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今天天气很热，大家的热情不亚于今天的天气啊！
我刚才发现，在座的有90后的年轻朋友，也似乎还有40后的我的同代人。这充分说明，至少有五代人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大家的兴趣和热情。
开讲以前 我想做一个现场调查。凡是听说过‘斯诺’这个名字的听众，请举手！ 好，大概有一半人。凡是听说过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的听众，请举手！好，比刚才的人数更多一些。谁读过《西行漫记》，请举手！ 好，还有八、九、十来位。好，谢谢大家。
看起来，绝大部分朋友还没有阅读过这本书。相当一部分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也许对他的经历、贡献还不太了解。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所知道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我所知道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还有一本《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大家知道‘斯诺’这个人，实际上有两个‘斯诺’。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 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有两本《西行漫记》，后来还有一本《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我今天给大家分四个题目介绍。第一，两个斯诺，两部《西行漫记》。第二，斯诺婚姻之谜。公众对这个问题常有兴趣，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相识的，怎样结婚，后来又为什么离婚。第三，给大家讲一下海伦•斯诺的独特贡献。最后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海伦•斯诺。
咱们先讲“两个斯诺，两部《西行漫记》”。 两个斯诺是谁呢？一个叫埃德加•斯诺，英文名Edgar Snow，他写了《西行漫记》，原名叫 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时，为了回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新闻检查，就取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名字《西行漫记》。这本书1937年第一次出版，此后的50多年中，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本、印刷了大约30多次。这是一部非常畅销的书。
第二个斯诺叫海伦•福斯特•斯诺，原名叫Helen Foster Snow；她本名叫Helen，结婚前的姓氏叫Foster，嫁给埃德加•斯诺以后，就跟着丈夫姓，叫Helen Foster Snow了。西方人的习惯，女的一结婚，就跟着丈夫姓了。她也写了一本书，叫《续西行漫记》，因为被看作是她丈夫那本书的续篇。她这本书的原名叫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情》），1939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在过去几十年间，这本书也是多次再版、多次印刷，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
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资料来源。
让我们把两个斯诺认识一下，先介绍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家知道，堪萨斯城是我们西安市的友好城市。为什么这两个城市能结为友好城市关系呢？
正是由于埃德加•斯诺的缘故。两市结好，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王炳南、黄华在70年代后期积极促成的。当时，我们西安市还犹豫不决，觉得堪萨斯城是一个内陆城市，所以一直拖到1989年4月才正式签订协议。埃德加•斯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新闻学院，这个学院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国记者，其中包括索尔兹伯里，就是写《长征》的那位美国作家，约翰•鲍威尔，20年代在上海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他的儿子后来继续他的事业，直到解放后1952年，他的儿子才离开了中国，这个刊物正式关闭。这是当年很有影响的一家英文周刊，原名叫China Weekly Review，中文翻译成《米勒氏评论报》，咱们省图书馆藏有这份周刊。
埃德加•斯诺是20年代典型的美国青年，富有创造性，富有冒险精神，大学毕业后，在一个暑假里，自己驾车，和他的朋友从密苏里州一直旅行到美国西部大沙漠冒险。美国人的冒险精神，现在比过去差一些。在20年代、30年代，青年人都喜欢冒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敢为人先’，热衷于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他192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搭乘了美国去日本的邮轮。他没有钱，是混上去的，在轮船上当了司炉工，给锅炉里面推煤炭，当时都是蒸汽机。到了日本以后，又想办法到了中国。
1928年到中国后 他就在《米勒氏评论报》担任记者和书评员，因为鲍威尔是他的校友，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
1928年、192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时期，特别是1929年，就是咱们老人过去说的民国18年，中国发生大旱灾，特别是华北，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就在那年的夏天，斯诺去了当时的绥远，现在的内蒙古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亲眼看见饥民们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饿死了，因为没有任何可吃的
东西。这情景震撼了斯诺，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中国历史这么悠久，老百姓这么好，结果因为贫穷、没有粮食，就一个个倒下去了。他为中华民族感到同情，他决心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到国外去，以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形势的关切。所以，他开始写报道，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堪萨斯城《明星报》等美国报纸发表。许多美国人读了他的报道，才了解到中国的灾情，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小姐。海伦当时在美国西部的犹他州盐湖城。
所以，1929年的华北绥远之行，是埃德加•斯诺的觉醒点。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享有西方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还多少有外国人的那种自豪感。绥远之行，改变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他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同情者，开始想“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斯诺1931年访问了中国云南一带，又到印度考察了好几个月，印度的情况比中国更糟。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觉得亚洲国家一个个都是这样子，没有前途了。他情绪非常低落。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他妈妈去世的噩耗，更是雪上加霜！母亲的辞世对埃德加•斯诺打击很大，他已经准备离开上海回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1931年8月，一个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出现在他的面前。正是由于这个美女的出现，他才决定继续留在了中国。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这是来华前夕的海伦•福斯特小姐，为她的护照拍摄的照片，时间是 1931年初。海伦很聪明、很漂亮，像电影明星一样。海伦•福斯特出生于1907年9月21日，父亲是律师， 斯坦福大学毕业。母亲是犹他州一所师范学院的老师。她是她们家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孩，其他三个都是弟弟，三弟、四弟是双胞胎。海伦从小不仅人长得很漂亮 而且非常聪明。读初中的时候 她的作文就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上高中的时候，她竟然开始公开发表诗歌作品了。在盐湖城西部高中时，她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校报的副总编。