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婚姻是两个才华横溢的美国青年的结合，是不可多见的。他们有雄心壮志，有敏锐的思想，有无所畏惧的勇气，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坚定不移的韧性。他们是一个“两人工作队”，密切合作，创造出了震动世界的奇迹。斯诺婚姻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是很成功的，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婚姻的典范。
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艺术 在研究、翻译鲁迅作品期间，尤其是翻译《阿Ｑ正传》过程中，埃德加•斯诺经常说，这是他有生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然而，把鲁迅的作品直译成英语，很难表达作者的原意———作者极端“中国化”，作品含意很难捉摸。当姚莘农为商谈翻译鲁迅小说一事北上访问斯诺夫妇，在他们家小住期间，埃德加决定不翻译出版鲁迅小说集了。根据鲁迅的建议，翻译出版第一本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并为此回信鲁迅。
斯诺夫妇支付稿酬，请中国的教师、学生翻译出小说的初稿，然后，他们自己再动手改写、润色。杨刚和萧乾翻译的部分，是海伦加工的。他们俩都是先口译给海伦，海伦再记下来改写。海伦采用这个办法，还译了其它部分。三年之后，一部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在美国出版了。这本书把中国左翼作家第一次介绍到世界上去，其中鲁迅、茅盾、丁玲、巴金等作家后来闻名西方。
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期间，海伦在燕京大学杨刚的帮助下，撰写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论文，被收入《活的中国》。这篇论文以及作者在《今日生活与文学》上发表的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最早的严肃的文学分析文章，旨在帮助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海伦用有偿翻译的办法，还为《亚细亚》杂志编译过其它的短篇小说及诗歌作品。
从１９３３年到左翼画家不得不逃离北平的１９３５年初，海伦单枪匹马，收集了不少左翼艺术家的美术作品，送往巴黎，在西方国家举办了第一个中国左翼艺术家的画展。
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期间，海伦还把她个人收藏的版画送往纽约，由《今日中国》或类似的左翼刊物展览。海伦没有署收藏者的姓名，惟一的条件是：展后把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尽快归还她。然而，这批珍藏品被纽约的某些编辑扣住不放，拒绝归还。这些珍品是史沫特莱负责送纽约的，提出的条件很明确：展后速还。对这件事，史沫特莱像海伦一样感到非常生气。这些版画是她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美术作品，最初是由王钧初及其他左翼画家收藏的，其中一些还是由他们的共同朋友鲁迅先生亲自挑选的。
参与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的学生运动 时年２７岁的海伦（埃德加２９岁）说：“我从小学时起，就一直是学生领袖”。斯诺夫妇认为，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应当是３０岁以下或３０岁左右的人。
由于美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缘故，斯诺的家，成了学生领袖聚会的避风港。斯诺夫妇同学生领袖们一起，讨论游行示威的计划；帮助他们翻译、保存游行示威中使用和散发的文件、标语。他们联系了常驻北平、天津的十多名外国记者，提前通知他们游行示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他们采用一切办法保护学生，营救被抓的中国青年。他们向西方的许多通迅社和报纸发去了他们的文章，为学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同情和支持。
海伦对学生运动进行了追踪报导。她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系列文章。海伦需要多大版面，该报就提供多大版面，每周一篇，连续报导达６个月之久。她还通过在《亚细亚》杂志及《伦敦先驱日报》上发表文章，传播青年学生观点，为他们提供舆论阵地。当年，海伦是全面地持续地向英语世界报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惟一的外国记者。海伦说，她当时感到这并不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而是反法西斯、反日寇侵略的世界青年运动的一部分。
由于燕京大学有美国的保护，才有可能率先举行公开的游行示威。尽管如此，斯诺夫妇卷入中国学生的运动是很危险的。如果外界知道了埃德加是一名幕后的活跃分子，他很有可能失去在《星期六晚邮报》和《伦敦先驱日报》的工作。
