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锋教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今天下午，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著名学者安危先生，来到这里为我们做这场关于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讲座。安危先生身兼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和陕西省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两职。安危先生从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很多的时候起，就一直致力于有关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研究。当海伦•福斯特•斯诺第一次重返中国陕西时，安危先生曾担任其当时唯一一位全程陪同翻译。几十年来，安先生全心致力于有关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研究，这也就是安危先生今天为我们选择做这场题为“海伦•福斯特•斯诺——理解和友谊的桥梁”的讲座的原因。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理解，更需要友谊，这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安危先生来这个讲座的初衷。作为当今世界的最具竞争力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之间需要积极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尤其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互通更是不可或缺。回顾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生平经历，以及安危先生所从事的关于斯诺的研究工作，我们将会对海伦•福斯特•斯诺毕生的贡献有一个更为详尽的了解。同时，从安危先生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见识到，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做些什么。作为一项具备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课题，关于斯诺的研究称得上是一项可以为之奋斗一生、倾注一生的研究事业。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安危先生。
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西北大学，我感到非常荣幸。胡教授知道，在过去数年中，我把一半时间用于同农民打交道，几乎要忘记我学的英语。今天下午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和交流，我感到很高兴。
首先，我感谢大家对海伦•福斯特•斯诺生平的兴趣，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欢迎。刚才，胡教授已经把我向大家介绍了，提到了我的这样那样的头衔，但那些都是虚的，意义并不大。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要讲的题目，也为了方便大家随后提问，我想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安危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更要知心”。开讲前，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儿我的内心世界。和你们一样，我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事实上，我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来自农村？有多少人是农民家庭出身？家在农村的同学，能不能举手让我看看？人数不多，你们幸运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出生在陕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村庄，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有机会上学读书，更为幸运的是，在极端困难的1962年，竟然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外事部门担任英语口译工作，一干就是很多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南泥湾干校劳动改造，在陕北待过几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机会出国访问，甚至可以说“周游过世界”。但是，我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这些经历，我期待做更多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作为一名长期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始独立从事一项研究课题：以译介埃德加和海伦•斯诺生平及其著作为主线，研究战时中美关系史。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致力于跨文化研究和中外交流工作，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友谊和理解的桥梁，所以我戏称自己为“架桥工人”。这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部分。
你们很年轻，比我要小40多岁。我一生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懂得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改变人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父母有六个男孩，我排行老三，而我是其中唯一有机会上大学的孩子。由于贫困，我的两个哥哥至连上小学的机会都没有。我七岁时赶上全国解放，开始上小学，接着到乡里的中学继续念书。我的三个弟弟，学习都很出色，但因文革的原因，大学停办了，他们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所以，我的其他五个弟兄至今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当然，他们一生没有也不会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只因为我比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上了大学。
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和快乐，因此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拥有快乐的生活。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走过40多年的风雨沧桑后，在经历过各种磨难和挫折后，我终于逐渐理解了快乐的真谛。（字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去爱人和得到人们的爱戴。自己要想得到快乐，首先要让别人快乐”。这就是我的快乐观。也许你们同意我的看法，也许不同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差异是在所难免的，这没有关系。
