变得聪明、变得智慧了，武乡人就这样和入侵的日军斗智斗勇。
为了适应战势的需要，武乡还挖了很多的地壕，作为安全的交通通道，掩护主力军和民兵们的行动，阻止日军的前进。他们还根据形势展开了反“蚕食”、打“维持”、反“扫荡”、反“清剿”等行动。
反“蚕食”打“维持”是根据1942年春，日军对武乡抗日根据地实施全面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以此大量捕杀抗日军民。为粉碎日军使根据地变为敌占区的阴谋，同年5月15日，武乡县反“蚕食”斗争委员会成立。县委作出反“蚕食”打“维持”的指示，确定了具体做法：在边沿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游击小组；到敌占区进行武装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汉奸罪恶事实。如武西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斗争中，有六个村扩大到十八个并肩建立了七十多个游击小组。六月，武西一区民兵十二名，配合游击队，在敌据点附近，游击侦查十五次，摧毁十三个“维持会”，抓伪干部七名，没收“居住证”百余张。并建立成情报线，到维持村订立抗日公约。二区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到敌占区活动，在二十四个村，进行武装宣传，受教育群众一千多人，收“居住证”五百多张，抓获奸细六名，争取伪军三名反正。三区游击组十余人，抓获伪干部三十一名，营救被抓壮丁一百多人，收“居住证”两千多张，袭击敌据点一次，并在聂村破坏围墙五段，夺回木板十余块。配合决死队到南沟分水岭敌交通线上袭击一次，收获电线四千多斤。
、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为时半个月的1942年秋，“清剿”“扫荡”，段村据点的敌伪军为配合日军主力部队“扫荡”，不断派出小股武
装随同便衣特务，向二线和三线（距离敌据点五里和十里的地带）进行奔袭和骚扰，扩大对其维持会的影响；在接敌区和我军展开
争夺游击区，常常是日军打过来，我抗日军民反击回去，日军钉下“钉子”，我军民乘其立足未稳就拔除掉。
从1942年秋季“扫荡”后，凡是维持了的村庄，日军都称“爱他们欺骗群众说护村”，
伪政权强调所有维持了的村，都必须按时送情报，按规定出劳役、送壮丁、交粮、交款，还要送姑娘。若有一件办不到，轻者棍棒，重者水牢，外加一个“私通八路”，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日军的“爱护村”由原来的一线推进到二线防区，严重地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武乡县委号召各区正面出击，大讲抗战形势和抗日政策，并逮捕和镇压了一些暗藏的敌特，打击了二、三线秘密建立起来的间谍网，1943年夏季“扫荡”开始，武东新三区领导作了周密调查研究，配备了武装力量，掌握日军间谍网点，分别在巍家窑、郝家垴、姜村、曹村、五科、里峪沟、徐阳“对爱护村不烧、不杀、不抢、不抓。”可是
等七个点上全面出击，一夜之间打掉了日军精心建立起来的间谍网点和维持会组织。紧接着就在这条线上，展开强有力地政治攻势，大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形势，大讲抗日政府对敌斗争的政策，大讲敌占区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光明前途。这种攻心日军是很害怕的，攻的越多，日军就越孤立。每当进行一次攻势，总有一批敌伪人员主动靠近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到1943年底，武乡又恢复到1942年秋季“扫荡”前的状况，坚持在二线，工作到一线，把工作做到日军的碉堡下。这种“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44年夏季。魏云仙老人还讲述了当年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清剿”的情况。反“扫荡”是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扫荡”所进行的尖锐斗争。
日军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的“扫荡”中继续加速“蚕食”。其中“扫荡”的方法经常变换，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到”、、“牛尖子战术”，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而每次“扫荡”又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武乡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广大民兵自卫队，以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破袭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粉碎了日伪一次又一次残酷“扫荡”，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1939年4月10日，敌一零九师三千余人，开始向白晋公路进行“扫荡”，并于5月17日占据武乡南关镇。武西军民积极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破坏日军的交通，将衣服、粮食埋藏起来，牲畜羊群赶进山沟，水井盖好用土伪装，日军“扫荡”到来，既找不到粮吃，又找不到水喝。游击小组配合主力部队，偷袭日军据点交通线，以冷枪、地雷、破路、割电线等多种办法，阻止日军的“扫荡”。1942年2月3日，日军三十六师团，独立第一、四旅团以及平汉线之敌一一零师团各部共一万二千人，采用、“捕捉奇袭”“铁壁合围”