《西行漫记》与海伦•斯诺 《西行漫记》是埃德加•斯诺１９３６年夏天访问陕北苏区后所写的震动世界的名著，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作者拥有包括一批珍贵照片在内的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早在１９３３年，埃德加就考虑去江西苏区访问，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１９３６年３月，他与当时在天津的黄敬联系过。黄敬支持斯诺的计划，认为“没有理由拒绝”这一要求，但一时还无法安排此事。同时，斯诺还把他旅行的设想，秘密告诉了他的出版人，《星期六晚邮报》及其出版社的主人哈里森•史密斯，也得到史密斯的鼓励。那么，他该不该进行这样一次旅行呢？
那时候，斯诺夫妇的生活是很甜蜜的，他们的工作也一帆风顺。他们并不愿意为一个全然未知的事业承担这一切风险。可是，没有别的人能够进行这样的旅行。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海伦的极力鼓动下，斯诺夫妇在他们平时吃茶点的宽敞的起居室里，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绝对没错！无伦如何，你必须去一趟。”海伦对丈夫说，“如果我能去，我会跟着你一同去的”。在这一紧急的决策时刻，海伦表现了特有的敏感和难得的勇气，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坚定地支持丈夫去西北旅行。她和丈夫有着同感，想弄清事实，查明真相，公之于众，抵消国民党方面年复一年制造的弥天大谎。
决心已下，埃德加立即去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忙。他得不到某种许可，就无法去陕北苏区。４月２９日海伦给他们的代理人亨利埃特•赫茨写信说：“埃德因公事到南方一行，但不久即回”。埃德加５月９日返回北平后，也收到了黄敬的来信。他们一边逐项落实旅行安排，一边准备有关资料，购买日用品，收拾行装。丈夫开始接种各种疫苗；妻子则夜以继日，为丈夫的西北之行编写、清打采访提纲和问题单。
丈夫一去，数月杳无音信。海伦虽心急如焚，但并没有期望得到丈夫的来信，因为她心里明白，通讯联络有多么艰难！相反，倒希望丈夫能够呆得久一些，采访到精彩的报道材料来。
９月的一天，红军秘密信使王林给她带来丈夫的一封信：“我多么希望你也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然而，当她１０月初到达西安，准备去陕北同久别的丈夫相会，一起工作的时候，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劝她立即离开西安，部分原因是不要招致对埃德加•斯诺的注意。如果被人发现，就会眼睁睁地失掉他拍摄的胶卷和采访笔记。海伦顾全大局，从张学良那儿采访了一条独家新闻，便立刻返回北平。
埃德加总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而海伦却谨慎细心，考虑周到。当他从陕北回到北平家里，怀着胜利的喜悦不停地同妻子打趣说笑时，海伦突然想到丈夫胶卷的重要性———不等旁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必须把胶卷冲洗出来。她立即带着胶卷，乘上黄包车，到阿东照相馆去了。她还带着毛泽东在保安亲自交给埃德加的那些旧照片，准备翻拍。在这些照片里，每顶破烂的红军军帽上面的红星都清晰可辨。海伦提心吊胆，唯恐胶卷在阿东照相馆“丢失”，她希望冲胶卷的人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好了。
实际上，这些胶卷已遭受过一次险些儿被丢失的经历。１０月２１日，埃德加搭乘东北军的秘密卡车，从陕北驶回西安。卡车行至距西安２０英里的咸阳时，装着他全部胶卷和采访笔记的行李，被当作货物误卸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卡车当即返回，找回了行李。又一次值得庆幸的是，当海伦从阿东照相馆取回冲洗好的胶卷时，发现冲洗得很漂亮，什么问题也没有。
海伦心里明白，丈夫的胶卷和文章寄往美国之前，不能泄漏他旅行的秘密，这一点非常要紧。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北平当局就一直拆阅或没收信件，尽管还没有达到敢于触动外国人信件的地步。一旦埃德加的西行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视。她当即把一些照片寄往纽约，《生活》杂志买去了其中的７２张。
在埃德加回家后的６个星期里，海伦全力以赴，整理丈夫采访回来的资料。她对着照片，辨认所有那些人的名字和面容，并根据丈夫零乱的笔记，坐下来撰写大段的传记性标题。为了使丈夫能够集中精力写作《西行漫记》，她承担了除丈夫写作以外的一切事务。海伦照料丈夫的所有邮件，接待来访宾客，免费分送丈夫的几篇西北访问记和一些照片。海伦把一些免费材料，还寄给美国人经营的《大美晚报》编辑兰德尔•古尔德。例如，一篇论周恩来的文章及埃德加在北平协和教会上的谈话。其余材料，她寄给鲍威尔，供《密勒氏评论报》采用。正是在中国发表的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助于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铺平道路。
