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为何而作？
一
我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共同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有机会接触她的全部著作和手稿，以及她和斯诺的大部分书信和文件。在我发现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中，除了斯诺1936年3月在上海采访鲁迅的问题单、采访记录手稿和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纪要（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外，还有茅盾的六份材料，即：茅盾1936年2月亲笔给斯诺夫妇开列的A List of Left Writers, Killed or Imprisoned （《遭受杀害、监禁的左翼作家名单》），为他的短篇小说《泥泞》的翻译问题于3月31日、4月30日、5月13日给斯诺的三封亲笔信，随5月13日寄给斯诺的《小传》以及他1935年9月20日撰写的《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
《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是用毛笔竖行写在一种发黄的十六开大的薄纸上，蝇头小楷，写了整整五页，计三千二百余字。
文章分四节。第一节告诉美国读者，他们从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中看到的中国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这部书并不能提高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反而增加了一般西方人对中国的误会。同时，作者赞扬了史沫特莱，称她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是“两部罕有的好书”，“把斗争中的中国的真实面目介绍给西方读者”。第二、三节简要介绍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第四节指出：“年青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在重重压迫之下很艰苦地发展的”，凡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充其量只能限于对现制度表示否定态度，而不能表现工农的迫切要求和英勇斗争。作者最后写道：“本书内所译的，大部也还是漏过了‘检查员‘手爪的一些作品。所以中国革命民众的英勇斗争在这里还没有充分的鲜明的反映。然而一个西方的读者从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众的真实生活情形以及真正的迫切的要求是什么了。”
从文章一、四两节看得出，这是作者为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作品的集子而写的一个序。可是，三十年代只编译过两个这样的集子，一个是斯诺夫妇编译的《活的中国》；另一个是伊罗生编译的《草鞋脚》。尽管茅盾和鲁迅为这两个集子的选目、编译、出版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但从未听说过茅盾为这两个集子写序的事情。
二
茅盾因何故撰写了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呢？又因何故出现在海伦•斯诺的文件之中？前不久，我才有机会造访了茅盾故居，查阅了有关资料，又写信请教了海伦•斯诺，才大致明白了这篇文章的始末。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中国论坛》停刊谈起。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不少活跃的外国新闻工作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人伊罗生（原名哈罗德•艾萨克斯）。他1930年来到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的记者。在史沫特莱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他的名义于1932年1月13日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因为他没有政治倾向，常常在刊物上刊登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次公开登在他的刊物上。两年后，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中国论坛》的编辑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于是就在1934年1月13日宣布《中国论坛》停刊。
伊罗生停编刊物之后，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不打算当记者了，准备集中精力编一本中国现代进步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希望为他提供一个选目。他请求鲁迅为这本小说集写一篇“序言”，还请求鲁迅和茅盾各写一篇小传。
斯诺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时，鲁迅和茅盾曾帮助选目，但这本小说集侧重于老作家的作品。他们曾多次谈到，应再选译一本新出台的作家的小说集。事实上，鲁迅早在1933年11月3日给姚莘农的信中已经提出：“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徜使有功夫，我以为选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伊罗生的打算，正中两位先生的下怀。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把“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才华横溢、海外无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也弥补了斯诺那本书的不足。于是，两位热心的大作家满足了伊罗生的要求，为他写了各自的“小传”，拟定了一个类别齐全、内容广泛的选目，其中包括了23位作家的26篇作品。茅盾还写了几则作者简介，共伊罗生了解。
可是在编译过程中，选目几经伊罗生变动，待这个集子（原拟名《中国被窒息的声音》）于1935年编译出来时，青年作家的作品已寥寥无几了。伊罗生最后写信给两位先生，提议小说集取名《草鞋脚》，并请鲁迅题签。两位先生觉得木已成舟，只好这样，遂由鲁迅写了“草鞋脚”三个字。茅盾写了一封感谢信（见《茅盾书信集》第95页），并用婉转的语气表示了他们的遗憾和希望。信中说：“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功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的，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吧！”
前面提到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是茅盾三十年代最重要的外国朋友之一。自1930年夏天他与她第一次见面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愈益深厚。史沫特莱很关心茅盾的创作和健康，也关心茅盾作品向国外介绍的情形。例如1935年初夏，她自己找人把《子夜》译成英文。
