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纪念馆陈列内容调整工作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多一半是从西安抽调来的，有搞设计的，搞美术的，搞雕塑的。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被编在“内容组”。要写，就得学习，就得查阅各种资料。
延安纪念馆的资料室不大，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这是我六年来第一次钻进了图书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六年见不到图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到了资料室，我就像一头饥饿的耕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啥吃啥拼命地吃。在这期间，我第一次看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海伦
•斯诺的《续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学外语的人，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兴趣自然倍增。由于自己对背景知识有所了解，读起来更感亲切。海伦•斯诺的书，更具特色，她那传奇般的西北之行，比电影故事还要精彩！我对两个斯诺的著作，简直是“一见钟情”。
在纪念馆工作期间，开始有兄弟党的代表团来延安学习参观，也有战时的国际友人来陕北旧地重游。凡是重要团组来访，北京中联部或对外友协，都要派两三个人全程陪同。除了较年４轻的翻译外，全程陪同往往是那些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干部。纪念馆领导要求我们“内容组”的成员，拿着笔记本跟在访问团的后面，收集外宾的反映，从老干部的言谈中“抢救”活资料。而我，更注意外宾的提问和中方的翻译。
延安纪念馆陈列内容，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再加上讲解员滔滔不绝的“讲解”（实际是背诵），可苦坏了北京派来的英语翻译。看到满头大汗、啃啃巴巴的翻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常言道，“会者不难”，好在这些内容和词汇，在“毛选”英文本里都有，我还都记得，就忍不住脱口而出，给北京来的翻译提个词。他们就问，“你会英语！”，感到非常惊讶。当时在场的，有中联部的陪同，还有省外办的鲁主任，他们放话了：“看样子你会说英语，不妨试一试吧。”我没有推辞，就开始翻译了。谁知一开口，竟然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我被“发现”了———“延安藏着个英语翻译！”从此以后，中联部来的外宾，都指定我翻译。
我在纪念馆开始当翻译，“内容组”的同事们说我“改行”了，真使我哭笑不得。一年后，鲁曼得知我原来是省外办的业务干部，下放后，被单位遗忘了，才把我调回西安。
在南泥湾、延安的这段经历，给我后来的工作和事业打下了一个基础，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与这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后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