生活在这个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每个人对生活、对社会都有各自的世界观。有的人奋斗一生，为民族的觉醒、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众多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并为实现人生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总是自豪地说：“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确实没错，但我对这悠久的历史持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漫长的封建制度社会使我觉得这悠久的历史是一种羞愧，王朝更迭反反复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什么？一切皆因政治制度所致。人们追求解放、追求平等、追求自由，而事实上人人并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原因。为了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使每个人得到快乐，努力使人们安居乐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一直在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十分关注，我也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有些西方人说，“中国人总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确切地说应该叫社会封建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应当更自由、更平等，政治更透明。好了，以上是一点关于我的社会观和人生观的介绍。
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讲座的主题。今天下午讲座的主题，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对海伦•斯诺的所知所解。我准备从5个不同的方面来谈谈我对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认识。你们大家有谁知道海伦•斯诺？以前听说过她吗？听过她的名字的同学，能不能举手示意一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好的，谢谢。你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会说：“海伦•斯诺可是很出名的呀！”可是在我看来，她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啊。（开玩笑）让我来告诉你们大家一些关于她的故事。
这就是海伦•斯诺。这张照片是她70岁时拍摄的。她生于1907年，逝于1997年。众所周知，海伦•斯诺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她一生致力于架设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之桥”。人常说，人只有在临终前，才会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从一个人的座右铭，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追求。那么，海伦•斯诺的座右铭又是什么呢？她曾经写道：“生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在奋斗中死去，远比在温暖的床榻上病死或者老死要好过千万倍。”这就是她的人生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她的一生都在为追求真理、奉献仁爱和感化社会而不停的奋斗。弥留之际，她念念不忘：“我爱中国，我希望中国的明天会更好”。
海伦•斯诺年轻时是个大美人，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12月，那时她刚刚结束在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访问，回到了洛杉矶。这张照片曾作为展品在一家摄影棚的橱窗里展出过。
海伦•斯诺出生在美国犹他州塞达城，她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她的家境殷实，并且秉承极强的开创精神。海伦天资聪慧，8岁时读了一本叫做《绿野仙踪》（Wizard of the Oz）的书后，就下决心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尽管她年纪很小，但雄心勃勃。
为了使她接受更好的教育，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了位于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的西部高中。 在西部中学读书时，海伦过人的天赋就已崭露头角。我多次访问过她读书的西部高中，查看过该校的一些档案，以便更好的了解她。海伦•斯诺在西部高中多次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并且担当学校年鉴的编辑。每一年学校都会组织专人汇编当年的年鉴，她虽然只是一个学生，但每年都参与此项编辑工作。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多么出类拔萃的学生！从西部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犹他大学学习。然而，她的大学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半就宣告结束了——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后来与她的多次交谈中，我也询问过她当时选择退学的原因，她说她对那里的老师甚至是教授们的授课感到厌倦，他们所讲授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宁愿自学。退学之后，她找到一份工作，在美国矿业协会当秘书。她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类剪报，因为她想尽可能多的学习和了解外面的世界，为她今后的出国旅行做好准备。在那期间，她几乎搜集了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从中国发回的所有文章剪报。因为埃德加•斯诺早在1928年就到了中国，而海伦•斯诺在1931年才首次到达上海。这就是海伦的学生时代。
