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张熙如老人，听她讲述过去六十多年的记忆，她就是一名战士，她激昂的情绪深深感染着我们。时间仿佛在她的脑海里居住了下来，她清晰的讲述，让人忘记了时间的长度，那是信念的力量，也是献身祖国、保卫祖国的理想，一直激励着她，也充实着张熙如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张熙如出生在河南巩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境不错，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思想开明，所以，张熙如到了应学年龄，父亲就送她进学校去读书。张熙如考入高中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当时的开封学生运动非常活跃，起来反抗，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8年5月，日本侵占河南省城开封后，又南下威逼武汉。开封沦陷，战事紧迫，这时，张熙如的大哥从上海回来，向张熙如提出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想法，并加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部队。这令张熙如十分高兴，这也正是她渴望已久的愿望，她早就知道大哥已经加入了抗日革命的先进组织，于是，毅然决定跟随哥哥去当时青年人最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张熙如的父亲已年逾六十，但是得知他们的意图和目标后，非常高兴，写诗送给他们兄妹，诗中写道：
“明知行役苦，不忍便留汝。
丈夫志四方，岂别男与女。
汝有时乘船，我心寄桨橹；
汝有时乘车，我心寄轮毂；
有时徒步行，我心寄尘土；
异旅风霜赊，我心在露宿。
强颜悲作欢，汝去莫回顾，
后会如有期，同向光明路。”
诗中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爱国人士追求真理的乐观主义精神，把“赤子身上衣，临别密密缝”的慈母般胸怀交给了他的儿女，父亲还亲自送他们兄妹一起踏上救国的抗日大道。如今，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张熙如，一谈到父亲，脸上就露出自豪的喜悦：“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虽然没有亲自扛枪上战场，但他掩护过很多的革命战士和革命干部，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从物质上援助抗日斗争。解放后，他主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政府，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自己只留一点儿能够养活自己的地，自给自足，从不给政府添麻烦。他真了不起！”
1938年冬天，一路跋涉，张熙如兄妹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他们的请求很快被批准，并幸运地搭上了一辆给延安根据地运送物资的车辆。张熙如老人谈到这里，开心地笑了起来，她说参加抗击日寇的革命历程虽然很艰苦，但自己踏上革命之路还是很顺利的，是坐着汽车去延安的。刚到延安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每天还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但张熙如的革命热情却很高涨。按当时组织的安排，她先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时，从全国各地来的热血青年，都沉浸在革命的热浪中，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决心保卫祖国、抗击日寇，随时准备去战斗的最前线。
“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我们被打走日寇，决不做亡国奴的热情激励着，从来没有后悔过，革命的决心一直很坚决。不管后来遇到什么困难，也没有退缩过。”张熙如沉浸在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那个时代带给她无限的自豪和难忘的回忆，这在张熙如晚年创作的诗词中，一一体现了出来：
匆匆往事话“七七”，
延水河边浣夏衣，
塔影流萤挥不去，
攻读马列扣心扉。
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同学们被分配到抗日前线去。张熙如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很快要离开革命的摇篮延安，虽然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但要到战斗的前线去了，张熙如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
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首先要渡过黄河。那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张熙如一行来到了黄河岸边，那里早已有安排好的渡河船公在等待着，他们都是群众中积极抗日的先进人员。趁着夜黑风大，对我军来说渡河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来自自然界潜在的危险也很大，幸好船公都是些渡船的好把式。按照命令，上船后大家紧紧地一个挨一个坐稳后，就听到吩咐：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得发出声音，否则会暴露此次行动，一旦暴露，就会耽误渡河，行军计划将遭破坏。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并非是天生胆大，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保卫祖国，她们在战火的洗礼中，从一个个柔弱的女孩变成一名名女战士，战火让她们逐渐变得沉稳、变得从容，也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
坐在船上的张熙如，看不见周围的任何景色，一切都隐没在漆黑中，只听得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夹杂着哗哗的大浪声，随着浪声。船忽而一跃而起，忽而又从高处跌入深谷，一阵又一阵的浪涛，从船舷溅起来，水花落进船舱里，队员们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加上吹来的夜风，就感到一股股透心儿地冷。大约半个小时，
船终于安全到岸，大家顾不上寒冷，赶紧集合队伍，出发！
很快队伍就行进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地界，马上就要进入敌占区，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第一道关就是过敌人的封锁线——“囚笼政策”，公路为链、碉—同浦路。日寇实施以铁路为柱、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因为时间很紧，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通过，所以非常紧张。对这些没有经验、第一次过封锁线的女学生们来说，就更紧张了。由于敌人的巡逻次数很密集，只能在夜间行动，而且必须在一个晚上迅速通过一百多里的防线，只能轻装。按规定女生随身所带物品不得超过二十斤，男生不得超过三十斤。他们由一位队长带队，白天做好准备工作，夜间开始行动。行动前为了防止掉队或看不清前面的队员，他们把白手巾绑在手臂上作标记；对未能通过封锁线或者走散的队员，如何再次集合到队伍中来，事先都做好了相应的应急方案。由于敌占区的群众和民兵们，在侦查工作方面作得很好，所选的线路也比较安全，队员们终于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也许是因为急行军，刚过日军的封锁线后，大家就觉得口干舌燥，咽喉冒火，非常想喝水。正在找水源，突然日军的飞机飞来了，队长命令大家赶快隐蔽，没办法只好就地喝些脏水解渴。在艰苦的战争时期，任何难以想像的境地都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没有药品，就因地制宜，—为了防止队员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蒜——肠胃炎。因接触了不良的食物或喝了不太干净的水，就吃一口大蒜预防。在那个各种物资都很缺乏的时代，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就是最好的药品了。
