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外办，几乎所有的重要团组，都由我担任首席翻译。１９７８年９月的一天，领导把我叫去说：“全国友协有个团，是美国的一个电视摄影组，还要去延安。你就接待这批外宾吧。”我拿到接待计划，一看到海伦•斯诺的名字，高兴得几乎叫起来。这是我一直敬仰而无缘谋面的美国作家呀！
这年金色的９月，就成为我与海伦•斯诺忘年之交的开始，也成为我人生追求的真正起点。
多年后，我常想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是“偶然”，还是“天意”？我想，当时领导这么决定，可能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这是个重点团，需要硬棒的翻译。第二，我在延安工作过，情况比较熟悉。至于我还读过海伦•斯诺的著作、对她３０年代在中国的经历还很熟悉，领导们肯定不会知道。
我记得海伦和她率领的电视摄影组，是下午２点左右到达的。当时接外宾，兴坐小轿车，不管团队大小，都坐小轿车。摄影组一共四人，用了三辆小车，主要外宾都配有翻译。海伦•斯诺由一位领导陪同，还有一个翻译，乘坐一号车。那时的外事活动，陪同（领导）和翻译的分工是严格而明确的。陪同是给外宾
讲话的，翻译只做翻译。我们一到人民大厦，海伦就同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访问计划和拍摄要求。
当天晚上，省上领导章泽举行宴会，欢迎海伦•斯诺重返西北，省外办鲁曼主任出席作陪。海伦在宴会上说：“这是我解放后第二次来中国，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家谈起３０年代这段经历都非常高兴、非常怀念，但他们都不会讲英语了，都是通过翻译沟通的。我也结识了一些年轻人，英语都不错，但对这段历史
不了解。今天到西安才半天，我就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你们这位年轻人不但英语好，了解３０年代中国的革命历史，还了解我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从明天起，我要求安危和我坐在一个车上，希望你们能够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鲁主任当即说：“那当然可以呀。”
这就是我和海伦•斯诺的第一次见面。我怎么也没想到她对我竟是“一见钟情”，当着众领导的面，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８年中国西北之行后，海伦•斯诺主动给我写信，而我在接到她第二封来信的时候，才回了她一封。接着，海伦把她访问西北的文章寄过来，我一看写得非常好，就把全文翻译成中文，寄给“延河”文学杂志社，在当年１０月号上发表了，成为该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重点文章之一。我把这期《延河》杂志给海伦•斯诺寄去一份，向她表示感谢和祝贺。海伦请耶鲁大学一位中国学者，把我的译文再翻译成英文，看了后非常高兴。三年后，我们在美国再次相见时，海伦对我说：“你翻译得非常好，不仅把我的原意准确地翻译出来，而且把我的幽默感也表达出来了。要做到这一点，常常是很困难的。”
１９７９年以后，我们的通信联络就越来越频繁了。海伦不断地给我写信，而且把她的著作和手稿，也一部接一部地给我寄过来，要我在中国翻译出版。海伦根据她１９７８年重访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撰写了长篇游记《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我把其中关于中国西北的几个章节翻译出来，并于１９８０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
阅读、翻译海伦的作品，使我深受教育，对这位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和杰出的女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海伦•斯诺为什么会销声匿迹？埃德加•斯诺成为中美关系的风云人物、新闻界的泰斗、中美人民友好的象征，但是从来不提及海伦•斯诺。在斯诺夫妇１０多年的旅华岁月中，在他们共同参与创造历史、树立斯诺在国际新闻界的地位中，海伦•斯诺功不可没。使埃德加•斯诺成功、誉满全球的重大事件，其主意多出自海伦•斯诺，而且许多事情是他们一起搞的，为什么只字不提海伦•斯诺？一切功劳归埃德加•斯诺，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海伦个人也是不公平的。我决心尽己所能，帮助海伦•斯诺重新回到中国读者当中。同时，通过翻译和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揭示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为海伦•斯诺讨回公道，使她得到应该得到的荣誉和认可。然而，由于历史、政治、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想在学术界为海伦说句同情的话、赞扬的话，在１９８７年以前都是要犯忌讳的。在１９８５年呼和浩特研讨会期间，我还没敢提供有关海伦的论文，只是翻译、散发了埃德加和海伦１９３７年夏天的２０多封信，竟遭到有些同行的非议和激烈批评。
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９８６年９月，我有机会去康州哈特福德的特尔尼蒂大学讲学，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麦迪逊，天天同海伦•斯诺在一起，帮助她整理手稿、资料，了解她的为人处事，了解她的思想、品德及工作作风，甚至包括她说话的语气和她说话时的动作、生活中的爱好，等等。我以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这对研究她的生平，撰写她的传记，把她这个人写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年期间，我和海伦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凡是重要的内容，我都录音，共录制了２０多盘带子，还拍摄了近百张幻灯片，一百多张照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对海伦•斯诺的理解是肤浅的，只觉得她是一个才华横溢、聪敏过人、有胆有识的杰出女性。对她生平的研究，只是从一个严肃的翻译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审视她、了解她，目的简单而明确：只想翻译好她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