1928年，埃德加•斯诺抵达中国上海。刚一到上海，他就开始寻找自己的那位老乡，一位报业经营者，J•B•鲍威尔。当时，他正在上海经营一份名为《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英文报纸，埃德加•斯诺后来也在这份报纸上常常发表文章。那时，海伦•斯诺原打算在中国只待半年，或者至多一年，但没想到这一待就是整整十年。在这十年的中国生活中，她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同时也逐渐卷入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之中。十年中，她见证了一个对整个中国历史、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新中国的诞生。她刚到中国时，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社交秘书，之后，她开始作为一名记者遍游各地，期间她亲眼目睹了战争、饥荒和血腥。当看到那些在路边死去的人时，她被这一切惊呆了，她想她必须为这个国家、为这里的人民做些什么。当时，很多人都说中国快灭亡了，没有希望了，日本侵略者将最终占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就像已经上了餐桌的烤乳猪一样，只能等着被他们享用。但是，她很想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了？中国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因此，她开始接触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萧军、萧红、丁玲和其他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感受到了很多东西，她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感到了中国的脉搏。她说中国并没有死亡，中国依然活着。于是，她决定编辑翻译一组中国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并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其他英语国家去。这项翻译工作持续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后，《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通过这些作品，国外的读者第一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当时的现状，了解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实际上，通过这些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海伦•斯诺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趋深入。这次和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教授一起从事作品翻译的经历，使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的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想要自己做翻译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文学翻译了。他们的翻译过程与众不同，首先，他们找了一些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学生先译出草稿，大部分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出来的。然后，他们再与学生详细交谈，了解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想表达的真正含意。等他们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和方向后，他们再根据初稿重写一遍。事实上，他们所有作品的翻译，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我也常说他们翻译的是最佳版本，因为他们真正表达出了原著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大学生和青年作家，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帮助，他们结识了更多的青年朋友。这也就是为什么到1935年末12•9学生运动时，学生运动领袖像黄华、姚依林、王兆麟等，把斯诺夫妇的家作为会议据点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很安全，没有哪个警察胆敢搜查外国人的住所。实际上，学生运动的初期计划大部分都是在斯诺的家里讨论形成的，还有宣言书、标语、口号等也是在斯诺家里撰写、翻译和油印出来的。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比，1935年的12•9学生运动计划严密、组织有序，所以才有了大量极具重要意义的照片和历史资料。
第三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西北之行。正如我们所知，埃德加•斯诺第一次西北之行是在1936年的夏天，在四个月的访问中，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其他领导人。翌年，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出版问世了。国外的读者通过这本书，首次知道了红军、长征和一些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袖人物的故事。1937年4月，由于埃德加•斯诺留守北京，要完成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海伦•斯诺只身一人来到西北，因为要完成这本著作，急需一部分重要信息。比如，如果没有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生平故事，这本书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时，外界把中共领导人称为 “朱毛”，一些外国人还误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埃德加•斯诺前一年只采访过毛泽东，却没能见到朱德。就像我们在电视剧《长征》上看到的，朱德一年后才到达陕北，此前他正与张国焘就北上问题进行斗争 。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朱德，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补充了重要的内容。
海伦•斯诺这次西北之行，一路艰难险阻，困难重重，这次长达5个月的采访直到1937年9月才结束，她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后才回到北京。在延安，她不仅采访了一些鼎鼎有名的领袖人物，同时也采访了一些名不转经传的小人物。她还采访了一些小孩，比如，刘帜，那时只有14岁，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再比如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当时年仅七岁，后来任职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今还健在。最重要的是，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续西行漫记》。