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发现的这三份材料，上面都没有注明日期。不过，鲁迅和斯诺这次谈话，无疑是在斯诺１９３６年６月去陕北前的那次上海之行期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这次谈话不是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就是在那年的５月。

鲁迅日记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６日载：“姚克、施乐同来，未见。”因为鲁迅那天“与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去了。自此后直到鲁迅１０月１９日逝世，日记上再也没发现鲁迅会见斯诺的记载。不过，一周以后的５月３日，姚克有可能邀斯诺一起出席了译文社举行的聚会，与鲁迅见过面，并约定了再次谈话的时间、地点。所以，这次重要的谈话，或许就在５月３日以后的某一天，因为在三十余人出席的译文社宴会上，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谈话。

这次谈话的时间，从斯诺夫妇的著作中，也进一步被确证为１９３６年５月。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脱稿于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作为《活的中国》一书的附录之一，文末所署写作时间却是“１９３６年６月”。或许，“６月”就是她这篇文章的定稿时间了。海伦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鲁迅的一次谈话，其引文正好是斯诺整理的这份谈话纪要的一部分。海伦在引用之前，明确地交待了引文是“最近他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意见”。她把问题单交给丈夫，由斯诺当面征询鲁迅意见，正是为了写好这篇论文。论文既然已在四月下旬脱稿，文末却署写作时间为“６月”，想必是由于根据鲁迅的这次谈话，重新修改了她的论文，后在６月定稿的缘故吧。一年过后，斯诺在１９３７年６月８日出版的一期《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向鲁迅致敬》。文章一开始，他以《一件小事》为例，说明鲁迅的伟大和他品德的高尚。斯诺写道：“去年五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因为当鲁迅出来迎接我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个儿真的很小，只有五英尺多一点。然而，自从我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身材相当魁伟的人。”这短短几句话，不仅证实了鲁迅同斯诺的这次谈话确实是在１９３６年５月，而且再一次证实，这两位伟人的首次会见是在１９３２年。

那么，这次会见为什么在鲁迅日记中没发现任何记载呢？据海伦•斯诺说，斯诺多次见到过鲁迅，可是查对鲁迅日记，只有过两次记载。一次是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记云：“晚晤施乐君。”一次是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６日。这说明会友不载入日记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在《斯诺“向鲁迅致敬”的启示》一文中，却另有一番见解。她说：“那次，斯诺到上海是秘密的，时间很紧促，但他还是一而再地造访鲁迅，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无限景仰和关切之情。那么，为什么鲁迅没有在日记中记下这次会晤呢？推想起来，很可能是在会见中，斯诺把自己陕北之行的计划告诉了他可以信赖的鲁迅，而鲁迅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是从来不把负有特殊使命的友人写入日记的，对瞿秋白、冯雪峰是这样，对斯诺也是如此。所以在未了解秘密时，信手记下‘未见’这一节，得知消息后，便谨慎地略去了会晤这一笔，从中可见他们间的相互信赖和关怀已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