或许因为史沫特莱在《中国论坛》问题上同伊罗生分道扬镳，或许她比伊罗生更理解鲁迅、茅盾的意图，也或许已听到《草鞋脚》编译得不尽人意，使她的两位作家挚友失望，她也决定编译一本中国革命作家的小说集。1935年9月的一天，她见到茅盾，要茅盾为这本选集写一篇“序”。她说：“我选的都是青年作家的作品。”茅盾拿到她的选目一看，果然大多数是新出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共有十多篇，有短篇，也有中篇，各种题材都有，而且这些青年作家都很有才华。茅盾很高兴，因为当时要把中国作品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去，我们自己没有条件，没有力量，只能依靠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比较了解，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都信得过的外国朋友。另外，她和鲁迅帮助斯诺、伊罗生编译的《活的中国》和《草鞋脚》两个集子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选得太少，始终觉得是一个遗憾。
•当茅盾问及这些作品是否已经译成英文时，史沫特莱答：“少数已有译文，多数打算在美国请人翻译。”话题转到写“序“一事时，茅盾说：”序，还是您自己写，我可以写一篇向美国劳苦大众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文章，帮助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文学的斗争历程和力量所在。”史沫特莱当即爽朗地说：“这样太好了！也许，这就可以作一篇序了。”于是，茅盾就为史沫特莱写下了这篇提作《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的文章。
三
由于这是一篇准备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可以看的出来，作者一反自己当时的文笔，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地一气呵成，写得非常痛快。
然而，这篇难得的好文章，却被埋没了五十五年，因为史沫特莱打算编译的《中国革命作家小说集》，最终未能同西方读者见面。什么原因呢？只有史沫特莱自己才能提供最确切的答案。
不过，据海伦•斯诺说，这个集子未能出版，原因是多方面的。
史沫特莱的选目，绝大部分没有英文译文，她说要在美国找人翻译，又谈何容易呢？实际上，她想采用《活的中国》的翻译办法——找一些青年作家和大学生译初稿，然后，她再同译者（作者）一起琢磨内容，修改译文，润色定稿。可是那年秋末，大学校园就开始不平静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九运动”，继而席卷全国。这时，恐怕很难找到英文很棒、中文功底好，却无爱国思想，愿意闭门翻译小说的中国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了。整个形势变了。这是原因之一。
《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前后大约持续了五年时间，选目多次调整，出版计划先后变更，耗费了许多精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斯诺曾在该书“编者序言”里写道：“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老实说，尚若事先能够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多么大的心血、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对不敢”冒然“进行的。请读者们相信，我自己宁愿写三本书，也不愿再煞费苦心搞这么一个集子。”或许，史沫特莱对“编译不易”已有所了解，再加之她本人“出师不利”，只好把她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她一直关心、一直热衷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伊罗生编译的《草鞋脚》虽不像《活的中国》那样费时费事，从1934年开编到1935年译成，只用了一年时间，却因种种困难也难以出版（实际上，直到1974年才在美国首次出版）。如果说史沫特莱编译《中国革命作家小说集》的初衷与伊罗生编译《草鞋脚》有关，那么，她或许已经从《草鞋脚》当时的遭遇，看到了她未来的困境。
以上所言，尽管是海伦•斯诺的分析和猜测，但却不无道理，因为她们毕竟是同邦人、同代人，同在中国从事着相同的事业，何况她们还是过从甚密的挚友呢！
四
史沫特莱编译计划的夭折，使《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原稿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经历。
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海伦•斯诺决定写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论文。她以鲁迅与斯诺的一段谈话为核心，勾画了新文学运动的概貌，称赞了小说、散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预言了它的发展前景；对卓有才华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同时，她以详尽、具体的事实，揭露、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作家的迫害和血腥镇压。这篇论文于1936年6月定稿，作为这本著作的组成部分，收在《活的中国》一书内。
撰写这篇论文前，海伦•斯诺通过给作家、编辑、记者、大学生邮寄“调查问题单”，同杨刚、萧乾、姚莘农等进行了笔谈，对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她需要什么材料，就写信给她熟识的中国朋友索取。例如，她在论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左翼作家的材料，就是茅盾1936年2月给她提供的。茅盾的单子上提了任国桢等十九人，附有各人简历及杀害（或被捕）的时间、地点。后来，她又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个以田汉为首的三十人名单，共计四十九人。
海伦•斯诺善于搜集资料，收藏资料。无论那些资料对她当时有用无用，她都视若珍宝。据海伦讲，茅盾的这篇文章，她是从埃德加•斯诺的文件中捡来的。他们1940年12月离开上海时，斯诺把他的许多资料要扔掉，她坚决不同意，抢了过去，连同她自己收集的各种资料，装了四十个小纸箱。到了码头，斯诺嫌她携带这么多“垃圾”回国，还同她吵了一架，成为斯诺婚姻的第一次危机。
那么，这篇文章怎么会到斯诺手里呢？海伦也说不清楚。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革命作家小说集》编译计划搁浅后，史沫特莱也许认为给茅盾退回原稿不好，扔了又觉得可惜，还对不住朋友，不如送给斯诺，或许在他手里还会派上用场。
茅盾这篇文章两次转手，经过了战乱、动荡的年代，后在海伦手下得救，并由她随身携带，远渡重洋，仔细地放在她的小农舍里，一直珍藏了半个世纪，今天终于又回到作者的故乡！
当我第一次坐下来细细研读茅公五十多年前写的这篇文章时，仍然感到很新鲜、很亲切，而且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1990年1月28日 西安蜗居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