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姊妹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件重要的活动，是她创立了“工合”的思想，带头发动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南方人发音为Gung Ho，长期以来，人们常说的“工合”，就是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战爆发后，日本对上海、无锡、武汉等工业城市施行“狂轰滥炸”政策，妄图使中国的工业彻底瘫痪，以此削弱中国反击日本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里到处都是落荒而逃的难民和受伤的士兵，靠一些慈善组织提供的“稀粥”充饥。海伦•斯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施粥”不是长远之计，应当把这些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她提出成立生产合作社，自己生产肥皂、毛巾之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支持抗日战争。海伦•斯诺和埃加德•斯诺还远渡菲律宾，传播中国工合，为工合筹集资金，并联名给美国总统写信，呼吁政府拨款支持这项计划。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有五万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了。在战时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了抗日战争极大的支持，这无疑是海伦•斯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海伦•斯诺认为，工合组织是在中国基层建立民主的一个好形式。1940年，她以“工合”运动为题材，撰写了一部至今唯独仅有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这本书于1941年正式出版发行，随后被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遗憾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唯独在中国没有出版。我和我的朋友在17年前就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是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我们的手稿。为什么呢？因为都害怕“民主”这个词眼！幸运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在2007年年8月出版发行，成为纪念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
好了，我不能这样一直讲下去，咱们换一种方式继续了解海伦吧。这是海伦•斯诺和一位非常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的照片，她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校花”，她还健在，她确实很漂亮！
这是海伦•斯诺采访上海市长吴铁城时拍摄的照片。
这是海伦见到的第一名红军战士。在美国人菲奇先生（照片最右边的这位男士）的帮助下，海伦•斯诺从西京招待所的窗户里跳出去，上演了一场子夜大逃亡的惊险一幕，菲奇当时是美孚石油公司驻西安的代表。中间的那个小男孩是海伦•斯诺在三原认识的第一个红军战士。
海伦•斯诺延安之行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访朱德。这是海伦•斯诺和朱德1937年五月在延安的合影。
很多年来，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张照片：中国革命的三巨头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很少人知道这张照片是海伦•斯诺于1937年5月在延安为他们拍摄的。这是一张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
看看左边这张照片，大家知道是谁吗？她是一位领导人的妻子——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5月。右边这张照片里的妇女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刘志丹于1936年牺牲在战场上。这个七岁的小孩，是刘志丹唯一的女儿，曾担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我们陕西省翻译协会的荣誉主席，如今仍然健在，而且身体很健康。
海伦•斯诺一生都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她在中国十年期间，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她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海伦•斯诺非常的高兴，为了表达兴奋之情，她穿上了中式服装，和国人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离婚了。我曾经和海伦•斯诺多次谈论到他们的结合和婚姻的破裂。她坦言道，他俩的婚姻很成功，成就了两名美国青年记者在远东的新闻事业。谈到离婚，海伦•斯诺说，那是必要的。战争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每一个人。埃德加•斯诺对以往的生活方式开始感到厌倦，他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他想娶一位妙龄女子，生很多孩子（笑）。海伦•斯诺认为，她自己也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协助埃德加•斯诺，她牺牲了太多的时间，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写一部“美国的名著”，成为美国的“大作家”。所以，他们达成了离婚协议。此后，海伦•斯诺没有再婚，她待在自己的旧农舍里，继续坚持写作。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形势，对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很不利。然而，埃德加•斯诺举家移居瑞士，但海伦•斯诺却只能留在美国。由于她和中国的关系，她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没人敢雇佣她，因此她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她笔耕不辍，但几乎从未考虑过是否能够发表，她只是不停的坚持写作，最终写成了64部著作，但只有7部得以正式出版。剩下的这些著作，等待在座的诸位去翻译，这也正是我这次讲座的目的之一。我期盼着能从你们当中找到一些致力于斯诺研究的新世纪的接班人!
海伦•斯诺一直在等待机会，等待时局的变换，等待对她有利的机会的到来。下面是斯诺夫妇重返美国后的几张照片，回到美国后，他们也曾经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1940年12月，他们夫妻二人作为贵宾，被罗斯福总统几次邀请至白宫会面，询问中国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左边这张照片是1941年斯诺夫妇在芝加哥；右边的照片是海伦•斯诺自1931年离开故乡后，首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犹他，探望她父母和亲戚时所拍摄的照片。
