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和许多文人，都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个没有真凭实据的故事。他们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很想邀请一名外国记者采访，以便让外界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获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他们又说：“1936年春，当斯诺获知红军已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就决定去延安采访。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才成功地进行了他的西北之行”。
直到今天，包括一些史学家和学者在内的许多国人，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效应。
以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名扬世界、永载史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那次西北之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才去的吗？是他1936年才决定采访红军吗？这两个看似简单却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到历史的真实，牵扯到埃德加•斯诺的新闻道德和人品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当时的现实意义和后来的历史价值。75年过去了，现在到了还原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不是1936年而是1932年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非常年轻，充满好奇，毫无偏见”（斯诺自白）。他从小接受的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接受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闻教育，强调记者的职责是尊重客观，如实报道。这种教育铸成了斯诺一生遵循的‘第一原则’。斯诺成名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认为，斯诺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朴朴实实的人’。美国谚语“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就是‘眼见为实，不轻信，不受糊弄’。生长在密苏里的斯诺，遇事总要首先弄清真相，找出是非曲直，把他认为应该坚持的，坚持到底。同时，斯诺的关注和兴趣，总是在人民身上。所以，斯诺到达中国后的最初四年中，就跑遍了中国的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目睹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尤其是被他自己称为“生命中的觉醒点”的1929年内蒙之行，大大地改变了埃德加•斯诺，使这个成长中的年轻记者醒悟到，必须自觉地对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调查和思考。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切和中国出路在何处，便成为他日思慕想的问题。仅在1928年到1932年期间，他在欧美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70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长篇报道“中国的五大害”和“拯救二十五万条生命”。
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早在1929年，斯诺就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蒋介石对红军的“会剿”，对中国国内的形势进行跟踪和研究。1931年1月，他在《当代历史 》杂志上，就发表了颇有见地的、题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长篇文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再次触动了斯诺的“新闻记者的神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就想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 。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很多，首先，没有任何文字的材料，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没有任何一点点可靠的信息，没有关于中共的历史资料，没有红军领袖或者红区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出版物上描述共产党及其组织活动，尤其是在江西的活动，统统是道听途说，几乎全是根据难民、政府出版物、或者中共传单上残缺不全的报告杜撰出来的。要了解真实、确切的情况，那些资料，没有一件是可靠、可信的。这就是说，如果要使这本关于中共的书具有真正的价值，就得进行大量的原创性调查研究。要做到有根有据，至少要进行包括第一手调查在内的综合研究 。
1931年8月，斯诺对刚到上海的海伦•福斯特小姐一见钟情，热恋起来，追她订婚，并求海伦早日与他完婚。但胸怀大志的福斯特小姐对结婚却有条件：25岁之前不结婚，不写出一部她的处女作不结婚，不出版第一部著作不结婚。斯诺瞄准了中国共运的目标，在“写一本名著”心理的驱动下，于1932年秋在上海终于采取了行动。他费了好大劲，几经周折，从当地红军那儿搞到了去中华苏维埃访问的“护照”（通行证）。他差一点儿就要成功了,可是在最后一刻，帮助他联络的共产党内线，对斯诺本人如此热衷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两个联络人都突然失踪，斯诺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斯诺虽然非常失望，但只好认命，那两个共产党人“不愿相信任何局外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旦被发现，或者遭到官方的怀疑，就意味着死到临头——可以豪不夸张地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到了1934年年初，斯诺的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从纽约来信，转达了维京出版公司约他写书的意愿，并表示愿意为他的旅行采访支付一切费用。这时，访问苏区和红军的激情，再一次在斯诺心中燃起。斯诺2月6日给赫茨小姐的回信中说：“如果维京出版公司兴趣很大，甚至要支持必要的调查和研究，我会乐意考虑写这本书的”。斯诺当即表示，他乐意自掏腰包去做这件事。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及潜在的壮大，是全国范围的总形势。中国共运即使不能成为主宰力量，也必将成为决定中国和远东当前命运的重要因素” 。 斯诺在信中还表示，中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很可能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如果这本书写得好，必将也应当成为最重要、最有趣和超出人们想象的图书之一。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如果他决定立刻去江西苏区，他得找个人接替他当时的职责，顶替他两个月或许三个月，他就能够全力以赴地为这个题材收集材料 。
但是，去江西苏区采访，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斯诺对当时的形势也非常清楚，他给赫茨小姐的信中写道：“在南京当局和红军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且已持续了五年之久。当前，经济封锁使江西红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即使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封锁线,自愿进入苏区,那肯定也存在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你也不可能知道”。
斯诺在同一封信中还建议，如果维京公司计划出版一本小版本的书，对中共更为戏剧性阶段仅仅做一个概述，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完成的。斯诺认为，出这样题材的图书，小版本比‘大部头’在书市上或许销售得更好一些。在信末，斯诺要求他的文学代理人尽快给他复信，告诉他维京公司是否有兴趣？有何建议？斯诺访问苏区、撰写关于中国红军一书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维京公司对斯诺1934年2月6日信函有什么反应，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但是可以推测，维京公司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支持的，因为是他们主动向斯诺约稿的。当然，斯诺未能去江西苏区访问，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当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