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凌：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过放弃？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走下去？
安危：没有想到过要放弃。我是一个永不言弃的人，做学问是这样，做人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搞翻译、写文章，速度都很慢。有朋友说我是“追求完美，慢工出细活”。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原因是“翻译心理”有了毛病，有一种职业的责任心在苛求着翻译活动。按理说，搞了几十年口译、笔译，应当是轻车熟路，拿起来翻译就是了，不应当是拖拖拉拉。但实际上是：越翻译，就越感到翻译难，越担心译文出问题。反复校译、反复斟酌，对译文终稿总是感到不满意。所以，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追求完美。当然，追求完美的心理，人皆有之，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
这次任务，翻译量不算大，但是确实很费神，是人们常说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这次任务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一个为翻译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人，能承担这样的翻译任务，本人也深感荣幸。
丁凌：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概括这次翻译工作的体会，您想用哪个词？
安危：（不假思索的回答）苦中作乐！！
丁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其中的苦与乐？
安危：先说说看《毛选》的故事吧！胡教授把《毛选》给我之后，为了尽早的投入工作，我就像“赶考”那样，抓紧一切时间“复习”《毛选》的相关篇章。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一本《毛选》，逮着空就拿出来看两眼。有一次等公交车，就拿出来瞄了两眼。旁边两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不定心想：这个老头儿真奇怪，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看这种书！（大笑）
苦与乐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形影不离的。苦，是自找的；乐，是苦尽之后的痛快。翻译文稿过程中，有很多专有名词的译法，常常让我抓耳挠腮，有“似曾相识无处寻”的经历，也有“山穷水尽”却无“柳暗花明”的苦恼。
比如，如何翻译 “三三制”。译成“three-three system”，还是译成“double-three system”? 如果把翻译当成一种“文字转换”工作，这样的翻译何尝不可？但“三三制”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呢？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上两种译法，显然与原意大相径庭。因此我译成“three one-third system”， 即“三个三分之一”，这就立刻给英语读者一个清晰的概念。定稿后，我在毛泽东的文章UNITY TO THE VERY END（《团结到底》）一文中，找到了“三三制”的译法，我的译法与其十分相似，只是多了一个词。所以，我就采用了“three thirds system”的译法。
翻译的过程分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阶段，对原文进行透彻的理解，是做好翻译的第一步。仅仅懂外语，是远远不够的；望文生义，很容易闹出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