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总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而海伦却谨慎细心，考虑周到。当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家里，怀着胜利的喜悦不停地同妻子打趣说笑时，海伦突然想起斯诺胶卷的重要性———不等旁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必须把胶卷冲洗出来。她立即带着胶卷，乘上黄包车，到阿东照相馆去了。她还带着毛泽东在保安亲自交给斯诺的那些旧照片，准备翻拍。在这些照片里，每顶破烂的红军军帽上面的红星都清晰可辨。海伦提心吊胆，唯恐胶卷在阿东照相馆“丢失”，她希望冲胶卷的人不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好了。
实际上，这些照片已经遭受过一次险些被丢失的经历。１０月２１日，斯诺搭乘东北军的秘密卡车，从陕北驶回西安，卡车行至距西安２０英里的咸阳时，装着他全部胶卷和采访笔记本的行李，被当作货物误卸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卡车当即返回，找回了行李。又一次值得庆幸的是，当海伦后来从阿东照相馆拿起冲洗好的胶卷时，发现冲洗得很漂亮，什么问题也没有。
海伦心里明白，斯诺的胶卷和文章寄往美国之前，不能泄漏他旅行的秘密，这一点非常要紧。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北平就一直拆阅和没收信件，尽管还没达到敢于触动外国人信件的地步。一旦斯诺的西行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他的一言一行都将会受到监视。
在斯诺回家后的六个星期里，海伦全力以赴，整理斯诺采访回来的资料。她对着照片，辨认所有那些人的名字和面容，并根据斯诺零乱的笔记，坐下来撰写大段大段的传记性标题。为了使斯诺能够在盔甲厂１３号门房附近的小屋里开始写作《西行漫记》，海伦承担了斯诺除写作之外的一切事务。她照料他的所有邮件，接待来访宾客，免费分送斯诺的几篇西北访问记和他拍摄的一些照片。海伦把一些免费材料，还寄给美国人经营的《大美晚报》编辑兰德尔•古尔德。例如，一篇论周恩来的文章以及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上的谈话。其余材料，她寄给了Ｊ•Ｂ•鲍威尔，供《密勒氏评论报》采用。正是在中国发表的这些材料，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不仅对中国人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这些文章，有助于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铺平道路。
西安事变前的那几周，斯诺夫妇都以极高的效率工作，想立即把斯诺的那些材料搞出来。斯诺非常疲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病倒了。尽管他有时得写讲稿，作报告，但最要紧的是写他的书。海伦认为，还有一件重要而紧迫的事，那就是要抢时间把斯诺从陕北带回的信息尽快传达给中国人民，唤醒他们的觉悟。她根据斯诺的笔记，在打字机上全速编写他的采访材料，并且编成一本书。出这本书，是经斯诺允许的。海伦将全书编完之后，斯诺立刻审校，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编写一章，他审校一章。王福时把这本手稿分章拿去，同李放、郭达等人一起译成中文，并自费出版，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海伦前几年在给王福时的信中，是这样评价这件事的：“（这本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我们倾全力使它尽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译本突击出来了。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
当斯诺写作《漫记》的激情处于鼎盛阶段，他们创办的《民主》杂志刚刚诞生之际，海伦决定步丈夫后尘，独立进行一次旅行。事实上，当海伦第一次阅读斯诺带回的那些材料时，她就认识到自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旅行，收集其他传记性资料。４月，她离开北平，去延安搜集斯诺前一年未及采访的所有领导人的情况，包括朱德的部队，二方面军及四方面军。她在延安呆了４个月，约会了许多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疑问。她采访的人，起码不少于６５名。她同各行各业的人见过面，采访过他们，或同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并写了３４个人物小传。后来，她根据这次采访的材料，写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３本书。
斯诺对海伦的延安之行，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他要求海伦“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拍摄，什么照片都要。”他建议海伦“抛砖引玉，设法引起毛泽东的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对话的形式④……”
为了适应事态的发展，斯诺“不得不重写《西行漫记》手稿的最后４章⑤。”海伦把斯诺急需的材料，及时地转给他。６月１３日，她还托从延安回北平的王福时，给斯诺捎回她拍摄的１４盒胶卷，并提醒斯诺“注意保存⑥。！”
５０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的时候，恐怕极少有人知道该书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为海伦•斯诺所提供；书中几十幅珍贵的照片，其中有十多幅为海伦•斯诺所拍摄！由此可见，《西行漫记》不仅是斯诺夫妇一次旅行的成果，而是两次采访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