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海伦交往的19年中，她给我的印象不只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美国朋友，而更多的像我邻居的一位长辈，一位热爱中国的学者。我1985－1986旅居康州时，每当有中国客人来访，她总是问客从哪里来，然后，她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海淀人”，而且总是用中文讲这句话。她在他的著作和信件中，总是把西安、延安、保安写成“多雪之地”（斯诺之乡）、视为她的“第二故乡”。
海伦自1940年回国到1997年逝世，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的过去及未来。她的心里，总是装着一幅很长的中国人民的群体画卷——有饥寒交迫、渴求独立自由的，有庆祝翻身解放、站立起来的，更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海伦总是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心里总是想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80年代初，她给我的多封来信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建议青岛的工合组织种植海藻加工碘盐，帮助西北偏僻地区缺碘的群众。建议延安和保安保留当年的天然窑洞，外部保留原貌，内部要装修得像宾馆一样，冬暖夏凉，节约能源，降低旅游业的成本，发展陕北的旅游事业。建议西北地区充分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等等。
令我最难忘的是她的中国情结。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伦亲自带领我去北麦迪逊公墓。她指着她的墓地说：“这才是我永久性的住所。”我笑着问：“我不得不来这儿看望您的时候，您期望我给您带些什么？”海伦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1995年夏天，海伦健康每况愈下，当我专程看望她时，她的视力非常差，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她拉着我的手给我说话，并再三叮嘱我打开录音机。她很费力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动情地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海伦的中国心，不是到了晚年才有的。她1931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目睹了中国的大饥荒，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她亲眼看到毁灭性的长江水灾，夺走了60万人的生命，使12万人沦为难民，涌进上海。她冒险深入中国腹地，目睹了中国农民贫、病交加的惨状。短短几个月后，日本就侵占了上海华阜，海伦眼睁睁看着战争在自己的门口发生。她日益觉醒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空前提高了，海伦对中国人民恪守承诺的意识增强了，她确信：她在中国的使命不仅仅是写作了，中国人迷住了她的心，她不得不代表这里的人民采取行动。海伦的中国心，当时就感动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鲁迅先生写到：“有两个外国朋友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有些同胞自己”。鲁迅先生所指的这两个外国朋友，就是埃德加和海伦•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