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６月，斯诺去陕北进行他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旅行。留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数月未得到他的音信。９月初的一天，红军信使王林给她第一次带去了斯诺的消息。她匆匆准备了一下行装，注射了预防伤寒、斑疹伤寒、黑死病、天花、霍乱等五种疾病的疫苗，离开北平，准备前往陕北看望丈夫，并打算与他一起工作。
９月１８日，海伦乘火车到了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她在西安有两个联络人，一个是中共派驻张学良处的代表刘鼎；一个是燕京大学学生会前主席、新闻系毕业生、在西安帮助张学良办报纸的张兆麟。她想通过这个关系，在东北军的协助和掩护下，就像斯诺三个月前那样，进入陕北苏区。
海伦进住招待所不一会儿，刘鼎就来看她，同她商量去陕北的计划。当时，红军只有一辆秘密来往的小卡车，每隔１０天左右，给陕北运送一批急需物资，送去一些投奔革命的同志。因为要通过国民党在西安设立的警察网点，必须伪装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上面站一名身穿东北军制服的卫兵。即使乘上这辆卡车，也只能到达东北军在陕北的驻地延安。要到红都保安，还得持红色通行证，从延安骑马走好长路程。刘鼎告诉海伦，如果卡车能开往前线，她就能躲在车里上路；如果不行，要她最好返回北平，以后再说。
实际上，刘鼎已接到通知，斯诺将于１０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地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但是，他又不好一见面就拒绝海伦的要求，只好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刘鼎说：“我们另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行李送往苏区，车上实在太挤，没法给你找个空儿。再者，部队正在调防，卡车要通过前线非常困难。此外，你好像也不怎么结实，上不了这么长的路。”海伦一听形势不妙，急忙声明：“如果我面色显得苍白，那是因为注射了五种疫苗的缘故。打针己近两周，但药物反应还没完，我情愿被称作杂货运走，不要当作‘行李’了吧。”
刘鼎听后笑了。他心里想，“这个倔强的美国少妇，真拿她没办法。”但他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把海伦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对她说：“好吧，我设法给你安排。至于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现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要去，必须是拂晓出发。你自己得乘黄包车，秘密地去搭乘那辆卡车，藏在车里上路。不过，具体日期不好决定，你得耐心等待。”
海伦兴奋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天天等电话通知。张兆麟却兴致勃勃地领着她在西安游览参观。他们把市区内外的文物古迹，一处不留地看完了，还是不见动静。到了１０月２日上午，刘鼎来了。他神秘地、然而又很坚决地告诉海伦，要她在一两天之内返回北平。因军事演习，卡车被拦在渭河对岸；斯诺何日离开苏区，也无可奉告。但是他认为斯诺也该回来了。
海伦听后非常失望。她不想离开西安，她后来写道：“我心里明白，我正处在中国自１９２７年以来最大历史事件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如果我到不了红区，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地‘围剿’中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