长达三十年的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她的好朋友黄华成了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这是1972年黄华在美国纽约和海伦的合影。海伦•斯诺向黄华表示想回中国看看，在黄华的帮助下，海伦•斯诺于1972年11月首次回到了新中国，在中国待了整整三个月。她回到新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访问毛泽东的家乡湖南。
在湘潭停留的这一个月里，她采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积累了大量翔实的史料，为她的写作做准备。回到美国后，她一口气完成了两部作品，一部是《重返中国》，现在这本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另一部是《毛泽东的故乡》，这是海伦•斯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
海伦•斯诺第二次重返中国是在1978年的10月，她率领了一个5人摄影组，参观并拍摄了她三十年代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拍摄了长达3英里的电影胶片。此行之后，她又写了一部著作，其中部分章节以《七十年代西行漫记》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海伦也第一次回到新中国的读者之中。
下面这些照片，是海伦•斯诺两次重访中国时同她的中国朋友们拍摄的。海伦和朱德在一起。朱德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海伦。这是邓颖超、康克清会见海伦的照片。下面这张照片可是意义非同寻常。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并在华盛顿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建交协议。期间，邓小平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宴请所有曾为中美关系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海伦•斯诺也在邀请之列。事实上，海伦一直没有见过邓小平。她1937年夏天离开延安时，准备去前线采访，请求毛泽东为她写封介绍信。于是，毛泽东就写了封信让海伦带给邓小平。但是不巧的是，当海伦到达三原时，邓小平的部队在十二小时前刚刚离开。海伦没有见到邓小平，也就取消了去前线采访的计划。1972年当海伦再次回到中国时，她很想见邓小平，但当时由于历史原因，邓小平却不在其位了。她一直保留着毛泽东在43年前写给邓小平的那封信，当海伦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你们猜猜她说了什么？她把这封信递到邓小平面前，说：“您可真难找啊！”
下面，我们来看看海伦•斯诺是如何对年轻一代寄予希望的。她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青年一代充满活力，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她很赞同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非常重视与年轻人交朋友。海伦说：“我写作并不是为了出版商，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子孙后代。”由此可见，她并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写作。海伦深谙当时的时局发展趋势，也相信中美关系最终会有巨大的转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说：“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1971年前，我与海伦•斯诺并不相识，但就在这一年，一切都在悄悄的发生着转变。这是1971年的海伦•斯诺，这是1971年的安危（笑）。那时，我还是个带着孩子气的小伙子。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在延安的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对海伦•斯诺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在中国的故事深深鼓舞和感动了我，于是开始研读她的著述。我有幸在她第二次访华期间，担任她在西安和延安的翻译工作。这张照片是我首次陪同海伦•斯诺参观访问时拍摄的，那时，我们也刚刚认识了不过十多天。这张照片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参观时拍摄的，大家能认出安危吗？这就是我，我那时是她的翻译。大家要知道，我也曾经年轻过啊！（笑）
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们在康州麦迪逊首次重聚时拍的，那也是我首次访美并专程登门拜访海伦。我访问美国的机会很多，差不多有19次吧。每次访美，只要去纽约地区，我都要和海伦联系，去看望她。1985年至1986年学年度，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待了12个月。该校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那里距海伦的住所很近，仅有40分钟的车程。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到她那儿去，和她一起工作，帮助她整理手稿，听她讲述在中国的经历，尽力挖掘那些她还没写进书里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些照片就是我当年拜访她时拍摄的。
（视屏缺失）这位年轻的美国妇女叫雪伦•估莲（雪莲），这张照片是在海伦•斯诺的家门口拍的。雪莲常常帮助我，我们一起工作，海伦•斯诺很高兴看到两位来自中美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进步。
1986年夏天，当我准备离开东海岸时，海伦•斯诺带我参观了麦迪逊镇北的公墓。六十年代初，她的朋友在那儿为她代买了一块墓地。她很乐观，不像中国的一些老人，忌讳谈论死亡。她说，“这就是我安息的地方。”我问：“海伦，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到这里来看望你的话，你希望我带什么礼物给你？”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黄玫瑰，还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我在美国时，多次和她见面，最后一次见她是在1995年夏天，那时她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尽管身体很虚弱，她却一直紧握着我的手，让我用磁带录下她所说的话。她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她知道自己明天就会死去，她想一古脑儿把她想要说的话都告诉我。大家从照片里可以看到，她紧紧地握着我的右手，我的左手拿着一个录音机。那时，她说话已经相当困难了。
1997年1月11日，海伦•斯诺与世长辞。那时正值隆冬，不便举行葬礼。当地政府有个规定：冬季公墓关闭，众人禁止入内。所以，海伦的葬礼安排在5月2日举行，我和其他一些中国官员专程前往参加。葬礼在麦迪逊教堂举行，我是其中的一个发言人。
1997年后，每当我有机会访问纽约或美国东北部时，我都会去看望海伦。尽管她已经去了，但我没有忘记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我为她带去她最喜欢的黄玫瑰，还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尽管中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很快，综合国力日渐强大。
