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素材，虽系“文革”期间采访，书稿于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写成，但却没有多少“文革”的痕迹。相反，作者用火一样的心，讴歌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赞扬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和创业精神；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法制与民主建设，对中国发展中的主流与支流以及毛泽东思想等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对比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长期以来，不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却对新中国的政策及事业评头品足，对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盘否定。海伦写道：“我们必须从大的方面观察中国，这样，就能淡化它的支流。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和共产党使这个具有封闭思想的民族，第一次向世界先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开放。要使全民族协调一致，实行这样一个大变革，３０年是不够的，甚至５０年也是不够的”。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双百”方针的歪曲，宣传新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的论调，作者在书中写道：“政府仔细挑选八亿人应该阅读的书籍，我以为是贤明之举，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就像一棵知识之树，周围挤满着如狼似虎般的、摧残文化艺术的人们———这样一棵小树，在别人竞相争夺它的果实中，会被践踏致死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目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一旦成熟，就让‘百花’齐放，这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西方，英国赢得了著名的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后，花了３００多年的时间，才使民主之花盛开，才获得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中国人还在播种种子，而我们西方人却已经开始收获祖先的成就了———这是他们为未来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付出巨大的代价、作出了许多牺牲换来的。”
海伦是在那个“神化”领袖的热潮中访问湖南的，她对当时人们思想上的固步自封，行动上的盲目从事，感到极为焦虑。她认为“毛泽东生来就有一种辩证的、创造型的思想……”然而，当她听到有人讲，中国现在也有一种新思想：“我们以为苏联是对的，但是他们错了。我们以为林彪是对的，可是他错了。现在，我们以为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想的，也许是错的。”作者在一片“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欢呼声中，却唱出了历史的反调，高度评价这种新思想“是智慧的开始，是科学思想的开始，是自由探究精神的开始……”
正如作者的名著《续西行漫记》那样，《故乡》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２０年后的今天，仍能为我国读者所接受，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远见卓识。当译者同作者探讨这一现象时，作者却谦逊地说，“谈不上远见卓识”，她所作的，以及正在作的，只不过是“客观报道，独立思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