当时的美国社会，男女还不平等，女同学能担任一个重点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是相当不简单了！实际上，副主席是干实事的，正职实际上不干什么实事，这是她后来给我亲自讲的。海伦自幼聪颖，8岁时，读过一本书，叫The Wizard of Oz，国内一位老翻译家曾经把它译成汉语，以《绿野仙踪》为书名在中国出版了。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咱们哪位同志读过？海伦 8岁读了这本书以后，就下定决心，长大了要周游世界，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经历她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经历，去见识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增加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要写一本美国最畅销的小说，要当一名大作家。8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且一辈子为这个目标奋斗！海伦在她的故乡锡达城上学，那是美国犹他州南部一个美丽的小城镇。她聪明过人，她的父母觉得应把她送到盐湖城读高中。盐湖城是犹他州政府所在地，是该州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盐湖城最好的高中，是West High（西部高中），海伦离开家，就到西部高中就读了。
高中毕业后，就上了犹他大学。这是一所公办大学，就在盐湖城。海伦读到大二时，决定退学。她的理由是：大学教授们讲的那一套，满足不了她的需要，对她来说是浪费时间，不如自学。海伦晚年告诉我，实际原因是父母收入有限，生活很紧张，同时供不起四个孩子同时上学。她是老大，应当提早分担父母的负担，她自己完全可以自学完大学的课程。所以，海伦大学没毕业，是肄业，辍学后就开始工作，在美国矿业协会担任秘书。办公室的文秘工作有限，她业余时间很多。她天天看报纸，几乎阅读了埃德加•斯诺从中国发回的所有报道。她把这些报道剪下来，贴在一本旧杂志里面，剪贴了厚厚的两大本。她带着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前往中国，实现她的梦想。
1931年夏天，她离开了家人，乘坐林肯总统号邮轮到了上海。由于一位美国议员的推荐，海伦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社交秘书，业余给《米勒氏评论报》写文章。一到上海，她就夹着这些剪报，询问埃德加•斯诺在什么地方。领馆同事告诉她，埃德加•斯诺刚从印度回来，路上被驴踢了一蹄子，腿还瘸着呢， 行动不方便。她说：我一定要见这个人。
领馆的人转告埃德加•斯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找你，能不能见一下她？
于是，约好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里见面。埃德加•斯诺第一次看到海伦时，被她的美貌震撼了，他两眼发直，被咖啡店的地毯绊了一跤，几乎摔倒。他对海伦说：
“我家邻居十八、九岁的姑娘长什么样儿，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来中国好多年了，看到的都是饥寒交迫的中国老百姓，漂亮小姐啥模样，他都没有印象了。埃德加对海伦‘一见钟情’，但海伦并没有反应，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在事业上崇拜他而已。埃德加早到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水旱灾荒、中国民不聊生的景象，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报道，海伦崇拜他这些方面。但是，埃德加•斯诺马上就有想法了，也不回国了，一直亲近她，追着她。
到了1931年底，斯诺要求与海伦订婚，海伦说：不行，我的第一本书未写出之前，甚至在未正式出版之前，我绝对不谈恋爱的，和任何人都不会谈恋爱的！
但是，埃德加•斯诺追着海伦不放，再也不提回美国的事情了。实事求是地说，
如果不是海伦•斯诺1931年8月到达上海，那么，埃德加•斯诺在1931年9月就踏上了返回美利坚的征程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西北之行和《西行漫记》了。
这就叫缘分。
1932年圣诞节的时候，即12月25日，埃德加和海伦结婚了，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婚礼。这是埃德加•斯诺送给海伦•福斯特小姐的第一张照片（订婚照），上面题写着：To Peg from her stooge Ed 什么意思呢?“赠给Peg，她的配角埃德”， Peg 是海伦的绰号。 埃德是埃德加•斯诺的爱称。
埃德加•斯诺的一见钟情，由此可见一斑。按常理说，海伦是新来的一个年轻姑娘，他已经是发表了不少作品、小有名气的记者，怎好自称是海伦的‘配角’！ 海伦是主角，他是配角！
他们在东南亚各国进行了一次蜜月旅行，去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上海。
1933年夏初，他们离开上海到了北平。埃德加•斯诺应邀在燕京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燕大是美国人创办的，后来并入北京大学。斯诺在新闻学院讲授新闻写作。海伦•斯诺没教课，她在燕京大学听课，凡是英文开的课，她都去听。
在燕京大学期间，她第一次接触了马列主义，学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学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同时，她结交了许多年轻的、进步的中国学生和青年教师，其中包括姚依林、黄华、张兆麟、王福时、龚普生等等。由于中国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逼近，眼看就要占领华北了！爱国的青年学生非常敏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心，晚饭后经常到斯诺住宅去，从他们口中了解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所以，斯诺在北京的家，成了爱国学生秘密聚会的地方，也是他们酝酿‘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地方。实际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宣言、纲领、口号等，都是学生领袖们在斯诺家里研究讨论的，最后还翻译成英文，用油印机印出来。‘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之所以历史资料和照片比较多、比较全，与这次运动先期的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不无关系。
在此前后，他们通过宋庆龄和鲁迅，也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和作家。埃德加和海伦•斯诺在上海的时候，就结识了鲁迅和宋庆龄。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斯诺夫妇称“鲁迅和宋庆龄是使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他们决定把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搞一个集子，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世界去，因为西方世界根本不了解中国，认为中国已经死了，完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人不断地侵略中国、打中国，中国人却不抵抗。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人不抵抗。日本打到华北，又要侵占华北了，中国人依然不抵抗！西方人认为‘中国真的死了，这个国家完了！”
斯诺夫妇编译的这个短篇小说集，通过鲁迅的作品，萧乾、萧红、丁玲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让西方世界感觉到‘中国的脉搏依然在跳动’！中国没有死！中国仍然活着，中国人会起来抵抗的！所以，他们给这个短篇小说集取了一个简洁而生动的名字，叫Living China，《活的中国》，就是针对西方世界说‘中国完了，中国死了，中国不抵抗’而取的这个书名。
历史证明，这个短篇小说集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许多方面的原因，这本书在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就是原因之一。
斯诺夫妇在北京的这四年，即1933、34、35、36年，是通过中国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阶段。他们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筹划，并把学生游行的路线图和宣言，全部油印出来，提前一天散发给驻北京的外国记者。所以，一二•九运动的那一天，许多驻京记者占据了自己的制高点，把摄像机、照相机早早地架了起来。
接下来，我准备把埃德加和海伦结婚以后的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照片是他们1933年移住北京海淀后拍摄的。他们在海淀租了一所民居，距燕京大学很近。这是他们当时的照片。他们结婚以后，用海伦的话讲，就组成了一个‘二人工作队’，工作效率不是提高了两倍，而是提高了好多倍。比如说，埃德加1936年的西北之行。