西安事变前的那几周，斯诺夫妇都以极高的效率工作，想立即把斯诺的那些材料搞出来。埃德加非常疲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病倒了。尽管他有时得写讲稿，作报告，但最要紧的是写他的书。海伦认为，还有一件重要而紧迫的事，那就是要抢时间把丈夫从陕北带回的信息，尽快传达给中国人民，唤醒他们的觉悟。她根据丈夫的笔记，在打字机上全速编写他的采访材料，并且编成一本书。出这本书，是斯诺允许的。海伦编写一章，丈夫审校一章。王福时把这本手稿分章拿去，同李放、郭达等人一起译成中文，并自费出版，这就是先于《西行漫记》的颇有影响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共３００页，３２幅照片，１０首
歌曲，一张红军长征路线图。这本书还收入了《西行漫记》英文版中没有写及的毛泽东的重要谈话。王福时自愿陪海伦去西北，并为她作口译员时，把此书给延安带了一本。这本书对许多人，尤其是对毛泽东以及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
当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激情处于鼎盛阶段，他们创办的《民主》杂志刚刚诞生之际，海伦决定步丈夫后尘，独立进行一次旅行。事实上，当她第一次阅读丈夫带回的那些材料时，就认识到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采访。４月下旬，她离开北平，去延安收集丈夫前一年未及采访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包括朱德的部队，二方面军及四方面军。她在延安呆了４个月，约会了许多人，提出了数以百计的疑问。她采访的人，起码不少于６５名。她同各行各业的人见过面，采访过他们，或同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并写了３４个人物小传。后来，她根据这次采访的材料，写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３本书。
埃德加对妻子的延安之行，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他要求妻子“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拍摄，什么照片都要。”他建议妻子“抛砖引玉，设法引起毛泽东的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对话的形式……”
为了适应事态发展，斯诺“不得不重写《西行漫记》手稿的最后４章”。海伦把丈夫急需的材料，及时地从延安转给他。６月１３日，她还委托从延安回北平的王福时，给丈夫捎回她拍摄的１４盒胶卷，并提醒丈夫“注意保存”。
５０多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西行漫记》时，恐怕极少有人知道该书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为作者妻子所提供；书中几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有十多幅为斯诺夫人所拍摄！由此可见，《西行漫记》并非一次旅行的成果，而是斯诺夫妇两次陕北之行的产物。
海伦•斯诺不仅是丈夫西行的坚定支持者、《西行漫记》的忠诚合作者，而且也是尖刻而公正的评论者。
在《漫记》的写作过程中，海伦与丈夫有过许多争论，包括全书的情节，也有过不同的意见。
埃德加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自己的话，把其中某些部分重写一下。海伦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可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妻子认为，毛泽东生平材料，要成为丈夫著作的心脏，成为脊梁。它以完美的形式，展示毛泽东的整个背景。妻子进一步论证说，丈夫不应改动原材料，而应该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的原话。“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故事一样。”
丈夫认为不能把一大堆难以理解的东西塞进书里，那要毁掉这本书的销路。妻子帮他整理笔记时，埃德加吩咐她删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然而，海伦坐下来，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就像当初毛泽东向丈夫讲述的那样。名称表及所有的一切，一个也没漏掉。海伦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秘史，尽管它有可能使某些潜在的读者感到厌倦。”她意识到，“这会使该书在年复一年的未来，具有经久不衰的永存价值。”
