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１９６２年考上大学，专业是英国语言文学。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辅导员李老师同我谈话，说学院已决定派我去英国留学，毕业考试后就可出发，两年后回校任教。谁料１９６６年５月毕业考试刚一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全方位地开始了。根据中央通知，我们这届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要关心国家大事”，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留学梦”，就这样被那场政治风暴刮得无影无踪了。
翌年秋季，１９６２届毕业生开始分配，我被改派到陕西省外１办报到，从事英语翻译。但“文革”仍“如火如荼”，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外宾来参观。我呆在政府机关，整天搞“斗、批、改”。两年以后，就成了“斗、批、散”，我被下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干校一年半，我对好多问题进行过反思，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今天还是正确的，为什么明天却成了错误？今天还是革命的动力，为什么明天就变成革命的对象？“臭老九”和“知识无用”论，成了社会舆论的主旋律，使许多人心灰意懒，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世道太无定理，一切竟那么虚飘。我坚信无疑的只有一点：老师教给我的英语一直没有改变。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上学读书非常不易，上大学更是祖祖辈辈的梦想。自己１７年寒窗，刻苦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难道真的没用吗？或许是由于“革命触及到自己的灵魂”，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我越发感到专业技能的重要。我当时想，如果我连自己这点儿“资本”也给丢掉，那就真的成为一无所有了。
到了干校后，我除了劳动，就躲起来学习。在干校时间很充裕，但无书可读，只能读“四大一小”———《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再加上一本“红小书”《毛主席语录》。这些书，我已经通读过三遍。由于有个“天天读”，那些被指定为“老三篇”、“老五篇”的长篇论文，我几乎全能背诵下来。想读的书，根本找不到，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封闭了。去干校时，要求每人带一套《毛选》和《语录》，我却带了两套，其中有一套是英文版。我自以为这是一个合理合法、“一箭双雕”的学习计划，但还是遭到干校范连长的公开干涉。
“你在看啥？我们来这儿是触及灵魂、接受再教育的！你怎么还看洋文？”
我说：“连长，这是毛主席著作！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去，不学怎么行啊？”
老范口气软了下来，问我：“看这能顶用？”
我说：“当然顶用了！《毛选》中好多成语、典故，我原来理解得不确切、不深刻，读了英文版，对主席著作更感兴趣了。”范连长是个工农干部，心眼不坏，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我故意问他：“范连长，《毛选》里有一句话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说说是什么意思”。
老范说，“犯了错误，能治好的就治好，能改正的就改正。改正得快的，就给个处分算了。迟迟不改正错误的，就得挨枪毙。”
“连长，主席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是这么说的：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重犯；要抱着治病救人态度，对待犯错误的人。”或许为了面子，范连长还与我争辩了两句，最后还是默认了我读英文版《毛选》的行动。天哪，我终于获得了学习英文的合法权利！
通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不仅使我的英文大有长进，而且对中国革命历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因为英文版对好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了详尽的脚注和文末注解，使我对许多历史事实，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
我在干校的第二年，即１９７０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延安，来到了南泥湾。我当时很兴奋，学了多年英语，终于有机会见到外国人了。结果呢，只有几个人能接触外宾，其他人都被隔离起来。对我这类会说英语的人，似乎特别警惕。听说斯诺由黄华陪同参观，我远远望去，一行人就像在皮影里那样，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斯诺的情景。
斯诺访问后，《参考消息》和“内参”上发表了报道和消息，我也听到了一些，觉得斯诺的采访非常有意思。他好像只提问题，很少表态，更没有对“文革”和毛主席发表什么褒奖之词。他与３众不同的举动，使我对斯诺产生了好奇心，觉得这个美国人深不可测。
１９７１年春，我从干校被抽调到延安纪念馆，参与陈列内容的调整工作，具体的任务是给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撰写一份详尽的“讲解词”。我说我写不了，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干校领导说：“其他人笔头都不行，比较之下，你还可以。”这顶高帽子给我一戴，我的情绪似乎好了许多。我想，走就走吧，在干校呆下去，也没啥意思了。就这样，我走进了延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