埃德加•斯诺一直想了解中国的红军，这个想法早在1933年就有了，那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江西。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他当时给他的文学代理人写的一封信，那个文学代理人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如果你能到共产党的地区走一趟，写些文章的话，在美国绝对可以成为热点新闻。但是，斯诺一直没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因为国民党对江西苏区不断地进行围剿，他根本无法去。到了1936年春节过后，他才开始筹备这件事。
3月份，斯诺夫妇与天津的俞大卫不断联系，希望通过华北的地下党，与陕北的红军取得联系。红军走完长征，已经胜利到达陕北，但国民党方面却说中国没有什么红军，只有土匪，而且这一小撮土匪也被他们消灭掉了！这怎么可能呢？斯诺根本不相信，因为1935年10月，史沫特莱和鲁迅还给红军发了贺电，祝贺他们胜利完成了长征。所以，斯诺决定要到西北去一趟。
4月份，他先到上海，见了宋庆龄，说了他的旅行计划。由于宋庆龄的帮助，
地下党的帮助，斯诺于1936年6月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
当时，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在延安，是在保安，就是现在的志丹县。斯诺抵达延安后，骑马绕到了安塞，周恩来当时骑着马到安塞的白家坪去接他，然后，又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到了保安。斯诺没有到过延安，他是在保安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然后从保安又往西去了甘肃庆阳、宁夏一带。当时，红军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还没有到达陕北。
1936年西北之行的计划确定之后，斯诺却有点犹豫了。他考虑得周到，不过顾虑太多，安全呀，困难呀，能否达到目的呀，等等。海伦极力鼓励他：“你必须得去，必须抓到这条独家新闻。如果现在不去，就会失去机会，就成就不了你的事业。如果我是你，就毫不犹豫、不惜代价地去了！”
斯诺到了西安后，通过地下党组织以及东北军的协助安排，比较顺利地到了陕北，没有遇到麻烦。斯诺在西北呆了四个月时间，1936年10月初离开陕北，
途径西安，回到了北京。他在陕北采访期间，曾委托红军交通员王林（70年代曾任西安市委书记），给他在北平的妻子带去一封信。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又是秘密传递，一封信在路上走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海伦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到了9月底，斯诺在信中告诉她：“这个地方新闻太多了！我希望你到陕北来，和我一起采访，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海伦激动万分，立刻从北平动身。到了西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地下党在张学良司令部的同志接到消息：斯诺已经离开陕北了。他携带着重要的新闻材料和照片，任何人不得干扰，免得官方生疑，没收他的资料。所以，地下联络人采用拖的办法，企图阻止海伦北上。联络人也了解到海伦要强、心急、脾气不好的个性，她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去干。为了顾全大局，安慰一下海伦，联络人为海伦特意安排了一次采访。1936年10月3日，海伦•斯诺在张学良公馆采访了张学良。
张学良满腹牢骚，情绪不好，因为国人都说他对日不抵抗，失去了东三省。实际上不是他不抵抗，东北是他老家啊！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东北军退到了陕西，他替老将背了黑锅。他的主张是停止内战，国内不分政治派别，所有武装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可是，蒋介石嫌他不剿共、不去打红军。
在此之前，周恩来在延安两次秘密会见了他，讲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他已经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所以，当海伦•斯诺采访他的时候，张学良把这些观点告诉了海伦。海伦得到这些信息后，如获至宝，当即去西安钟楼邮局发报。可是当局的“新闻检查”很严厉，拒绝为她发电报。海伦就连夜坐火车回北平，一下火车，径直去电报局发她采写的新闻稿，两天后，在伦敦的《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海伦曾说，这是一次未遂的‘西安事变’，通过采访张少帅，她提前70天就预测到中国在政治上将发生一个重要事件。什么事件？她当时也不知道，反正中国政局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国民党的高官、第二把手同意停止内战，
联合红军，一致抗日，而政府的政策却与此相反！这是多大的独家新闻啊！所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海伦预测到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70天后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全国、全世界哗然！有些人说是共产党搞的，有些人甚至说是日本人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搞的，包括苏联的塔斯社也在胡说八道。北京那么多的外国记者，只有海伦•斯诺一个人知道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她把她的观点用油印机印出来，评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他却坚持‘剿共’第一。所以，爱国力量顺应民意，把他扣留起来，逼他抗日。在舆论界一片混乱中，海伦是客观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唯一的外国记者，所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的时局很复杂，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整天会见爱国人士、会见学生，做群众工作。但是群情激昂，工作难度很大，到处是‘公审蒋介石’的呼声。大部分人认为，既然捉住了蒋介石，干脆杀掉他。但是不能杀啊，要逼着他放弃剿共的政策，一致抗日啊。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当时时局扭转的关键，是一个转折点。统一战线建立了，才能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啊。
1937年4月，海伦•斯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了中共的所在地延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同意中共司令部从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是个比较大、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1937年1月7日，中共撤离保安，搬到了延安。5月初，确切地说，是5月2日，海伦•斯诺经历了传奇般的西安之旅，千辛万苦，到了延安，一直到1937年9月15日才离开，整整呆了4个半月的时间。
她这次的延安之行，时机非常好。为什么说时机好呢？其一，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都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而1936年的时候，只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还没到，长征还没完呢！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1937年5月，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自五次反围剿以后，共产党各方面从来没有一起开过会。各路诸侯都到延安去了，海伦就能见到很多想要见的人。如果说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主要是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还有毛泽东生平传记这三个主要内容，那么，海伦•斯诺1937年延安之行主题，就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统一战线的内容很新鲜，外界非常关心。海伦天天采访，她先后采访了64个人。海伦是‘有备而去’的，她采访的内容新，与她丈夫采访的角度也不一样。她是带着任务去的，他丈夫要写《西行漫记》，材料不全。当时外界把红军的领袖叫‘朱毛’，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一个人。她丈夫只采访了毛泽东，没有采访朱德，因为朱德和他率领的第四方面军，1936年仍在长征路上，还没有到达陕北。如果《西行漫记》没有朱德的内容，这本书是不完整的，所以必须采访朱德。
在延安期间，海伦不仅采访像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像徐海东、 林彪、肖克这样的军事将领，也采访那些‘红小鬼’、长征过来的女战士和妇女领袖。这些当时看起来不起眼的采访，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西行漫记》写作过程是这样的：1936年10月14日，埃德加•斯诺回到北京后，海伦•斯诺对他说：你现在不要以为大事已然，稍微休息一个星期，就开始写作。她自己把斯诺拍摄的照片，送到北平一家德国照相馆冲洗，然后把一些重要的照片发回到美国去，以防国民党政府的检查。同时，她把埃德加的采访笔记，开始用打字机打出来，加以整理，并给照片撰写了详尽的说明。她就这样开始参与这项工作了。斯诺应各界要求去做报告、写新闻稿。国民党官方予以否认，说斯诺不可能到陕北去。于是，他就把拍摄的照片在报纸上发了，国民党当局这下傻眼了，并开始对斯诺及其他外国记者严密监视，对新闻稿件严格检查，新闻封锁比以前更加严实了。
