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她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她说：“我记得起初想叫‘工人生产协会’或‘工人合作社’。我丈夫许久看不出这一狂热想法的意义，当我设法改变来访者和中国人的观点时，他总是反对。”因而，海伦坚持同每一个来斯诺公寓访问的人，讨论她尚未形成的思想，以便得以实施。
以海伦之见，被她第一个说服的人，是斯诺夫妇的好朋友、前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先生。抗战爆发后不久，梁先生辞去了燕大的公职，来到上海，帮助组织教育界、市民界、文化界抗日团体，撰写文章，宣传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危机。这一工作，使梁先生与上海社会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抗日分子有所接触。在工合组建的最初阶段，他的这些联系和交往，对工合思想在上海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在梁先生公开表示支持海伦的想法之前，他似乎想确证一下，海伦本人的丈夫也认为这件事值得一搞。
最初，埃德对妻子的新主意，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就像海伦早些时候一样，也像其他人一样，埃德感到在中国搞合作，就是亲国民党，就是改良主义。因而，对于解决中国紧迫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海伦回忆的那样，最初打开埃德的脑门、认真考虑这一意见的，还是他从陕北采访笔记中发现的一个史实。远在长征之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已经存在着一种叫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因此，他才相信这个想法会行得通的。“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冷嘲热讽了。”埃德加•斯诺开始看到，有可能把这个想法同自己的‘搬迁工业，支援战争’的主要兴趣结合起来。用原始的方法，远距离搬迁生产机器，到了新的地区，在操作熟练的技术员的指导下，重新开始生产———对于这样的设想，斯诺毫不怀疑，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用这个办法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
斯诺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术语———“工业合作社”（路易•艾黎后来缩写成电报地址Ｉｎｄｕｓｃｏ，他们也这么略称这个运动，也称Ｃ．Ｉ．Ｃ．或‘工合’）。这样以来，埃德加•斯诺举足轻重的支持，就变得热烈起来了。
海伦说：“埃德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了埃德外，几乎没有人会支持我。如果他反对，他们就不会听我的。他的巨大作用，就是支持我，支持我的意见。”
宋庆龄一听到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便毫不迟疑地表示支持。她当时在香港，正设法为内地组织救济，包括为共产党地区建立孤儿院、提供医疗设施等项目。
与此同时，梁士纯把上海银行家的头目徐新六，领到斯诺夫妇的公寓，倾听工业合作社的情况。徐新六深知任何一种工业的价值，对工合的想法，显得比其他人更为乐观。不过，徐新六对蒋介石政府会不会采纳工合的意见，并没抱多大希望。此后不久，他去内地旅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当时，他还随身携带着工业合作社的计划，想看看他能不能为工合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