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海伦•斯诺决定第二次去西北访问。她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的危险，于1937年4月再次来到西安，同六名便衣特务周旋了一个星期之后，深夜翻窗逃离西京招待所，在美国商人的帮助下，赶天亮前到达渭河北岸的云阳镇红军办事处。海伦从5月2日到9月16日，在延安实地采访达四个月半之久，采访的重点就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的诚意和中共的行动。
1937年6月22日，毛泽东根据海伦•斯诺的提问，向她系统地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谈到建立统一战线的背景和条件时，毛泽东对海伦说：
“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总想消灭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获得了那么大的支持，红军的行动在全国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从以上事实中，国民党开始认识到爱国部队、红军和人民，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爱国力量。因此，他们开始有勇气了，对日本不很害怕了。
“第二个是国际形势。苏联同情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和平阵营，一个是战争贩子的阵营。英国政策的相应变化，对南京的影响不小。
“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因素，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分成好几派，形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亲日的，一个是抗日的。但是，抗日的主张一直只是个人的意见。只有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这种意见才变得更为广泛，对外交政策的改变也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以上三个因素，迫使南京开始考虑变投降为抵抗的问题”。
海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不仅仅与埃德加•斯诺正在北平夜以继日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有关，更是与中国的命运及世界和平有关，也与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有关。
在正式采访毛泽东之前，海伦同前一年见过斯诺的许多红军将领见了面，采访了他们。比如，她采访了陈赓将军后，于5月21日给她丈夫写信说：“陈赓要你特别小心，不要发表任何对蒋介石不利的东西。删掉陈把他带出阵地那件事，因为他在这个上面丢了脸。陈被捕后在南京见到他的那一段，你如何去写，也要特别小心。如有可能，一定改一改。”在同一封信里，海伦还写道：“改编还没有开始，不过，支持蒋介石的呼声强烈，一派乐观的景象”。
埃德加•斯诺6月9日从北平给海伦的回信中写道：“为了适应事态的发展，我不得不重写《西行漫记》手稿的最后四章。双十二事变的历史含意，现在已十分清楚了；领导权直接转移到民族运动和旷日持久的资产阶级革命方面来。这一情况，大大消弱了书稿的整个结构，可是这算不了什么。蒋介石的日记毫不含糊地透露了整个形势，他的主张的决定性胜利，现在更是有目共睹。这种情况也许不可避免，但不管怎样，西安人对此已无能为力。对所发生的事采取不承认态度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历史插曲，不过，从中汲取的经验还是很多的。”显而易见，斯诺对红军是否将归蒋介石指挥，是否要换掉红星军帽，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海伦6月18日给斯诺的信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在国共两党南京谈判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前，红军的名称及红星不会有任何改变”。
8月13日，海伦再次会见毛泽东，她向毛主席提出了15个问题：同南京的统战谈判有无消息？ 听说红军根据同南京谈判的条件，现在正为抗战改编，是真的吗？红军的名称和红星已经改换了吗？红军同日本作战时打红旗也打国旗吗？蒋介石方面推迟发表国共两党宣言的原因是什么？国共两党之见有无不能解决的问题？共产党现在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吗？你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有何估计？在这次战争期间，红军前线将在何处？等等。毛泽东仔细耐心地一一作答。海伦的问题，有些得到了解决，有些还需要等待。她同中共领导人一样焦急，天天等待着从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以便及时转达给她的丈夫。9月13日，海伦从延安给斯诺写信道：“昨晚又访毛，他告诉我，等待已久的事终于出现了。名字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其他军队一摸一样了。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谈判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想让它自己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以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现在，他们全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全军的被服、粮饷均由国民党供给；不再佩戴红星、红领章，在前方也不再打红旗了”。
1937年夏天，在延安的海伦•斯诺和在北平的埃德加•斯诺，时刻关注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在第一现场及时、客观的报道以及《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出版，为中国的全民抗战和抗战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斯诺夫妇1941年回到美国后，之所以多次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座上宾，也就不难理解了。斯诺夫妇生前和死后，之所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得到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