1937年春季，埃德加开始写作时，他发现材料不足，需要的照片没有，比如，他没有朱德的采访，怎么写啊？这时，海伦提出，她自己要到陕北跑一趟，埃德加只好同意。所以，《西行漫记》两个章节是海伦•斯诺写的，关于朱德生平的那一章，还有关于西安事变的那一章。书中的几幅照片，也是海伦1937年拍的。所以说，《西行漫记》是由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是他们夫妇两人两次西北之行的产物。
1937年夏季，斯诺夫妇分居两地，埃德加在北平写作《西行漫记》，海伦在延安进行采访。两人之间有一些书信往来，我收集到的大概将近20封，谈的都是关于采访和《漫记》写作方面的问题。4个多月，20封书信，却没有一句儿女情长，讨论的全是工作，而且还有不少争论。海伦在延安采访中共高层领导人，不断地向埃德加转达形势的变化和最新信息。例如，一年前还喊‘打倒蒋介石’，现在建立了统一战线，就要团结国民党。所以，就不能按原定的口径写蒋介石和国民党了。否则，不利于统一战线。海伦三天两头‘转达’最新信息，建议改掉这个，删掉那个，使不在现场的埃德加无所适从，就向夫人发火了。由于形势的改变不仅要改变内容，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两口子也争论不休。出发前在北京时，两个人为此曾争吵得面红耳赤，到了延安后，在通信中继续争论。埃德加想把书写得很有趣味，引人入胜。他要用他自己的语言去写，富于文学色彩。海伦坚决反对，尤其是关于毛泽东生平的那一章。海伦说：毛泽东当时对你怎么讲的，你就怎么写，要用第一人称，要引用他的原话，读者就会有亲临其境的感觉。海伦还说，毛泽东传记是《西行漫记》这本书的脊梁，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成功了，你这本书就成功了。外界对毛泽东根本不了解，说他‘共产共妻’，他本人就有三个老婆。所以，你必须把这部分写好。丈夫还是拗不过妻子，这么年轻貌美的妻子，一旦闹起意见，那就麻烦了。斯诺就按妻子建议的去写，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实践证明，海伦•斯诺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斯诺用第三人称写，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这是埃德加•斯诺1937年在北京家里写作《西行漫记》时的照片。埃德加抽烟很厉害，不仅抽雪茄，而且还抽旱烟叶子。
《续西行漫记》，是海伦•斯诺自己写的，是她1937年夏天在延安待了近五个月的产物之一。她写的这本书，不是《西行漫记》的重复，而是《西行漫记》的续篇。《西行漫记》没写的东西，她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几十年后，海伦•斯诺讲，她的书没有写好，在写作方法和语言方面都失败了。虽然叫《续西行漫记》，
但不能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同肩相比。为什么呢？她说，不是我不会写，是因为当时情势所迫，她根本无法认真去写。她当时在打字机上边打边写，王福时他们就站在打字机旁边，她打一页，他们就拿走一页去翻译，她写下的东西，别说去反复修改，就是连‘再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当时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外界很想知道她刚从延安方面带回的信息。所以，她的书，不能像写《西行漫记》时那样精雕细刻。除了《续西行漫记》以外，海伦根据这次采访，还写了另外三本书：《延安采访录》、《中国妇女运动》及《中国工运》。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海伦在延安采访期间，条件很艰苦，除了小米，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有一次，她自己在街道上买了一只鸡，想增加些营养，结果染上了痢疾，拉肚子拉得不得了，体重减轻了20多磅，回到北平的时候，简直是皮包骨头了。去北戴河休息了一段时间，好了一些。
接下来，讲一讲斯诺婚姻之谜。这是两人结婚以后的照片，这一张是1940年回到美国以后，在芝加哥访友时照的。当时，斯诺夫妇还甜蜜着呢，他们的婚姻还没出现问题。
1949年，斯诺夫妇终于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他们一直最关心的一件事。同一年，一直关心中国独立和解放的斯诺夫妇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国内外许多学者甚至他们的老朋友一直在纳闷，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多年来，对此众说纷纭。
我1993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斯诺婚姻之谜》，这篇不到1万字的论文，却用去了我大约10年时间，多方搜集资料、多次采访当事人，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
斯诺婚姻解体，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二战后，有一段时间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进行迫害，凡是与共产党有染的人，都逃脱不了中央情报局逐一审查的布控。斯诺夫妇在中国呆了10年，而且跑到共产党的区域，见到了共产党的头子，还写了书，能幸免于FBI的审查吗？美国政府要查清他们是不是出卖了美国的利益？是不是和共产党有什么秘密交易？是不是共产党的间谍？没完没了的传讯、政治审查啊！我想，在座的有些听众，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一个样！两个人三天两头叫人家传讯，给人家交代问题，写检讨，其颓丧、愤怒、无奈的处境可想而知。更糟的是，他们不能到国外旅行，不能写东西发表。海伦•斯诺想找一个职业，没人敢雇佣一个与中共有关系的人。他们在美国都是有名气的人，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丈夫受迫害，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夫妻离婚的事不是也有吗？
第二个原因，是战争改变了埃德加•斯诺。他是战地记者，亚洲、欧洲到处都跑，目睹了战争的残忍和生灵的涂炭。他想有个家，过上平静的生活。人们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件，比如地震，人们的生活，世界观，对人生的理解，都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战争更是这样。
第三个原因，两个人的性格和爱好不一样。海伦•斯诺做事井井有条，计划性很强，组织能力也很强，对任何一个小节都很注意。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出时，把自己总是妆扮得时尚、潇洒。而埃德加•斯诺却是一个拉里邋遢的人，整天叼个烟斗，不停地抽烟，还常常喝酒。这是海伦•斯诺最为厌烦的。在中国的时候，她对斯诺的不良习惯也有意见，但当时有共同的事业，把他原谅了。埃德加在家里，感到自己像失去自由一样，老婆整天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同他在外面作大名人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感到受不了。所以，两个人感到越来越别扭。
第四个原因，追求事业成功与家庭生活的矛盾。对埃德加•斯诺来说，事业上大功成就，他父亲去看他，给他写信说：“你老大不小了，该要个孩子了”。他们结婚了17年，在中国呆了10年。在中国的时候，兵荒马乱、瘟疫遍地，他们不可能要孩子。回国后，埃德加•斯诺当战地记者，整天东奔西跑，不在国内呆，即就是想生孩子，也没有机会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伦•斯诺事业心很强，个性很强。她从8岁时，就想当大作家，写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宝贵的时间，贡献给了自己的丈夫，而她自己的写作计划总是没有机会去实现。即就是回到美国后，她仍然为自己成为一个大作家艰苦奋斗，根本就没有去考虑生小孩。我和海伦•斯诺在80年代谈过这件事，问她和斯诺是否讨论过生孩子的事。她说：“没有。在中国那些年月，谈这件事也无用。回来后又常不在一起，怎么谈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斯诺有了外遇。埃德加•斯诺在印度呆了一年多， 与一个印度姑娘有染。二战期间，在苏联莫斯科认识了一个女共青团员，只有22岁，热恋到几乎要结婚，斯诺还到了那姑娘家里，见了人家的父母。回来到美国后，又认识了一个电影演员，名叫洛伊斯•惠勒，在纽约租房同居。1949年5月，惠勒怀孕5个月，斯诺决心要与海伦离婚，但海伦不同意。不离婚怎么办呢？于是，埃德加就老老实实地把他与洛易斯的事情告诉了海伦。看在他们夫妻一场的面子上，也为了埃德加未来的子女，海伦终于同意离婚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查阅了1949年5月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著名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离婚。没有什么评论，就豆腐块那么大一块版面。隔了十天，在《纽约时报》同一版同一个位置，又刊登出一条消息：埃德加•斯诺与电影演员洛易斯•惠勒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离婚之后，同路易斯•惠勒生有一女一男。女儿出生后，他给她取名“西安”，因为西安这个地方对他很重要，是他走向成功的起点。儿子在瑞士出生的，名叫克里斯托弗。斯诺的第二任妻子、他的两个孩子，我都见过。1972年，西安•斯诺来陕西访问的时候，我接待过她。
