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了人。几乎所有的战地记者都遭受到战争经历的痛苦，埃德加越来越变得象他的那些大名鼎鼎的记者朋友了，而绝大多数这样的朋友，都离了婚，换上了年轻的妻子。
据海伦讲，埃德加想吃老本，想歇一歇，想翻开新的一页，而海伦本人却依然被那些一直想写而无法完成的写作而困扰。海伦也想，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否则，就会再次陷入种种老问题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他们俩人都同意离婚，尽管海伦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婚姻的榜样，他们有过多么好的口碑！
斯诺夫妇对人对事，几乎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以一个“二人工作队”的形式，共同工作。然而，他们俩人的性格各异。埃德加生性粗心大意，懒散随和，心不在焉，还常常迟到；而海伦总是衣着得体，引人注目，十分敏感，注意仪表仪容，细心，考虑周到，认真负责。
海伦尤其不喜饮酒———她本人从不饮酒。她也不喜欢别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埃德加尽管因吸烟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直到离婚都没有改掉这一习惯。
在整个婚姻生活期间，海伦原谅或试图原谅丈夫各种各样的小缺点，因为她从婚后头一年就认定，埃德加不是有意与她为难，只是粗心大意，忙于大事，不拘小节而已。
１９４５年以前，埃德加从来没有向海伦谈及分居的事。那一年，他们在纽约过冬。在埃德加再次出国前去国家城市银行作安排时，他才向海伦提出分居的事。然而，这次出国时间不长，他回来前就改变了要分居的想法。他１９４６年出访归来，把箱子放在他们麦迪逊住宅的后门口，想呆在家里，并且说：“这里是我能够很好工作的惟一地方”。他实际上经常这么说。正是在他的麦迪逊住宅，埃德加在几次旅行的间隙里写成了《人民在我们一边》、《斯大林需要和平》、《苏维埃政权的格局》等四本书。埃德加１９４７年２月离开麦迪逊后，就再也没有回这儿居住了。
１９４７年对美国来说，是严峻的一年。各种委员会分裂，杜鲁门主义开始施行。中国重开内战，战时联盟到处解体。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甘地遇刺时，埃德加正在印度。就在甘地遇刺身亡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同埃德加•斯诺交谈，其间还向埃德加问起海伦的情况来。使斯诺吃惊的是，甘地“关心”他自己的夫人。事实上，尼赫鲁和甘地从理论到实践，对婚姻是很感兴趣的。斯诺婚姻是他们感兴趣的、为数不多的题目之一。
到了１９４９年，他们俩都同意离婚，尽管他们对于赡养费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埃德加可能在一两位反对婚姻，反对赡养费的朋友的支持下，对海伦提出每月２００元赡养费的要求深为恼火，也感到震惊。埃德加陈述道，海伦作为一个模范妻子，永远不应当提出赡养费之类的庸俗要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可是，不同意给赡养费，海伦就不离婚，因为她需要这笔钱维持生活，写她的书，因为自１９３３年以后，她在北平不断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做好事”活动，一直无法去写作。最后，法官把赡养费定为１８７．５０元，这个数字对当时的埃德加来说，是太多了。埃德加决定把房子给海伦，让她居住，但是向海伦声明：“如果你想有个男的扶养你，你为什么不改嫁找个富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呢？”
海伦对优良的传统，是有足够认识的。离婚，并不能给西方真正的“核心婚姻”的观念增添丝毫的光彩。然而，海伦坚信离婚的必要性。她认为，对具有特殊才能或特殊问题的人们，离婚则显得尤其必要，例如，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公众领袖。这些人，会非常容易地被已经出现麻烦的婚姻所毁掉，因为这种婚姻是他们事业发展的绊脚石。海伦说：“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必须由法律来调节，一旦离婚，应当向妻子提供社会保护，当然也应当向孩子提供社会保护，除非离婚是妻子提出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妻子不应该要赡养费，以她已经习惯了的方式继续生活。妻子和丈夫的孩子，也必须依法抚养到２１岁或更长一些。妻子如果没有改嫁，丈夫对妻子和子女，终生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