到了边区后，队员们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把最好的吃的、最好的住处都让给了战士们，群众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初次参加战斗的年轻人。一安排停当，他们马上就组织展开工作，宣传抗日思想，搞抗日文艺演出。
1939年的10月，日军进行秋季扫荡，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军民做好了充分的应对措施，使敌人的这次扫荡扑空了。
敌人一走，文工团的队员就开始走街串巷，搭台演戏了。条件艰苦，大家就想办法，找点子，他们自己设计了折叠式舞台。简易方便，到哪里，只要一展开，就是一个临时的舞台，很适合流动。条件是艰苦，但演出的节目可不能马虎，有自创剧《民兵上前线》、歌剧《王二嫂》、话剧《雷雨》等。在话剧《雷雨》中张熙如扮演鲁妈。
当时文工团的人员缺乏，仅有几个队员，就身兼数职，大家也是多才多艺，能唱能演，演完话剧，赶紧收拾一下，再上台表演唱歌；歌唱完了，又忙着准备演话剧..说累，很累；说辛苦，很辛苦；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作贡献，什么苦呀累呀，姑娘们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伟大的事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打走日寇，建设新中国！这就是张熙如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
张熙如是一位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抗日战士。在革命还没有成功之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制度：“一天不打败鬼子，革命一天不胜利，我就一天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考虑结婚！”演节目，当教员，哪里需要，张熙如就投身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她都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干，她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
除了文艺演出外，张熙如还担当了学校的教员任务，当时，师资力量很缺乏，这些来自延安抗大的学生们就是当地最好的教员。
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学校通过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青少年学生树立革命观念、劳动观念、群众观念，养成朴素、勤劳、友爱、团结的精神，既提高了青少年的文化知识、阶级觉悟，又增强了对敌人的仇恨，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敌斗争的能力。
除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外，群众教育也不可忽略。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地群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用各种宣传
形式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服务团、工作团、话剧团、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青年协会、妇女救亡会等，都是在抗日救亡群众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组织形式。其中，举办农民学习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剧目等成为向群众进行教育的主要形式。此外，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和训练班，因地施才，举办教师训练班，就地培养师资人员，培训中小学教师。
培训班所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唱歌等。政治课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发动抗日高潮；军事课，每天早晨背背包、背枪跑步，下午作军事练习，如练习卧倒、瞄准、投弹、射击（最后每人发5发子弹练习打靶）；文化课讲有关抗日方面的文章；唱歌课教唱《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参加学习的教师每期150人，时间为1个月，结业后分回各校。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宣传抗日，并随时准备迎接战斗。同时还组织地方团队学习政治、军事、文化，以加强自身的战斗素质。
1938年以前，各地方的武装掌握在地方绅士、地主、保长和部分农民手中。1938年，在各地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号召他们联合抗日。抗日政府协助他们统一整编，成立了“抗日自卫团”，下设五个中队和若干分队。中队、分队的政治教官、军事教官都是“七七工作团”派人担任，对官兵开展政治和军事训练，还举办“干训班”训练下层干部，又从县中学生中选派学生到每个中队担任文化教员，他们负责教识字、唱歌。通过组织团队学习，使自卫团官兵懂得了抗日政府的政策，提高了对抗日的认识和军事、文化素质。
妇女历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的自身素质决定着下一代人成长的质量。我们首先成立了妇女文化学习班，不收学费，课本免费发放，每人一套《新编千字文》。教师除教读书识字外，还讲妇女解放、联合抗日等道理。通过学习，学员们思想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上学在抗日根据地再也不只是富裕人家孩子的事，全民接受教育是革命的目标和理想。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平民学校，专收贫民子女入学，不收学费，不要求衣服一致，免费供应学生课本。开
设课程有国语、算术、音乐等。学校还组织人来做报告，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宣传我党的国共合作抗日主张，教唱革命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
那时，学生写字买不起纸，老师们就在校园里制了一个沙盘代替纸，用树枝代替笔，在沙盘里练习写字。他们还组织儿童成立歌舞队，开展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全面开展城乡抗战救国群众教育，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救国教育运动的发展。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与生产的知识技能教育重于一般文化知识教育。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举办教育的方针。当时干部学校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如军政干校；二是举办干部训练班，如中学和抗敌游击干部的训练班。
通过在抗日根据地的“抗大”式的新型学校里的学习，在短短的两年里，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
1942年，疯狂的日本鬼子开始对张熙如他们所在的晋察冀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在日寇的三次扫荡之后，根据地的形势变的十分严峻，在敌后展开的一些工作，已经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形势迫使中央决定将党的一些重要机关、组织、各个文艺学校以及供给部等，撤离沦陷区，学校、文工团、供给部三方组成一个团，向革命圣地延安撤离，张熙如也将随部撤离晋察冀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