50年代初，斯诺全家离开美国，移居瑞士，重新开始了他的旅行和创作，因为在美国时，他行动不自由，不能出国旅行。此后的20年里，埃德加•斯诺在三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三次访问了新中国。
第一次访问是1960年，回去以后写作出版了《大河彼岸》，这是继《西行漫记》以后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新中国的著作。
1964年，他又来了一次。当时，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形势也还算不错。
1970年是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也是最后一次了。在这次访问期间，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洛易斯，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是中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信号。毛泽东接见他的时候，要斯诺给美国总统捎话，尼克松可以总统的身份到中国来，也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中国和美国的事，总得坐下谈一谈。斯诺就把这个信息传回美国，美国就和中国开始了外交谈判，一直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
斯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奋斗了一生。然而，就在尼克松踏上中国红地毯的那一天——1972年2月15日（中国的大年初一，西方的情人节），埃德加•斯诺在瑞士去世了。
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后，带病撰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这是他最后一本书，也是没有写完的一本书。
这就是那张有名的照片，埃德加•斯诺1970年国庆节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埃德加•斯诺的女儿西安•斯诺1972年访问延安时，在延河大桥边拍摄的一张合影。从右边数第一人，那个年轻小伙子，就是我本人；第二个是洛易斯•斯诺的姐姐；第三位是龚普生，是咱们老外交家；中间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就是西安•斯诺。从左边数第二位是杨辉，西安市前副市长土金璋的夫人，是我的同事。
咱们再看看离异后的海伦•斯诺。她说离婚好，她也解放了。她独自住在她的小农舍，开始整理她的《旅华笔记》，一直忙着写啊，写啊，用了10年的时间，把她在中国的所有资料汇集起来，整理成册，油印出来。接着，她又搜集材料，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根与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是写英国克伦米尔革命的故事，相当于中国姚雪垠的《太平天国》那样的历史小说，但一直没有出版。为创作这部小说，她做了大量的研究，花费了不少心血。我翻阅了一小部分，好象还不太吸引人。这也许是没有能够出版的原因之一。不过，老太太确实费了劲。客观地说，搞文学创作，70岁搞和30岁搞，肯定就有区别了，其创作的激情、个人的精力、是否正值创作旺盛期，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几十年来，海伦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中国老朋友们的工作及去向。
她经常追踪记录，例如，黄华出任埃及大使了，当外交部部长了，当副总理了，等等。她整天关注她这些老朋友，注意中国的信息，把她过去采访的材料进行更新。同时，积极参加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工作，促进民间对中国的了解，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了好多事情。
海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重返中国。一次是1972年—1973年访问中国三个月时间。第二次是1978年秋季，在中国访问了两个月时间。她一生共写作了64部著作，由于情势所迫，绝大多数没有出版，出版的只有12部。
请大家看左边的照片，海伦离婚后，一个人独居，心情肯定不太好。
海伦返回她阔别多年的故乡，这张照片是她去农场看望她的父母。
一提到离婚，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似乎都有一种误解，人们的第一反映是：肯定是女方有问题，女的总是受害者。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拿斯诺婚姻来说吧，埃德加•斯诺自始至终都是主动者。一见钟情的是他，猛追海伦不放的是他，对妻子海伦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是他。他在订婚照上的题词，定格海伦是主角，他是“配角”，老婆比他强。到了1947年，第一个提分居的也是他。他对海伦说：我总是到处跑，家庭生活多没意思，咱俩分开吧，但不离婚，你住你的，我住我的。1949年正式提出离婚的还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的事情。
但是，斯诺的心理很矛盾，这一段婚姻让他非常的留恋，因为他们的婚姻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他总是念念不忘。举两个例子吧：离婚半年后，有一天他从纽约给海伦打来电话，要告诉海伦一个好消息：“我终于戒烟了！”斯诺抽了一辈子烟，海伦不知道劝了多少次，都没有戒成。离婚了，有了新老婆了，戒烟了。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给海伦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在中国见了好多咱们的老朋友，都向我问起你的情况。大家对你很关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相信你到中国去，他们是非常欢迎你的”。在他们离婚9年后，埃德加•斯诺出版了他的传记《复始之旅》，其中有两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她就像希腊女神，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很可爱。她22岁，身材健美，有一双灵动俏迷的蓝眼睛，是在静安路上漂流的一位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说漂流也不确切，她比我更有心计，由于博览群书，激发了她的好奇和幻想，使她产生了浓厚的求知欲，想成为一名大作家。” 在同一章里，还有一段写到：“我至少应当谈一谈跟这位很不寻常的女人共同生活的一些情况，在我此后亚洲生活的八年间，她是我忠诚的合作者、伴侣和评论者。她常常给我带来苦恼，却又常常激励我，她始终精力旺盛而且富有创造性”。这就是埃德加•斯诺对前妻海伦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很客观的，实际上也是尊重历史的，作为离婚9年以后的评价，也可以说是相当高的。由此可见，海伦对埃德加•斯诺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
斯诺婚姻是成功的；他们17年之后离婚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这是我在《斯诺婚姻之谜》那篇论文里的基本观点。斯诺婚姻为什么是成功的呢？因为这个婚姻成就了两位世界名记者，一本《西行漫记》、一本《续西行漫记》，使他们两人名扬天下。如果没有斯诺婚姻，就不可能有《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根本连去西北红区采访的机会都没有。
当斯诺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分手也是很有必要的，离婚也是成功的。离婚以后，两个斯诺都如愿以偿，成就了他们各自一直想做而无法去做的事情。
所以，盲目地反对或者贬低离婚，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海伦•斯诺的独特贡献。海伦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更何况是女性。比如说：
1932年，她冒着炮火在上海采访并报道了淞沪战争。炮弹在头上呜呜地飞梭，一个女的，在战地采访报道，一个飞弹过来，她就会没有命了啊！
她编译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海伦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中国的作家以及燕大的学生一起，进行这部著作的编译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海伦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左翼文学运动》，首次向外介绍和评介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作品及新文学运动。
支持和参与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全程连续报道了这次运动。
