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不是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尊重客观，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他对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在跟踪观察，不断研究。当美国人对红军一无所知、热衷民选而对‘革命’相当反感的时候，斯诺对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1935年7月20日，斯诺给他的哥哥霍华德的信中写道：
“你必须了解，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选举产生官员的制度，任何选举都没有。最有钱、最有军队的人掌握着选票。要把他赶走的唯一办法，就得有比他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军队。这样的事已经持续很久了。作为这个脆弱结构基础的千百万挨饿的农民和工人，被弄得走投无路，终于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夺取政权。他们正处于革命之中。虽然革命从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有时却是唯一能够拯救人民的事。要记住，中国的真正革命，正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革命一样，只是在用尽了其他解决不了的手段之后才发生的。因此，如果你要了解红军在今日中国的意义，你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这是农民和工人（在这个头重脚轻的国家里创造了所有的财富）用投票来表达国民意志的手段。你如果到这里来，你不会看到红军与美国选举有多大相同之处，从外表上看是没有的。但你如果在这里同我呆得一样久，你就会看到这一革命只是表达了群众的历史需要，而这种需要却被长期压迫着，且遭到了剥夺。这种需要，如今像火山一样，以灾难性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是人民对统治者的否定。”
在斯诺看来，给自己的哥哥聊聊自己的认识是可以的，但他还不能把这种认识变为铅字。斯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写作一本关于红军的书，必须‘眼见为实’。从1932年起，斯诺从来没有放弃他‘访问红军，眼见为实’的计划，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寻找机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斯诺夫妇在北京盔甲厂13号的住宅，成了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经常汇聚的地方。据海伦•斯诺回忆，“一二•九”之前和运动期间，去他们家的学生和学生领袖中，还没有共产党员。她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是俞大卫（后来改名为黄敬），是运动之后才见到他的。
1936年2月25日，俞大卫第一次到北平盔甲厂13号访问斯诺夫妇，他告诉海伦，他早些时候在上海被捕。海伦在她的回忆中写道，“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此事”。俞大卫告诉海伦，“现在推行‘新路线’，叫做‘统一战线’，如果法西斯份子想抗日，也可以包括在内” 。就在这次访问中，俞大卫还有意让斯诺夫妇知道，他与一位新到的老共产党员有联系，这位领导是1936年2月到达华北的。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位领导的姓名或有关情况。这位神秘的共产党领袖，海伦在42年之后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
1936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里，俞大卫不止一次地去盔甲厂13号拜访斯诺夫妇。得知共产党的一位权威领袖到达天津，埃德加•斯诺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他告诉俞大卫，他想跑一趟西北，采访刚到那儿的红军，不知道共产党方面能否帮忙。大卫听后非常兴奋，并同意返回天津后，把斯诺的这个计划向他的领导汇报 。
1936年3月22日，俞大卫从天津给斯诺夫妇来信，说他“今晚或明天会再给你们写信，给你们带去关于‘你的’一些消息。”俞大卫担心这封信被中途拦截，删去了‘埃德的公务’，改成了‘你的’，这里指的就是关于斯诺去红区采访的计划。
1936年3月25日，俞大卫从天津再次给斯诺夫妇来信说：“埃德的问题，几天后就可以解决。那两个人中的一位，将告诉你们这一关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尽力向他们做了解释。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您的要求。我希望一切如愿。在您旅行之前，请给我写信。”
1936年3月30日，俞大卫又从上海来信写道：“埃德何时开始旅行？请他出发前（去商务出版社）给我来信。”这表明，俞大卫期望斯诺随时动身，但他并没有告诉斯诺去西北旅行的计划是否已经得到批准。到了1936年5月19日，大卫从天津发来了另一封信，他在信末的签名不再是“大卫”，而改作“威勒”，为的是不被他人辩认出来。这封信没有再提及斯诺旅行的事情。他完全躲藏起来了！直到斯诺6月份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前，他仍然没有从俞大卫那儿得到关于此次旅行的任何安排。
1936年5月，埃德为他的西北创意之旅，左等右等，等待得实在不耐烦了，大有再次放弃的架势。但是，他的妻子海伦极力鼓动他去西北旅行，并建议他先跑一趟上海，找他们的老朋友宋庆龄帮忙。据海伦讲，斯诺出发前给宋庆龄写了信，透露了他的计划。斯诺上海之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看望他们的另一位朋友鲁迅先生，完成海伦交待的一个任务：请鲁迅先生回答海伦提出来的关于新文学运动及其左翼作家、作品的23个问题（加上小问题共计38个问题），以便完成她正在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的长篇论文“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事实很清楚，1936年3月22日之前，斯诺不但口头上而且以书面形式，已经正式请求俞大卫与他天津的大领导安排他的红区之行。这两封信，现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尼姆•韦尔斯文献资料库”里。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从1932年到1934年，从1934年再到1936年，访问红区的想法和计划，完全是埃德加•斯诺提出来的，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毫无关系。海伦•斯诺坦言：“如果有人说，毛泽东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名‘外国记者’到红区去，埃德加才去了西北，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1960年以前，斯诺夫妇对1936年斯诺西北之行的内幕，一点儿都不了解。斯诺首次访问新中国之后，在上海见到柯庆施市长，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斯诺在1968年出版的修订本《红星照耀中国》第419页写道：“东北大学教授许冰交给我一封用隐形墨水书写的信…… 1960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柯庆施告诉我，经刘少奇批准，那封信是他书写的。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华北局的书记……” 在第46页写到：“这封信是通过第三个人送给我的，收信人是毛泽东。我接到指示，到西安府后，在一家招待所等候就是了，一位姓王的人会来拜访我。至于来人是谁，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此人会安排一架私人飞机…… 张学良的飞机，送我到达红区。” 这位姓王的人“身材高大，有点儿发福，气色不错…… 用流利的英语给我打招呼…… 他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读过书，一直与宗教团体打交道，在共产党人中间，他被尊称为王牧师……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名实姓。” 在第416页的注解里，斯诺写道：“他是真正的牧师，名叫王华仁，是中国红十字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1978年10月，海伦•斯诺率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第二次重访新中国。在西安，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见到30年代结识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正在西安考查的王震副总理，海伦1937年在延安采访过他,把王震的生平传略写进《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另一位是当年的红军信使、时任西安市长的王林。1936年夏天，王林把斯诺从保安写给海伦的信，送到北京盔甲厂13号，亲自交给了海伦。就在西安的这次会见中，海伦谈起了俞大卫当年所说的那位共产党领导人。王林亲自告诉海伦，那位新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刚刚从江苏出狱、来到天津的刘少奇。王林市长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笔者作为海伦的翻译，当时也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