海伦访问延安期间，对《漫记》的写作相当关注。她一方面唯恐丈夫趁她不在，对手稿大删大砍；另一方面，她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对手稿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１９３７年夏天，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正在艰难进行，但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正式成立。她及时转达延安方面的要求，帮助丈夫修改《漫记》手稿。５月２１日，她给丈夫的信中写道：“陈赓要你特别小心，不要发表任何对蒋介石不利的东西。”４周以后，她又向丈夫忠告：“陈赓特地写了一信，再次要求你修改他的自传，删掉搭救蒋介石的那件事，他在南京同蒋介石的谈话也要删去。他说，他现在要去做特别统战工作，如不删去，就会坏事的。如果书稿现在还没有出版，你可以及时发出更正，至少在陈赓的生平部分，不要对蒋介石进行任何评论。”
《西行漫记》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性的百科全书”，它论理透彻，读来引人入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翔实丰富。当我们今天重新学习、研究这本书的时候，也应当感谢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他忠诚的合作者和评论者海伦•斯诺。
创建工合运动１９３７年冬，海伦视察了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的工业区，目睹了难民和伤病员挤满上海的悲惨景象后，首先提出了成立生产合作社，组织战争难民生产自救，支持抗日战争的主张。得到她丈夫和路易•艾黎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后，这一主张很快付诸实践，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１９３８年在武汉宣告正式成立。
１９３９年，埃德加•斯诺专程赶到延安，确认毛泽东理解并支持工合的主张。海伦把她的写作搁置一旁，帮助工合事业筹集资金。同时，斯诺应菲律宾华侨的请求，前往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掌管海外华侨捐赠的资金。１９３９年，海伦在菲律宾写成了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中国为民主奠基》，１９４０年正式出版发行。
斯诺夫妇协力工作的黄金时期，也许是他们返回美国后的最初两年。珍珠港事件后的１９４２年，在二次大战的关键时刻，斯诺夫妇是白宫的座上宾。埃德加被聘任为《星期六晚邮报》的首席战地记者，而该报立即成为罗斯福的新朋友，成为总统的宝贝。埃德加带着罗斯福总统给尼赫鲁的口信，于１９４２年首先到了印度。他随身携带的，还有海伦的专著《中国为民主奠基》。尼赫鲁为这本书写了序，立即在那儿出了印度版。该版的序言是这样结束的：“未来有可能指引我们走上合作联邦制。如果人类要在当前这种不间断的战争及相互残杀的野蛮水准上突起，整个世界有可能不得不以这种合作的方式组织自己。”印度后来确实走上了工业合作的道路。
１９４１年初，埃德加•斯诺带着３部重要的著作及一袋颇具影响的报刊文章衣锦还乡，他的妻子带着两部手稿和她那本正在印刷的著作《续西行漫记》返回故里。他们为珍珠港历史危机，提供了６部著作及许多文章；海伦还提供了３部用中文出版的书稿，其中一部是根据斯诺苏区采访笔记编写而成的。这就是说，到１９４１年底，他们夫妻俩共写作了９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
斯诺夫妇生平最重要的成就《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一直被当作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姊妹篇。这两部名著，历时５０余年，从各个角度，起到了真正沟通的作用；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这两部著作，证明他们的旅华岁月是值得的，证明他们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是无可指责的。
这就是海伦称作的“工合生产主义”及婚姻动力说。这种婚姻的动力，不是以加法的运算方法使生产力仅仅翻一番，而是以乘法的运算方法使生产力提高许多倍，各自发挥出自自的优势和潜能，以合作的形式在工作。
离婚多年之后，埃德加曾经写道：“她常常给我带来痛苦，却又常常激励我。”“我在家里管理的惟一部分，就是玉米仓；那儿有我的写作间……我制定基本法，然后退居玉米仓；我太太根据她的基本法修正案，管理家政。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埃德加的基本法从一开始就很简单：无论何时何地，他的写作第一。自１９３２年结婚之后，埃德加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他后面有了人，全面负责除他本身工作以外的一切事务。海伦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服从丈夫的工作。他们的分工是丈夫挣钱养家，妻子负责其余的一切事情，包括鼓励他写作和旅行。在他们整个婚姻生活过程中，海伦完全为丈夫着想。午饭前，从不分散他的精力，不让他受到任何干扰。海伦用一种自觉的意志行动在放弃小事，以求大谋。她从不喊屈叫苦，怨天尤人。她有一条座右铭，叫“知足常乐———如果我没有得到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喜欢我已经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