1937年初，创办了《民主》杂志。与众不同的是，她的杂志名称democracy 一词中的第一个字母D没有大写，而是小写。我曾经问过海伦，作为刊物的名称，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你为什么不大写呢？她回答说：因为中国民众的要求并不过分，只要一点点‘小民’就可以了，不是大民主。
海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报春燕。
她独一无二的延安之行，其重要性及其意义，并不比埃德加•斯诺1936年的保安之行小。
海伦1938年在上海目睹了战争给整个城市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后，倡议并发起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把难民和伤兵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当时，5个美元就可以办起一个生产合作社，生产日常用品、手榴弹、子弹，支援前方抗击日寇。这一倡议付诸行动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工业合作运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年第一个工业合作社，是在咱们宝鸡建立的。当时，宝鸡属于大后方。后来因战事紧张，又搬到凤县，在那儿还创立了著名的培黎学校。后来，把培黎学校又迁到了甘肃省的山丹。战后，“工合”模式的工业发展，普及亚洲、非洲和世界各地。尼赫鲁把海伦•斯诺写的书《中国为民主奠基》，作为他们的教科书，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印度的工业。1973年海伦•斯诺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政府给了高规格的接待，称海伦为“工合之母”。1982年和1984年，海伦•斯诺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最后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奖，她能够被提名，足以说明她创立战时“工合”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和意义。
作为作家和记者，海伦一生写作了64本书，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她还是一个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健康、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科学发展等方面，都有她独特的见解。
她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是一个美国人，但她却有一颗中国心。她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胜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时候，她一直是中国人民忠贞不渝的朋友。这一点非常难得啊！有些外国朋友就不是这样，比如斯诺的第二任妻子洛易斯，70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时是多么风光啊！现在反对中国，和中国不来往。我们前些年搞一些影视作品，她不允许用斯诺著作里面的材料。在国际风云面前，她为什么会变呢？因为她是一个斯诺‘夫人’， 她不像她的前任那样，是一个独立的作家、或者一个新闻记者，她没有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她是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贵客被接待的。她怎么可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了解呢？
海伦•斯诺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人！我想，大家现在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海伦•斯诺。自40年代后，海伦•斯诺是一个被长期遗忘了的人，她的作品也没有多少中国的读者，是我们陕西省从70年代开始研究这个人，终于使各界包括我们的政府官方对她的认可。
之所以要研究她，因为她是一个独立的记者，她有她自己的历史，她同埃德加•斯诺同样伟大，她在某些方面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过了埃德加•斯诺，比如说‘工合’。 她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有一个企图锐变中国的计划，想通过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改变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海伦在她的著作中写到：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永远不会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中国也不会走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只能走一条混合经济的道路，也就是说，以国有经济为主，同时也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了20年后，终于决定改革开放，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认为，如果一个记者只向人们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充其量是一个报道员 或通讯员。一名真正的记者不但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能预言几年后、几十年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海伦•斯诺就是这样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她在1936年10月初，提前70天向全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关于无线电放射污染、 环保等问题，她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她的看法。彩色电视在60年代初就在美国普及，但到80年代末直到她辞世，她仍然用的是黑白电视机。她侄女为她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送去，她拒绝使用，说彩色有辐射。人们都使用了电子打字机和电脑，她依然使用的是她的IBM打字机，她不要任何电子的电器污染她的小农舍。她生活极其简朴，一直过着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低碳’生活。
海伦•斯诺的个人品格和人格魅力，也使人们倾倒。她1972年来华访问三个月，1978年又重访中国两个月。两次都是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访的，按规定是公费招待的，何况像她这样对中国有功的人。但她婉言谢绝了中方的招待。她没有旅费，就把她30年代在中国收集的古董、字画、丝毯在美国市场卖了，凑够了她的路费和在华旅费。我曾经同她讨论过这个问题，问她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公费招待呢？她说：我知道中国对我很友好，我心领了。但我是作家，是记者，如果我用了中国政府的钱，即就是一次旅行的费用，别人就会说我拿了中国的钱，是中国雇用的，所以才给中国说好话。这样，就没有人读我的作品了。如果一个作家失去了他的读者，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海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品德非常高尚。在我们当今社会，有些人见钱眼开，一切朝‘钱’看，简直无法与海伦相比。海伦很著名，但她却很贫穷，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贫困的知识分子。80年代的时候，她就靠每月400美金的政府‘低保’过日子，而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穷学生，每月的生活费都有700到800美金呢！海伦物质生活非常贫困，但精神生活却非常富有。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海伦的为人处世。宋庆龄晚年有个养女，名叫隋永洁，由于‘文革’，没能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文革结束后，宋庆龄给海伦•斯诺写信，说永洁从小就跟她在一起，给了她好多欢乐。她在家里给孩子教英语、教她读书、学习。她说，她想把永洁送到美国去学习。海伦•斯诺托人把她弄到纽约，补习了半年英语，然后在特尔尼蒂大学上学。1985年 至1986年我在特尔尼蒂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时认识了隋永洁，他听过我的讲座。毕业后，她没有回国，呆在了纽约。海伦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很生气，她对我说：她应该回去，继承宋庆龄未竟的事业。中国现在穷，需要发展，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发展。呆在美国，怎么去发展中国啊。海伦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她也很爱中国。正像当年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许多同胞自己”。