海伦•斯诺的墓碑很朴素。大家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上面是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海伦•福斯特•斯诺，生于1907年9月21日，逝于1997年1月11日。下面两行字是她的贡献和对她的评价：“创建工合的元勋，勾通后代的桥梁”。海伦•斯诺是“工合”理念的创始者，是她首先在中国提出“工业合作”的想法。由于这项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海伦•斯诺在1980和1982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尽管她没有得到这个奖，但人们都深知她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海伦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也很喜欢。这是1985年9月在海伦住宅的屋后拍摄的，背景是“火红的灌木丛”。海伦喜欢红色。
最后，我想简要地总结一下海伦•斯诺的主要贡献。海伦逝世后，很多人发来唁电和哀悼词，他们都对海伦•斯诺的一生高度评价。在所有这些哀悼她的文章中，我感触最深的一段就是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所写的一段悼词，他写道：“斯诺夫人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让她的一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大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我认为，这是对海伦•斯诺最客观、最深刻的评价之一。
总而言之，海伦•斯诺在中国的经历和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海伦•斯诺目睹并记录了中国革命；二是提出“工合”理念，帮助建立工合。它不仅是解决战时经济困难的生产组织，而且是一种建立基层民主政治的好形式。海伦•斯诺曾于1934年-1935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过辩证唯物论，她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活动，只有通过最基本的生产劳动，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建立起来”。她认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是建立基层民主政治的最佳方式。“工合”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通过民主决策，比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分配等，不允许任何个人发号施令。三是海伦•斯诺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美国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公民、一位传递友谊的使者。作为如此伟大的一位女性，社会理所当然地应给予她很多的赞誉和认可。四是作为一名作家，她一生创作多达64部。尽管她有很多作品还没有正式发表，也没有被翻译过来，但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你们可试着在图书馆里找找看。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海伦•斯诺曾经荣获的各种荣誉和称号。
1991年，海伦•斯诺荣获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这个奖项是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签发的。
1996年，被中国政府授予“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这也是中国政府授予西方人的最高荣誉。
1997年，海伦•福斯特•斯诺逝世后，陕西编辑出版了《伟大的女性》——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
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国际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大会，这是对一位西方人至高无上的荣誉。在人民大会堂，仅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举行过悼念活动。
同年，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举办了永久性展览《伟大的女性——海伦•福斯特•斯诺生平展览》。这个展览，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参观过？
同年，陕西还制作了电视专题片《美丽的海伦》，在陕西台和中央台播出。
海伦逝世后，她的侄女及其丈夫将其遗物及其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杨伯翰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300多箱材料，7000多张珍贵的照片、底片及幻灯片。
2000年，美国一家影视公司以海伦•斯诺的生平经历和主要贡献为材料，制作了一部题为《革命的见证人》的纪录片。
2007年，为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诞辰100周年，陕西省特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外的71位代表，沿着海伦•斯诺的足迹，从北京出发，一路走过西安、延安、志丹、宝鸡和凤县等地方。这次研讨会举办的非常成功，不少专家及海伦的亲、朋出席了这次盛会。我们沿着海伦的足迹，参观了许多地方，一起分享关于海伦•斯诺研究方面的新材料、新发现、新观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可以说是这次研讨会的继续。我很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海伦•斯诺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大家听讲。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问题1：首先，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令人启发良多的讲座。通过您为我们呈现的如此之多的关于海伦•斯诺的照片，我们发现您可以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每一幅照片的具体年月，因此不难看出，您一定为此项研究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海伦也一定成为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一直支持这样一位美丽、坚强、勤奋的女性，宁愿舍弃在美国优越安逸的生活，而选择在中国过着这样一种艰苦的生活呢？
