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不管在哪个国家中，她们的状况都影响着这个民族的道德、行为方式和品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是幸福还是不幸，是开化还是无知，是文明还是野蛮，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女人在她的特殊的王国──家庭中权力的运用。妇女精神的解放是整个社会精神解放的延伸和保证。爱默生说：“对文明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善良的女人的影响。”乔治•赫伯特说：“一个好的母亲抵得上一百个学校的老师。”塞缪尔•斯迈尔斯说：“女性的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素养。”
人口专家在《人口研究》撰文指出，目前制约妇女发展的两大问题是能力贫困与生殖健康。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准确和恰当的。这两大问题在西部尤为突出，必将对新西部的开发与建设产生影响，需要加以重视和认真对待。甚至可以这样说，新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必将体现到妇女的能力的提高和生殖健康上来；反之，没有改善妇女的能力贫困和生殖健康，新西部的发展和文明将不可能完成。
一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生殖健康的正确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现象，而是指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妇女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与孕、产、育的关系特别密切。然而迄今为止，歧视妇女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父系文化或夫权意识盛行的社会里，尽管妇女始终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但从来不是生育的独立决策人，妇女本人无权主宰与自己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孕产事件（诸如：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男生女、生育几胎、间隔几年等）。如此生育职责与权利的分离，使得现行的计划生育工作很难深入贯彻。同时，在这种不尊重妇女甚至把妇女当做生育机器的社会氛围里，妇女的身心健康是不可能受到重视的。我国历史上，由于生产力落后，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以男性为核心的父系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是男性的依附品，随之产生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早婚、早育、多生，尤其要多生男孩。比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意思就是生个男孩子，让他睡床上，给他穿衣又穿裳，给他白玉璋玩；生个小姑娘，让她睡地床，一条小被包身上，给她纺线瓦锤。教她谨慎矜持要柔顺，料理家务会烧饭，不给父母添麻烦。可谓待遇和要求天壤之别。再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的“后”就是特指男性，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孩而无男孩仍然是绝后。至今，传统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还根深蒂固。媒体曾报道一山区妇女生了12个女孩，当记者采访时还对自己未能生男孩惭愧，说还要生。真有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气概和悲凉。只有把妇女放在生殖健康的中心位置，体现其应有的自主性和主体作用，就像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行动纲领》中所特别指出的那样：“妇女应当在领导、计划、决策、提供、组织和评价生殖健康服务及生育保健方案的各种服务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使妇女能在她们的家庭和社区中，作为男子平等的伙伴参与决策过程，才会有助于生殖健康的顺利实施。毫无疑问，提高两性平等产生的总体效果将极大地影响生殖行为。
二
贫困是社会不平等和发展不足最典型的表现。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专门提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就像人类发展围绕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远比收入宽泛得多一样，贫困也应该被看做有多个角度。”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理念并多层次地度量人类发展程度，该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综合指数── 能力贫困指标 （CPM─Ｃapability Ｐoverty Ｍeasurement），用于考察人口中缺少基本发展能力的人数及比例的情况。在这份报告中，能力贫困指标所定义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生存的能力（即获得营养与健康的状况），二是健康生育的能力，三是接受教育与获得知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时还特别强调，这一综合指数的重点是妇女的不平等状况。“妇女参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实践中备受瞩目的一个领域，也是现代妇女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消除能力贫困是妇女参与发展的关键。
妇女参与发展能力的低下，即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整体状况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外，成人识字率（男性为89.6%，女性为70.9%），一、二、 三级总入学率（男性为61.0%，女性为55.0%）， 所占的收入份额（男性占61.9%，女性占38.1% ），这几项反映人口经济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的指标，在总体上仍然都是女性明显劣于男性。与男童相比，我国女童的受教育机会更加缺乏。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我国15~39岁的青年女性，仍有6.8%的人是文盲、半文盲。其中20~29岁和30~39岁正处于生育高峰期的育龄妇女中， 文盲半文盲分别占5.7%和9.5%；而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迄今为止众多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中仍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她们既要承担繁重的多重角色（职业女性、妻子、母亲）负担，又缺乏应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竞争的氛围，在获得社会服务、参与决策、资源分享及安排个人生活等许多方面的状况均不尽如人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参与发展”首先需要通过群体的努力，赢得平等、宽松的外在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妇女地位低下和社会性别不平等，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制约之外，还存在着更重要的主观因素影响，这就是女性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不足。
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女性整体的发展能力（或称参与发展的能力），仅仅依靠满足她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改善她们所处的外在环境，不仅不足以切实提高妇女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而且社会给妇女所提出和增加的要求（譬如就业、参政等等），还可能会从根本上违背女性自身的利益。如果没有发展能力做保障，无论是女性的经济自立和效率，还是社会性别的平等与赋权，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就目前而言，推动西部妇女参与发展，最关键的应是促进女性群体发展能力的提高与完善。国家和各地及其他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和工程，但多是扶贫救助性质的，还缺乏能力建设，比如教育培训的长远计划和长效机制。因此，为了使广大西部女性彻底摆脱贫穷，国家及其各部门应从教育的长远计划来推动妇女参与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女性发展身自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