说得有些远了，我们继续讨论为什么要研究她。我觉得，历史对海伦•斯诺不公道。这么一位杰出的女性，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却长期被人们遗忘了甚至误解了。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曾经问我：你怎么想起研究海伦•斯诺？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我开玩笑说：因为她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社会往往对女性不公道，如果女性研究女性，人们会说女性给女性抱不平。男性给女性抱不平， 可能会更公道一些。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其他的原因，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我给大家读海伦•斯诺的两条语录，了解一下她对生命的理解。（英文略）
“生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在奋斗中献身，要比病死、老死在舒适的床铺上价值千百倍”。
“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这就是海伦•斯诺对生存意义的诠释以及她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后者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能做到吗？恐怕许多人做不到。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生活的埋怨，埋怨自己官职太小了，嫌自己工资太低了，等等。整天埋怨生活，就会成为生活的一大累赘。在我们看来，海伦生活那么贫困，但她对生活却抱着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我个人非常敬重她，因为她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我讲话太多了，咱们换一个方式了解海伦吧，看看照片。
这是来华前夕的海伦•福斯特小姐，1931年拍照的，大家说漂亮不漂亮？
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名叫陆璀，清华大学的学生，是该校的‘校花’。
她还健在，九十多岁了，曾经是中美友好协会的会长。她是饶漱石的夫人，后来改嫁给著名诗人朱子奇。
这是1932年海伦•斯诺采访上海市长的照片，市长叫吴铁成。
这是1937年5月1日海伦•斯诺在三原县八路军办事处见到的第一个红军战士。当时，彭德怀的部队驻扎在三原县，海伦在那儿参加了五一节群众大会。
1937年5月，她在延安多次采访了朱德，这是她和朱德的照片。
海伦的采访，与埃德加•斯诺不一样。她不但采访革命领袖、大人物，而且也采访小人物——妇女和小孩。
这张照片上的和妇女和小孩，是刘志丹的夫人童桂荣和女儿刘力贞。刘志丹是1936年牺牲的，海伦访问延安期间，天天听到人们谈论刘志丹，她就采访了刘志丹的夫人和年仅六岁的女儿。刘力贞曾担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离休，担任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的名誉主席，经常参加我们的学术活动。
海伦•斯诺生前很自豪地说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间，在历届中国高层领导里，都有她1937年采访过的人。这也证明了海伦的远见卓识，当年还有哪个记者能做到这一点呢？又有谁能料想到 “红小鬼”能成为共和国的领导人呢？
这是1937年5月海伦•斯诺第一次采访康克清时的照片。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海伦1949年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就穿上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穿过的中式蓝色长袍，拍摄了这张照片，庆祝中国的独立解放，也庆祝她自己的“独立”和“解放”！所以，她的情绪很好。
海伦和她的老朋友黄华。1971年，黄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后，专门把老朋友请到纽约去，这是黄华和海伦在纽约见面时的合影。就在那次会面时，黄华建议她重返新中国，黄华亲自批示，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排。第二年，海伦就来华访问了。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新中国。
1972年访华期间，朱德委员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海伦•斯诺，这是他们34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41年后，海伦与邓颖超和康克清在北京相见（1978年）。
这个照片是1979年在华盛顿拍的。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共同签署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代表团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晚上，邓小平举行答谢宴会，答谢美国各届友好人士为中美建交做出的贡献。海伦•斯诺当然在邀请之列。她穿上一套中式的红色服装赴宴，这是1978年访问北京的时候，陆璀送给她的。同时，他给邓邓小平带去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毛泽东1937年9月给邓小平、任弼时写的一封亲笔信。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在延安呆了5个月后，海伦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她对毛主席说：我想作为战地记者，去山西前线采访访八路军，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毛主席说可以，于是就给邓小平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毛主席还告诉她，部队很快就要离开陕西三原县，开赴山西前线，你还得抓紧时间。当年9月，延安下起了连阴雨，道路泥泞，无法启程。没有办法，只好骑马上路。最后，马也不听使唤，骑不成了，干脆就步行。一路上全是烂泥滩，黄土泥又粘又深，每行一步都很艰难。从延安到西安，走了10天时间。她到达三原的时候，邓小平的部队前一天晚上就开拔了，她晚到了10几个小时，就错过了去山西前线的机会。她1972年访华时，邓小平被打倒了，准备复出，但还没有露面呢。她1978年访华时，邓小平又非常忙碌，没办法见她。所以，这封信一直没有交给邓小平。这次华盛顿会面，她拿着这封信，与邓小平见面第一句话是：“你这个人真难找啊！”这张照片就是面交这封信时拍照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消息，讲述了这个插曲，也刊登了这张照片。
（英文略）
关于她写作的目的，海伦是这样说的：“我写作不是为了出版商，而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子孙后代。我寄希望于后来人。”这是她后半生经常说的两句话。
她不停地写作，从不考虑当时能否出版的问题。她着眼于未来，对年轻人非常关注。她的著作，影响了我们中国好几代人。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少人受到她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影响着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今天在座的有好多80后、90后，我相信，一旦读了她的著作，也一定会受到她的影响。我可以说，谁读海伦的著作，谁就会成为她的俘虏，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1969年、1970年被下放到延安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后来被抽调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在那里的资料室第一次看了她的《续西行漫记》，就变成了她的俘虏。
这是当年阅读《续西行漫记》时的安危。看上去是典型的稼娃一个，这是1970年在延安拍摄的。
这是70年代的海伦•斯诺。
我们心灵相会的70年代，我20多岁，海伦已经70多岁了。
1978年，海伦•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到了西安、延安和保安。我在陕西省外办工作，也可能是缘分，领导就把接待海伦•斯诺和她的电视摄影小组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负责给她安排活动日程，陪同她参观，给她作翻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海伦•斯诺原因和背景。
这张照片是参观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时拍摄的。站在海伦旁边穿中山服的小伙子就是我。
第一次见到海伦，陪同她在陕西访问之后，我更加感到这个人不得了！要认真读她的书，而且下决心要翻译、出版她的著作，研究她的生平。
1982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专程到麦迪逊她住的小农舍访问她。这是1982年我们在美国重逢时的照片。
1985年—1986年学年度，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待了12个月，每周在特尔尼蒂大学只讲两次课，其余时间都是协助海伦•斯诺整理她的中国文献。每周五下午，我就到她那儿去，周六、周日同海伦一起工作，听她讲中国的革命史，听她讲在中国的经历。好多次重要的谈话，我都录了音。大家要查阅这些资料，就到‘八办’纪念馆去查，有录音带，也有录像带。
