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怕八路军偷袭，命令我们这些“苦力的干活”抬箱抬柜堵炮楼旁的一条胡同。我们四个人抬了一个大立柜，挡住了大半个胡同，这时我的鞋掉了，就在我蹲下提鞋的工夫，那三人又搬来一张大桌子，正好把胡同堵严，而我刚巧被堵在了外边。我一看，鬼子没发现我，我便钻在桌下，紧贴墙根藏了起来。
天黑了，我慢慢向北摸去，进了路北一条胡同，我拔腿就跑，跑到北头一看，糟了，这是一条死胡同。堵胡同的墙有一人多高，没有可蹬可抓的地方，我又拖了个病身子，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我胸中憋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一心回部队打鬼子报仇雪恨。我倒退了几步，吸足一口气，一个箭步，猛地一蹿，竟用双手攀住了墙头，翻上墙去，一跃而下。墙外几步远便是一片高粱地，钻进高粱地，我放心了。坐下喘了一会气，定定神，然后慢慢向西北方向走去，我估计那一带可能有我们的部队活动。果不出我所料，走到后半夜，月亮快落了，在一个村子外碰到了衡水县大队二中队的游动哨。哨兵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没弄清他的身份，就谎称自己是老百姓。他觉得我可疑，把我带到部队反复盘问。我一口咬定自：一见我脱口就喊己是老百姓。这时进来一个战士，“田班长！”这个战士名叫张安仁，曾在我班当过兵，我一眼便认出了他，喊了一声“张安仁！”我们俩紧紧抱在了一起。接着，中队指导员也来了，他叫李健，我们也认识。情况弄清了，李指导员把我安排在群众家继续养病。过罢春节，县大队来了个姓尹的干部，问我病好了没有，能不能归队，我说病好了，我早就想归队了，可不知我们二营在哪里。
：姓尹的干部说
“我是县大队的大队长，你的情况我多少知道点，你打仗很勇敢，找不到二营，就跟我在县大队干吧。”就这样，我干上了地方武装。
我跟着尹队长作战半年多，一次伏击战使我久久难忘。那是1944年春末的一天，侦察员报告：明天清早枣强县伪军要出城活动，有四五十人，尹队长当即决定打伏击。第二天拂晓，我们按照尹队长的布置，选好伏击地点，化装成锄地的农民，进入阵地，单等队长“把锄头向上举三举”的暗号发出，给这伙汉奸走狗来个迎头痛击，彻底消灭他们。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敌人过来了。当敌人离我们不到一华里时，尹队长发现敌情有了变化，原来在四五十个伪军后面还有一百多个日军。怎么办？敌我力量太悬殊了！打？不行；走？更不行。队长当机立断：先打后走！先打他个晕头转向，趁其混乱，迅速转移。当敌人离我们百米左右时，尹队长猛地把锄头举了三下，我们这些“锄地的农民”用机枪、步枪同时开火，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敌人以为中了八路军正规军的埋伏，呼啦一声抱头鼠窜而去，我们则乘机远走高飞了。敌人撤出一里多地才稳住阵脚，他们重新整顿队伍，向我军反扑。但是，打了好一阵炮也不见还击，冲到我们刚才的伏击点，连个人影也没有，鬼子们这才知道“上了土八路的当”，气得鬼哭狼嚎似的嗷嗷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