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艺出版社几经周折，同我取得联系，决定再版《波珀先生的企鹅》。那是九月下旬，我正做访美准备：写论文、改论文、赶译一部书稿、办理出国手续，准备参加10月底在扬伯翰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为了不误出版社发稿时间，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译文手稿，还找到了一本近版原著。安翔帮我扫描、打印了所有插图，又把这些插图刻制成光盘，先后代我寄往杭州。
我答应为《企鹅》再版写几句话，11月18日从美国一回来就写。可是我等不及了！一年没有见面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幅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就像22年前那样。“爸，你快写吧，我不打扰你！”
安琳读小学时，晚上做完作业，总喜欢听爸爸、妈妈给她讲故事。那时，少儿读物奇缺，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那些战斗英雄的故事。听得次数多了，她就不喜欢了。不知有多少次，女儿近乎乞求地说：“讲个新故事嘛！”
1978年初夏的一天，我送走一批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在宾馆的废纸篓里拣到两本英文书，一本是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另一本就是Mr. Popper’s Penguins。我见是少儿读物，如获至宝，一口气就读了一大半。
有新故事了！当天晚上，我一边念英文，一边口译给女儿听。安琳高兴极了！一双黑眼睛睁得圆圆的，全神惯注地听我讲。因为是口译，我常常停顿，故事情节有时也不连贯，她就急了。于是我对安琳说：“等爸爸全部翻译出来，再读给你听，好吗？”她迟疑了一下，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我。我紧接着说：“翻译完一章，就给你读一章。”她高兴地拍着小手说：“好！好！好！”
我在省府外办工作，改革开放一开始，外国访客就一批批涌向西安。我是搞业务的，总是忙得没时间。为了孩子，只好“译稿随身带，有空译起来”。每天晚上，孩子做完作业，总是期待着听故事。可是我自己的“作业”，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忙起来，往往三天、五天也讲不了一次。“爸爸，给我接着讲嘛！”每当女儿这样天真地企求时，我既高兴，又着急。
安琳聪颖好学，也很懂事。我在家里翻译时，她总是静悄悄的，惟恐影响我的工作。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在午睡，我搬了小桌小凳，坐在院子拐角的阴凉处，光着膀子，肩上搭着一条湿毛巾，汗流浃背地在翻译，口里不时还念着英语。不知什么时候，女儿来到我的身后，悄悄地看着我在写译文。我问：“你怎么不午睡？她说：“爸爸，今天晚上能给我接着讲吗？……我给你擦擦背上的汗吧。”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企鹅》中文版问世时，安琳9岁了。我把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赠书送给她。安琳兴奋得像只小鸟，一连读了两遍，高呼：“明天可以让我的同学看了！”我问她：“你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为什么还要读呢？”“I love it，是爸爸为我翻译的嘛！”安琳起步早，5岁在家开始学英语，那时已学完六册英语课本了。
《企鹅》的翻译出版，最初是为了我的女儿安琳，这次我同意再版，也是为了她。甚至连我正在写的这几句话，也是安琳在圣•保罗及时提醒我写的。面对《企鹅》，勾起我无穷美好、温馨的回忆。我真是怀念当初翻译《企鹅》的那些日子！我多么希望安琳仍在我的身边，给我布置“作业”、天天要我给她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