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一生撰写了６４部著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只有７部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她的房子里，堆满了书籍、报纸、文稿、笔记、资料、剪报等等，大部分与中国有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她把部分资料送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１９９５年后，她自知上帝留给她的时间屈指可数，便让她的侄女及其丈夫毕绍夫帮助清理、装箱。毕氏夫妇先后两次从西海岸飞往康州麦迪逊，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清理满屋子的资料，像可口可乐包装箱那么大的纸箱，整整装了３００箱，载了几卡车，运往海伦的故乡犹他。
海伦•斯诺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１日辞世后，我一年之内三次去美国，参加她的葬礼；同她的侄女谢莉尔一起，编写并翻译、出版海伦•斯诺生平图集《架桥》；帮助杨伯翰大学图书馆对“海伦•斯诺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在３００多箱资料中，有２０多箱是她的来往信件。海伦很注意资料保存，尤其是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凡是她发出的信件，均留底稿；朋友的来信，都分类保存。我惊奇地发现，我给海伦写的每一封信，她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１９８５年以前，我给海伦写信，从来没留过底稿，因为国内还没有使用电脑，我连打字机也没用过，完全是手写的。看着自己多年前的手写英文信，感到很有意思，就从文件夹中抽出来，给自己复印了一套，装了满满一纸袋。
回国后，我把我给海伦的所有信件，按日期收拢在一起；也把海伦给我的信件按日期收在一起，数了数，将近２００封。我从头读了一遍，理解更深，感想颇多。海伦在信中向一名中国青年讲述中国的革命历史，讲述她自己在中国不平凡的经历，谈她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看法，谈中美特殊友谊的重要性，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中国未来的关注，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老一代中国革命领袖的敬仰。我写给海伦的那些信，朴实无华甚或有点幼稚，却表达了中国青年和人民对老朋友的深厚情谊，也真实地记录了斯诺研究在中国，尤其在陕西的兴起和发展，展示了西北人民同两个斯诺的特殊关系。
在一次闲谈中，我把有关这些信件的事，告诉了马珂，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们一致同意把这些信件编在一起，出版一个“通信集”，搞成中、英文对照的，由我编纂，马珂翻译。谁料一句戏言，竟成一个有意义的计划。说干就干，马珂在百忙中开始翻译了。初稿打出，仅汉语译文就近４００个页码，肯定不能印成
一本英、汉对照的读物了。毕绍夫、谢莉尔以及许多美国朋友听说此事后，非常兴奋，建议尽快单出英文版，他们很想读到这些难得的信件。在编辑这些信件中，唯一的遗憾是，我没能找到海伦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记得是１９７８年底，收到信后，我翻译出来，连同原件，一起送领导审阅。这是当时的外事纪律，必须这么做。１９７９年，我还接到过海伦两封信，也照章处理。我曾经查阅过单位的外事档案，也没有找到，可能是传阅丢了，因为此类信件只供领导参阅，不属归档文件之列。下次重访杨伯翰大学时，再去海伦•斯诺资料馆查阅，这次是赶不上了。
在省外办工作期间，口译是我的本职工作；笔译和研究，是自找苦吃的爱好，全是工余完成的。我翻译、出版过海伦•斯诺的五本书，即《七十年代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延安采访录》《毛泽东的故乡》《中国为民主奠基》。她的《红尘》一书，我只翻译了一半。我还翻译、发表了她的一些文章和诗作。为出席国内外举办的“斯诺研讨会”，我还撰写、发表过几篇研究论文。海伦生前要求我重新翻译她的《续西行漫记》，我答应了。之所以需要重译，海伦列出了两条理由。第一，这本书在中国曾出版过两个版本，由于种种原因，把许多重要的内容删掉了，读者已看不到该书的原貌，然而，她对此能够理解。第二个原因，她认为我对她的生平比较了解，工作认真细致，译风比较严谨，希望我能主笔，搞一个新译本。海伦认为，作为一部经典著作，要成为学者的案头参考书，内容必须忠实准确，译文语言必须流畅，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等等，都要准确无误。
凡是珍贵的东西，当人们失去它的时候，才会认识到它的可贵。海伦•斯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她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海伦•斯诺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她的思想及其著作的价值，在她的晚年已经被为数不多的人们意识到，她去世以后，更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海伦•斯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这种由两国老一代领袖人物亲手打造的“中美特殊友谊”，就显得更加珍贵。
海伦•斯诺的辞世，不是“斯诺研究”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
#：２００２年仲夏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