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凌（记者）：安老师您好！圈内人士普遍认为，担当这样一座大型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翻译任务，在国内非您莫属。当接到来自延安的邀请时，您是否想到过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会由您来担当？
安危：很高兴与您见面交流。“非某人莫属”的说法，是言过其实。当然，延安同志请我翻译，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对我来说，也是义不容辞。我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有缘啊！上世纪60年代末，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内容进行大调整，我当时还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被抽调到延安，参加纪念馆新陈列的准备工作。正是那一次的亲密接触，使我对中国革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就一头扎进了延安的怀抱。
197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在王家坪建成，周恩来总理对新馆陈列十分关注，指派邓颖超亲自抓这项工作。我再次被抽调出来，与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一起，参与了展面的文字翻译工作。
1977年，纪念馆被大水冲坏，很多展品都遭到了破坏，我算是临危受命，第三次被派往延安参与馆内的恢复工作。我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打交道，已经有38年历史了，可以说是老交情了。
1971年至1974年期间，我也常带外宾参观纪念馆。作为一名非党史专业人员，我对馆内的陈列内容和很多展品，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
说到翻译工作，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关键：一是理解，二是表达。翻译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译者的语言功底，对翻译内容的熟悉程度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译者对所翻译的内容若明若暗，岂不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吗？ “隔行如隔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丁凌：您觉得自己承担这次翻译任务的优势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两者孰轻孰重？
安危： 挑战和优势并存。我可以自信地说，优势大于挑战！为什么这么不谦虚呢？因为我有三大“资本”在支撑（大笑）。第一，纪念馆展出的内容，都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革命实践的总结，在《毛泽东选集》里几乎都有记载。我的青年时代，有一段特殊的时期，我曾经认真、系统、反复地学习过《毛选》，对其中有些篇章，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当年在干校时，我自己还把《毛选》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照着通读过一遍。第二，延安革命纪念馆第二代展馆建成之初，我就参与了陈列的筹备和翻译工作，且不说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情同手足了（大笑）。第三，我从70年代起，就开始了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斯诺夫妇生平最重要的经历是他们1936、1937年在陕北和延安的新闻采访活动；他们的著作，都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这段内容。有了这三大资本“垫底”，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翻译任务就已经事倍功半了。
但是，挑战始终是存在的。首先，这次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国家一号工程，又正值建国60周年之际，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纪念馆本身所肩负的高度政治性不言而喻。陈列内容一旦翻译、制作完成后摆在世人面前，千人看、万人读，每一天、每一年不知道要接受多少双眼睛的检验！这种翻译，与一般的书稿翻译不同，它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展示，side by side地放在一起供访客阅读，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对这样的翻译任务，任何一名负责任的译者都是丝毫不敢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