安危：因为她想追求真正的快乐！（掌声）因为她深知，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就首先要让别人得到快乐。事实上，通过翻译关于海伦•斯诺生平的作品以其著作，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我已经被她深深的改变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她而改变。至于谈到为什么我这么轻易就被她“俘获”，我想这和我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她所追求、向往的，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谢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2：她有什么宗教信仰吗？
安危：没有。虽然海伦•斯诺的家庭有很强的宗教观念，但是她自己却没有信奉任何宗教。为了查明原因，我曾专程访问过盐湖城的“家史史研究中心”，我参观了那里的教堂，并且查询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据我所了解到的资料看，她在7、8岁时，曾接受过洗礼，但此后与教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时至今日，那些教会的教徒们仍以她为荣，因为她出自于一个宗教家庭。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美国早期的宗教派别是否有所了解，因为这个地区的教派与基督教使用不同版本的圣经，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对他们严厉抵制，甚至将他们从美国的中西部驱逐至西部边境。因此这个教派的教徒也经历过“长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欣赏、认可我们的红军，觉得红军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当被驱赶到沙漠边缘时，生活十分艰苦，物资奇缺，他们不得不把仅有的东西一起分享，一起努力劳作，共同克服困难以求得生存。我想，正是祖辈留下来的这种文化遗产，对海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她第一次去延安时，面对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却毫不退缩的原因。她从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他们教会早期的历史，这一切都和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就像我一样，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绝大多数人感到受不了。但我觉得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喜欢劳动，因为我有能力胜任！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折磨，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们一生都在农田里辛勤劳作。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我也经常干农活，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折磨、一种惩罚。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形成，与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问题3：海伦•福斯特•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您能谈谈目前关于她的研究的进展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吗？
安危：我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吧！作为一个朋友，尤其是一个真心相待、至死不渝的朋友，海伦•斯诺为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朋友，当你一切如意时，身边好友成群；当你陷入困境时，他们弃你而去，现如今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当海伦•斯诺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时，她会毫不犹豫、坚持不懈的做下去，绝不退缩，永不言弃。我认为她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代又一代地弘扬她的精神，她的遗志。说到斯诺研究，让我告诉大家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全国有三处“斯诺研究中心”，一处在北京大学，一处在华中师范大学，还有一处在西安。我真的期待有一天，西北大学能成为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的会址，因为我们这儿有大批的知名学者，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历史学家、翻译家。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为此项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我们拥有大量珍贵的资料，海伦和埃德加•斯诺的手稿、私人信件、会议记录、照片等斯诺夫妇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说实话，我们在研究海伦•斯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的研究，每一篇相关文献的研究、翻译和发表，对全国的研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的翻译工作，努力把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介绍给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欢迎你们的加入！让我们在这个团队里，共同努力，相互协作，把斯诺的研究继续下去！ 时间有限，再回答两个问题吧！
问题4：谈到她的婚姻，我们都知道斯诺是她前夫的姓氏，那么为什么在她和前夫离婚后，依然使用这个姓氏而没有改回自己的姓氏呢？您曾经和她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安危：是的。大家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应该深谙西方国家的文化习俗。西方国家的女子在婚后要改姓自己丈夫的姓氏。海伦•斯诺婚前的名字是海伦•福斯特，当她首次抵达中国时，她使用的还是海伦•福斯特这个名字。和埃德加•斯诺结婚后，她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埃德加的姓氏——斯诺，于是改叫海伦•福斯特•斯诺。他们离婚后，埃德加•斯诺再婚了，而海伦•斯诺一直是孑然一身，没有再婚，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再改姓。如果她再和另一个人结婚，她就会用丈夫的姓氏。她觉得没有必要改姓，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公众人物，很多人都知道她这个名字，如果非要更名，将会带来很多不便。她所有的文件签名、护照、注册用的都是海伦•福斯特•斯诺这个名字。还有，她喜欢这个名字，它标志着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婚姻生活。