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为什么要带着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单去采访鲁迅？这次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进行的？一位新闻界精英，一位文学界泰斗，他们在这次长谈中究竟涉及到哪些问题？自今年元月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也收到了不少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来信，其中还有一封来自一位美国的教授，他们都想比较确切地了解个究竟。根据海伦．斯诺的回忆和我从美国带回的有关资料，只能对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作一点儿简要的说明。
早在１９３２年，埃德加•斯诺就萌发了要去中央苏区访问的想法，并且在写给他的文学代理人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示出了这一点。“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斯诺认为访问苏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心要到西北走一趟。最初，他同频频来往于北平和天津之间的俞启威（即黄敬同志）联系此事，黄敬遂设法向当时已在华北的刘少奇请示。因当时环境之故，斯诺访问陕北的安排未能及时作出。到了４月，心急如火的斯诺，便决定到上海跑一趟，拜会宋庆龄，表明他希望去陕北的迫切心情，请她给予帮助。临行前，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问题单，以便斯诺到上海拜访鲁迅时当面向他请教。因为海伦正在
为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还没有脱稿，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鲁迅来定夺。另外，海伦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计划———编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
那么，斯诺采访鲁迅的这个问题单，是斯诺准备的呢，还是海伦交给他的那一张？
在此之前的四年时间里，海伦协助斯诺，为编选、编译好《活的中国》一书，同中国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她通过中国的青年作家和翻译家，通过清华、燕京的大学生，收集、翻译了不少资料，对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有了相当的了解。类似提问单上的这些问题，她也曾向肖乾、李敏、贾武（译音，原文为ＣＨＩＡＷＵ）等人请教过。
在我收集到的英文资料中，另有一份长达六大页的问题单，是海伦•斯诺寄给杨刚的，约共４６个大问题，其中包括１３７个小问题，其内容与斯诺采访鲁迅的这个问题单大同小异，只不过涉及面更为广泛、提到的事情更为琐碎罢了。在这个问题单的首页顶端，有海伦•斯诺写给杨刚的一个短简，全文如下：
“亲爱的杨缤：
您好吗？好久没听到您的消息了。我们一切如常。关于您的文章，我从《亚细亚》还没听到什么消息。然而我认为他们会很快采用的。我还在写介绍文学运动的那篇文章，不过，本周内是要完稿的。这是我的第四稿。如果您有时间回答，我要问您一些问题。就在问题下面的空白处写几行字好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海伦在这个短简上面署的时间是“４月２６日”。填进空白处的答案，是用钢笔书写的，笔迹清秀，潇洒流畅，显然不是出自于海伦之手。我虽然没见过杨刚的英文笔迹，但基本可以肯定：这份问题单是杨刚填写好之后，寄退给海伦•斯诺的。从回答的内容看，时间应为１９３６年。
此外，从斯诺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纪要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单子是海伦•斯诺提出的。
问题十五：“我想要一份当代作家的确切名单，不知我这样排列对不对？还有哪些人需要增加？也请核对一下无党派作家，标明他们属于哪一组。”接着，是一长串作家名字，分属“新现实主义派”、“第三种人”等，共八大类。斯诺整理出的答案中讲：“‘新现实主义’一词，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应用。佩格当作‘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佩格”是海伦的绰号，三十年代，她的亲友们都这样称呼她。
在谈话纪要第十五题最后，斯诺为妻子作了一个说明：“你问题单子上开列的其他作家，鲁迅不认识，或无足轻重，他们的文学倾向鲜为人知。”这又一次证明问题单是海伦•斯诺提出的。
人所共知，海伦•斯诺是一位很有文学才华的女性，１９３８年前，埃德加•斯诺在海伦面前自认“甘拜下风”，甚至在他１９３２年给海伦留作“订婚照”的第一张照片上也这样写道：“赠佩格您的配角埃德”。海伦一向喜爱诗歌，也喜欢写诗。她的诗作，曾被收入美国诗歌年鉴。因此，她也很想对中国的诗人和新诗进行一番研究。在问题单中，有两处问及诗歌方面的问题。鲁迅一方面指出冰心、胡适、郭沫若是最优秀的诗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谈话纪要说，“鲁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或许这不一定是鲁迅的原话，但却有斯诺倾向性的意见———规劝妻子不要再去研究中国现代诗歌了。
综上所述，从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看来，是他的妻子提出的。但这些问题与海伦撰写的论文及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又都密切相关，所以也可说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