这是当时照的一些照片。
左边这一张，是1985年9月21日照的，那天是她的生日，为庆祝她的生日拍照的。
她对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一代很重视，很注意结交年轻的朋友。这个女的叫Sharon Crain，中文名字叫雪莲，是海伦•斯诺的邻居，年龄和我差不多一样大。海伦鼓励我们两个年轻人，要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雪莲自那以后，每年都到中国来，在陕西师范大学义务讲学，在过去近30年里，为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前年，陕西省人民政府给她颁发了“三秦友谊奖”。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1986年夏天的一个周六，我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海伦•斯诺建议我们出去走一走，我说行。雪莲开车，我们到了麦迪逊城北陵园。海伦说，要让我们看看她以后永远休息的地方。她说：这块墓地，是我的一位挚友60年代为我购买的。她指着那块地皮说：我死了，就到这儿安家了。她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但面对死亡却十分乐观。我问海伦，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来到这儿看望您的话，您希望我给你带些什么？她不加思索地说：“我喜欢黄玫瑰，还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进行以上谈话时，雪莲给我们拍照的。
我回国前夕对海伦说，1987年我们准备在西安搞一个“海伦•斯诺在中国”展览，其中“工合”这部分很重要，您保存有与‘工合’有关的实物吗？她说有。 宝鸡‘工合’生产的第一条毛毯，当年送给她作为纪念，她已经珍藏了几十年，交给我带回来。我把毛毯都装到包里了，她要我再拿出来，给她拍张照片。其恋恋不舍的感情，令我非常感动。
这就是我为海伦拍的那张照片，她最后一次拿着毯子。
这条毛毯，是工合当年生产的、中国境内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一件产品。这条工合毛毯，在西安八办纪念馆珍藏，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几年前，美国杨伯翰大学举办海伦•斯诺研讨会，想临时借用一下这条毛毯，要国家文物局批准才能借出。 由于出境手续更为麻烦，最后终未借出，足见这条毛毯有多么珍贵。
197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访问海伦，她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抓住我的手不放，忍疼与我谈话，还要我全部录音。老太太身体很虚弱，还连续谈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谈话，就等于是她的遗言。我摘录其中两句：
“I Love China 我爱中国，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好”。这句话在这次谈话中重复了好几次，还再三交代：你们一定要把美中友好的火炬接过去，传下去。
（英文略）
从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可以看出她一生关心什么、牵挂什么。海伦最后的话，体现了她是多么的热爱中国，而且她为此奋斗了一辈子。1997年1月11日，海伦•斯诺在梦睡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5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美国东北部冬季漫长而寒冷，墓地在寒冬全部封闭，所以把葬礼安排在1997年5月2日。照片上标的5月3日，是中国时间，到美国后，我忘记调整相机上的日期。实际上是当地的5月2日。这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1937年的5月2日，是她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日子，她在这一天又去会见毛泽东了。
参加葬礼的有200多人，中方参加的人有黄华、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驻美大使、纽约总领馆的总领事及美国各界人士。
在葬礼上，有八个人先后讲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讲话不长，只有一页半，主要是对海伦•斯诺的贡献，作了一个比较概括的发言。
我先后访问美国20次，1997年海伦去世后，我也多次去了美国，每次到纽约或波斯顿，我肯定都会去拜访长眠在麦迪逊城北的老朋友，我也一定会带上她喜爱的黄玫瑰，在她的墓碑前，向她报告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这是2000年10月拜谒海伦的照片。
海伦的墓碑很小，墓碑上镌刻着她的名字海伦•福斯特•斯诺，生于1907年9月21日，死于1997年1月11日。下面两行字很简练，是她的侄女和我一块儿商议拟定的。汉语译文是：“创建工合的元勋，沟通后代的桥梁”。两句话，实际上就把她的一生概括了。
这是海伦•斯诺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85年秋季。海伦房子周围有好多树和灌木丛，到了每年的九月，这些树叶子变红了，红得像花儿一样鲜艳。海伦说，她非常喜欢红色，她穿的衣服，许多都是红色的。她说，红色就代表中国，代表革命，所以她一生都喜欢红色。
海伦•斯诺的主要著作，都有中文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陕西省图书馆也许能找到这些书。这个书目，是我们从70年代后期翻译和出版的，其中有《续西行漫记》、《七十年代西行漫记》、《延安采访录》、《我在中国的岁月》、《毛泽东的故乡》、《中国为民主奠基》、《重返中国》、《阿里郎之歌》，还有一本叫《忘年之交》。这是我没想到的一本书，海伦也没有想到。海伦辞世后，我应邀去帮助整理她的文件资料，我惊奇地发现，在我们19年的交往过程中，我写给她的信，她都保存着，有100多封。海伦给我的信，也有100多封。后来，我们把这200多封信收集在一起，翻译出版，成了一本书。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在省图肯定能借到。
六十年后，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怎么评价海伦•斯诺的呢？
1991年，中国官方把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了海伦•斯诺，
并在她生日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
1996年，中国官方又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她又是第一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外国人。这两个奖项，都是我们国家对国际友人最高的奖励。
199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国际友人海伦•斯诺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出席。在西安，我们出版了纪念文集《伟大的女性》，举办了永久性展览《伟大的女性》，省斯诺中心和陕西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片《美丽的海伦》。
2007年9月，我们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叫‘车轮子上的研讨会’。中外海伦•斯诺研究专家、学者、新闻界代表70多人云集西安，乘坐两辆旅行大巴，从西安出发，踏着海伦当年的足迹，先后到了延安、保安、 洛川、宝鸡、凤县，一路旅行，一路参观，一路在车上进行研讨。代表们不是念论文，而是把各自发现的最新资料、研究的最新观点，在大巴行进中相互分享。那次活动是纪念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搞得非常好。
中国民间组织对斯诺•斯诺的研究，促进了中国官方对海伦•斯诺的认可；中国的斯诺研究，促进了美国官方对海伦•斯诺的重视和认可。
2000年，美国杨伯翰大学接收、整理并开放了“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资料馆”。海伦的文献移交时，共装了300多箱（像啤酒箱那样大小的箱子），其中 30年代在中国拍的照片就有1000多张，资料内容非常丰富。
2000年，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了战斗影像公司制作的海伦•斯诺在中国的文献纪录片《见证革命》。
2009年11月，海伦•斯诺的故乡、犹他州的锡达城举办了一个海伦•斯诺纪念日，把海伦•斯诺定格为锡达城158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在市中心树起了海伦•斯诺的全身铜像。
可以说，我们中国的海伦•斯诺研究工作，促进了美国官方对海伦•斯诺的承认，她不再是一个被美国FBI怀疑的共产党的间谍。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在其电文中，是这样评价海伦•斯诺的：
“斯诺夫人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让她的一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
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