她常说，他们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说：“如果一段婚姻以离婚结束，那么你就不能说它是段失败的婚姻。如果一段婚姻对彼此不再有帮助，那么，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尤其是对那些极赋天份的个人，比如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她认为和斯诺的这段婚姻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更好的开发了二人的创造力，提高了效率。这段婚姻成就了他们二人的成功，促使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十年中完成了很多著作。我曾经问过海伦，为什么说“离婚”是十分必要的？她说：“这就像是政治制度一样，当它不再是一种动力而是一种障碍，总是在你前进的路上为你制造阻隔时，你就必须选择放弃它。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二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在他们离婚之后，二人都顺利完成了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工作。离婚后，埃德加•斯诺拥有了另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可爱的孩子，一男一女。他时常带着家人旅行，曾三次回到中国，并且继续关于中国的写作。海伦•斯诺脱离了之前的负担，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她专心致力于创作并整理中国之行的所有手稿，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她才得以创作出多达64部著作。如果他们仍然在一起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两人谁都不可能做出这么多成绩。这些，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我以为海伦•斯诺对待婚姻和离婚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在中国一提到离婚，人们总会首先想到“是女方的不对”，女方总是第一个被谴责的。这是不公平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离婚现象很少发生；据统计，近20年来中国离婚率增长了将近14％，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斯诺婚姻之谜》的文章，收录在这本书中，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了确保每一处细节准确无误，我甚至把《纽约时报》当年的有关消息，进行过反复地核实。我和海伦详细的探讨过他们之间所有的私人信件，以及他们律师所提供的文件。这篇文章写成后，我委托她的侄女把手稿捎回给海伦审阅。她的评论很有趣，她写道：“安危，你的文章是一个小小的杰作。” 她很认可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我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而写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将捐赠十本给你们的图书馆，这是英语版本，Ageless Friends《忘年之交》，它囊括了我和海伦•斯诺二十年间所写的约二百封信件，也包括过去二十年间我在各种场合的演讲文稿。此外，我还为这本书作了序言。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人生经历，我与海伦•斯诺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经历。我相信，你们会喜欢这本书的，它不是一本故事书，而是一本我们之间的私人信件。谢谢！
胡教授：时间有限，问题就先回答到这里。我相信今天通过安危先生的讲座，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不仅学到了语言知识，更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众所周知，海伦•斯诺生创作多达64部作品，但正如刚才所说，正式出版发行的仅有9部。还有很多有待翻译，而我们的安危先生就是斯诺研究中心的主席。在我印象里，每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时，大家的毕业论文总是千篇一律，不外乎什么《呼啸山庄》、马克•吐温等等这些已经老掉牙的选题，其实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挖掘的课题，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关于海伦•斯诺的论文，我想这会比那些有意思的多！或者你可以尝试翻译一些海伦•斯诺的著作，因为据我所知，海伦•斯诺逝世前，曾写信给安危先生。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去翻译她的一些作品，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就像安危先生刚才所说，通过翻译海伦的作品，他被她“俘获”了，他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安危先生今天的讲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生也会因他改变，这就像我们的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礼遇不胜枚举，有的礼遇你大可漫不经心，而有的礼遇，你是承受不起的。” 早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曾写过这本《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生命中很多的不经意却让你难以承受，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大家可以看到安危先生这本《忘年之交》中收录的都是他与海伦•斯诺的通信。每个人都有朋友，相处一生的朋友；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想起了我远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她已经过世了，享年91岁，我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我们之间友谊的文章。或许在你的一生中，你也会有这样的朋友，这很重要！我很高兴得知，有朝一日，陕西省斯诺中心会迁址至我们西北大学，如果那时我还依然在这里，我将会十分高兴！你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人对此非常感兴趣，想加入斯诺研究的队伍，愿意在安危先生的指导下努力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因为他同时是陕西省翻译协会的主席），我相信通过这项翻译研究，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知识，更是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人！让我们对安危老师的到来再次表示感谢！
（说明：这是一场英语演讲。这个中文版本是丁凌女士事后根据录音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