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海伦，第一次感到她的思想完全自由了，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从事她一直期望而又一直无法进行的文学创作事业。现在，她生平第一次如饥似渴地、全身心地扑到她“自己的工作”上去了。
然而，新中国刚一成立，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人卷入战争的一方，而另一方是中国部队。由于这一战争的对抗，反共的麦卡锡运动席卷全美国。从1950年至1960年的麦卡锡时期，许多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政治迫害，甚至连许多尊重客观、伸张正义的人士也受到毫无道理的牵连。没有一本进步的书籍能够找到出版商，甚至到1970年仍是这样。凡是有关中国的著述，根本不能发表。然而，海伦•斯诺一直不停地写作，而且是在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物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写作的。
海伦离婚后，一直独居在那所殖民地时代的小农舍里，但她只用了两个小房间，为的是节省暖气。同她朝夕相处的是一只小猫，名叫玛丽莲•梦露。她每月靠150美元的社会保险金生活，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了增加一点儿收入，海伦把那两间为斯诺做书房的“玉米仓”租了出去，每月租金135美元，通常总是租给那些喜欢古色古香的年轻人。可是，这类租户总是给海伦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不过，这倒使海伦可以随时了解到他们谋求生存中的许多问题。有一次，租户是一对满头金发、活泼可爱的新婚夫妇。他们出劳力，海伦出钱买材料，做出了合伙修房的安排。可是，70年代电费很贵，海伦每月要缴175美元的电费。海伦用老年人补助金，支付了一部分暖气费，再加上常常在超市买一些临期面包，所以刚够糊口。不过，所有的医疗费用，是由医药保险支付的。
对海伦来说，生活的艰辛只是问题的一面，而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对她的压抑，逼得她几乎无路可走。海伦对这种气氛的部分反应，就是扩大她的写作领域，把研究兴趣投向美国的过去。由于她的家庭教育、社会实践和多才多艺的文化背景，使她成为美国仅有的99名注册家谱学家之一。海伦不仅擅长于追朔老房子的年代，而且精通追踪家族血统遗传的进程，一直追踪到他们最早的美国祖根。海伦对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小镇及周围的小城镇的历史，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其成果都包含在她出版的《麦迪逊历史笔记》一书中。海伦相信，这一与众不同的工作，显示了“美国一个小镇从最初的栖所到现今的真正的事实……”
尽管中国问题不再是海伦写作的焦点，她在海外的岁月以及过去所写的著作，依然继续影响着她的写作。她断言道，她在亚洲“开拓性的工作”，使她后来不可能再去作别的事情，只能去做最初的研究工作。她“意识到独创性的稀罕价值，意识到推进知识前沿的不易……” 对海伦来说，她对原创思想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就是她的“伦理学和活动说”理论，强调人类的生存有赖于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她认为至关重要的另一学术观点，就是她的妇女论。为了安全，防止被人剥削，女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无论从心理方面还是生理方面，都要为女性打开通道，使她们作为女性，在自己特殊的领域里得到最大的发展，‘激励’她们的特殊才能和天赋”。海伦就这一题材，撰写了两本专著，成为她个人全部观点的一部分。
然而，海伦从事这些项目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排斥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她在亚洲的10年期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随身带回美国。她仅从延安带回的笔记，除了用于《红色中国内情》一书外，其原始资料足够撰写好几本著作。海伦在延安遇见的一个朝鲜青年共产党人金山，其自传就写进了她的《阿里朗之歌》；她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劳工运动》，其部分资料也是她在红区采访收集的。她把在延安采访过的64位人物，抽出一部分内容，编写成一大本人物传记，以《红尘》为书名，后来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海伦还把她对妇女问题研究的强烈兴趣，与她的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她撰写了两大本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其中一本侧重传统时期的妇女，另一本侧重现代中国的妇女。此外，海伦还不时地向一些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据她自己统计，1961年以前，她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至少也有55篇，但大多数发表于回国后的前10年。
海伦旅居中国期间搜集和保存的所有资料，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这一点，海伦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海伦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编辑了“尼姆•韦尔斯远东文献资料总汇”。对海伦来说，这是一项旷日持久、沉闷乏味的工程。她不仅要分门别类地整理她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往来信件、各类笔记、文章、小册子、手稿等，而且要为这一庞大的“资料总汇”撰写了六卷本详尽的注解和说明，其中包括对学生运动、延安之行以及工业合作运动的详尽导读，还有关于西安事变、左翼艺术家和中国现代艺术等题材的概要。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使海伦非常高兴，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如释重载，再也不用担心保存这些文献资料了，她一直担心火灾或其它灾祸毁掉她那些无可替代的延安笔记。“我成为这些笔记的奴仆达23年之久，”她在《延安采访录》中文版序言里公开承认，“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终于把自己解放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把这些文献资料存放在斯坦福大学，对海伦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预示着她生平中的“一个里程碑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海伦感到，岁月的流逝，并没有降低她在中国从事的工作价值。相反，她坚信她的延安之行以及随后撰写的那些书面资料，“如今比1937年更为重要”。她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是中国共运的第一手历史学家” 。从她采访的那些共产党员个人小传中，海伦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尽管这些珍贵的史料被美国出版商视为“不肖一顾”。海伦回忆道：“有一次，一位编辑告诉我，我那本写中共领导人自传的书《红尘》，对公众的吸引力，还比不上对任何一个军团历史的兴趣——简言之，中国红军建军史以及中共党史，充其量与西点军校某个团的历史差不多。听到这话，我确实有点儿吃惊。”
不幸的是，海伦对中国问题的贡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她早应得到的认可，这一点使她感到相当的困扰。她认为，她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创建过程的作用，或许是她个人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而这一点在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后来的著作中表达得模糊不清了。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们都承认海伦说服他们建立合作社的可行性。海伦声称，后来，这一事实使他们两位“感到尴尬” ，当提及‘工合’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再提及海伦的名字了。
海伦也并非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她知道，她1937年采访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长篇报道，与普利策奖之类的东西，向来是无缘的，尽管有人说过，它比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令海伦不解的是，她的这些珍贵的著作甚至没法找到出版商！有些学者在胡佛研究所参考了她的文献资料，但在他们的著述中，却往往连资料的出处也不提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