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１９８２年起，我才把翻译和研究海伦•斯诺的著作和生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那年９月，我随同陕西省友好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同明尼苏达州政府商谈与陕西省建立友好关系的事宜。代表团在纽约呆两天，然后去明州。
在纽约，接待我们的是雪伦•估莲。她是海伦•斯诺的邻居，１９７９年访问过西安，经海伦介绍，我们俩也早成了好朋友。雪莲非常了解海伦•斯诺，也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极力建议代表团去麦迪逊访问海伦•斯诺。当时的领队是孙铭，不好正面拒绝雪莲的请求，便说：“到时再看吧，有时间就去。”这是“婉言谢绝”，可是，执着的雪莲却不这样理解，天一亮，就来纽约总领事馆接我们出去用早餐。她带我们游览，分秒必争，一天时间，就把纽约能看的地方全都看遍了。当天晚餐时，雪莲就向孙铭提议：“明天咱们去看海伦•斯诺吧，沿途风光很迷人，我家也在那里”。
那天，海伦穿着邓颖超送给她的中式丝绸外衣，笑嘻嘻地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我先向她介绍我的上司孙铭和何克敬，她却迫不及待地同我紧紧拥抱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去海伦家里探望。见到海伦，又高兴又激动，也感到非常震惊。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想象着，原以为海伦•斯诺那么著名，生活应该过得差不多。那次旅美之后，我才发现海伦是美国最穷的人。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使她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与埃德加离婚后，她只身独居，埋头做她一直想做而耽误太久的事情———写一部美国的“巨著”。她居住在一个小农舍，是１７５２年修建的。按中国居住标准，她的房子倒是不小，但只使用着一间，为的是节省暖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她每月只靠７０美金生活；８０年代初，才增加到１５０美金。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每月生活费都给４００美金呢！电视机倒有一个，是黑白的，图像还不清楚。海伦说，看新闻节目的时候，她必须把后背箱拍一拍，才能出现图像。１９４９年以后，她一直没有车，没有办法上街买东西，总是请邻居代劳。在美国，没有汽车就等于没有腿。镇上的商店，离她家有好几公里，邻居之间，也有８０米、１００米远，不像中国的邻居，住楼上楼下，或隔墙而居。临别时，我们给她送了礼品，可是她没有什么可回赠我们，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在地下捡起一支圆珠笔，擦了擦上面的泥巴送给了我。回国后，何克敬把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当作故事，给人们讲了好多年。
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晚年在一个很富足的社会，竟然过着如此凄惨的生活！然而，海伦的思想、品德和人格，却是那么高尚，那么光彩照人！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多次设法帮助她，但她多次谢绝了中国政府对她的资助。据我所知，我国驻联合国总部几任大使，前后不下三次，亲自登门看望她，并给她资助，她都没有接受。海伦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８年两次访华，都是应全国友协邀请、全程公费招待的，但她还是自筹资金来华访问。她没有钱，就把她三十年代在中国收藏的字画，在中国买的地毯、青铜器等东西卖了，筹够了旅费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海伦是有功之臣，接受这样的资助和招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呢？
在后来的一次深谈中，我跟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是作家、是新闻记者，我的一贯原则是如实报道和独立思考。对发生的任何事件，首先要搞清楚事实，然后再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她说，她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她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即使她的文章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别人也会说，她是为中国说话的，因为她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如果是这样，她就会失去她的读者。如果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麦迪逊与海伦相见，我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我什么也说不出，久久控制着我的，只有感动、同情和敬仰。海伦的思想和品德，正是我们生活中所缺少的。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多做些她期望去做而她本人又无法去做的事情。我要把她的著作翻译出版，让人们来了解她；我要深入研究她的生平，传播她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杰出贡献，传播她的品德和思想。１９８２年后，我在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的研究、翻译方面，目标更加明确，意志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