开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武乡县抗日政府，为粉碎日军的“扫荡”，加强了县、区领导，坚持腹地游击。2月4日，长治、武乡等地之敌，奔袭二、三、四区之蟠龙、石板等地，捕捉壮丁，抢杀牲畜，任意烧杀掠抢。八路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及民兵，机动灵活地打击了“清剿”之敌。4月25日，敌千余人连日“扫荡”洪水、蟠龙地区，被洪水民兵二十七人，伏击于董家庄，毙敌中队长以下五人，生俘日军一人。在这次“扫荡”中，武乡群众死数千人，如二区温庄一个窑洞内就被熏死十九人，洪水附近一个窑洞内被熏死五十多人，大有村被日军杀死四十六人。日军被八路军打败逃跑时，曾往井里投放毒药，柳沟、东堡、南台等十一个村庄，中毒死亡者甚多。
1942年10月，日军开始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20日敌人向武东地区实施合击。在这次反“扫荡”中，我抗日军民密切“纵横扫荡”“辗转清剿”“夜行晓袭”等战法，对太行区展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保卫了群众。26日，八路军三八五旅十
四团一个营在武东漆树坡等村民兵配合下，袭击从里庄转移之敌，毙伤日伪军三十余人。27日，七六九团两个连，迎击在韩壁以南之马鞍山搜山之敌，毙伤敌四十余人，掩护了群众。七区民兵用土枪保卫窑洞，救下三百多群众。苏峪民兵伏击由洪水南下之敌数百名，以两个好射手埋伏于河沿隐蔽，十二个民兵埋伏于山腰上，待敌进至两射手侧前方几十米之地，一射手瞄准乘马日军军官，一射手朝着拉马士兵，把鬼子打了个人仰马翻，山腰上十二个民兵用排子枪掩护，趁敌混乱之际机灵地转移了。上北漳村和上、下型塘村民兵用破坏日军交通线的方法，保护了粮食，阻止了日军的“扫荡”。范家村民兵伏击在山梁上，击溃了向上光志村方向奔袭的三百多日军。敌“驻剿”寨坪时，民兵在距二里的山梁上，埋设地雷，炸死五、六个日军。阳坡庄民兵游击小组，用冷枪打击日军“清剿”部队，气得日军架起机枪乱扫，但不知民兵在哪里。特别是洪水一区民兵，主动到外县的马堡、墨镫、戈北坪、白和等地打
游击，带动各村民兵群众卷入反“扫荡”斗争。在这错综复杂的反“扫荡”斗争中，武乡人民又创造了新的方法打击日军，民兵们把地雷、手榴弹埋在草堆柴火里，当日军点着柴取暖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日军在型村、峪口、长乐沿途店铺壁上，发现贴有“打倒日本”的标语，前去扯标语，一开步就踏响了连线地雷，成批的日军、洋马被炸死。五区上、下光志村民兵在山头上设哨，日军一来，便指挥群众转移，日军一走，群众又回到村里辗米、挑水、藏粮。1943年5月，日军又对太行山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出动兵力达一万五千人以上。武乡军民除以游击坚持内线斗争外，主力转向外线与敌周旋。我军民在“来时招待不周，去时好好欢送”的口号下，分散展开麻雀战、地雷战。5月14日，由洪水向蟠龙撤退的日军，在武乡独立营与民兵的轮番袭击下，不能撤退。15日夜间，日军偷偷西逃。可蟠龙至武乡城的大路两旁，布满了游击队和民兵，沿途五十二个村庄，到处响起了枪声，日军且战且退，狼狈至极，抢到的小麦抛弃一路，抬伤兵的日军不是也成了伤兵就是被打死。5月
“扫荡”失败后，又于六月合股“扫荡”武东根据地，抢掠老百姓小麦。这次洪水民兵联合苏峪、南台、寨坪、东庄等村民兵，开展了群众性的斗争。村村打冷枪，处处爆炸声，一村接一村，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抢救出民夫二百多人，毙伤敌伪军五百多人，夺回小麦十万余斤，得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嘉奖。
1944年，在反“扫荡”中，武乡地区武装更加广泛地展开游击战争，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日军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日军出发，民兵游击组遍布各地的情报站、了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日军的动向。日军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严重损失。
由于民兵与群众密切配合，粉碎了日军多次抢粮“扫荡”。这些战例，充分体现了武乡民兵机智勇敢，愈战愈勇愈强，成为了抗日大军中一支不可战胜的游击力量，为保卫家乡屡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