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学年度，我在美国康州的三一学院作住校访问学者。春假前的一天，有几个学生在网球场上大声交谈，我听见有一位说了声ＧｕｎｇＨｏ！
身在异邦他乡，听到有人使用中国语汇“工合”，使我感到震惊，感到兴奋。我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常用这个词。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或来由吗？”我又问。
她回答说：“不知道。”
后来，我向我的学生和同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从那时起，每当我应邀演讲，介绍我对海伦•斯诺生平和著作的研究情况时，我常常喜欢用这个词语掌故，作为我的开场白。我的听众对这个掌故，总是兴致勃勃。事实上，对“工合”故事如痴如醉的，不仅是当今的这些无名小卒，而且也有历史上的显赫人物。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几周，埃莉诺•罗斯福在她遐迩闻名的专栏《我的一天》（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６日）里写道：“回到白宫，我同埃德加•斯诺先生和夫人，进行了一席最有趣的谈话；他们从中国回来，大约已有一年时间。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斯诺夫人兴致极高。工合运动接受的援助，来自一切对中国工业有兴趣的人们。他们自己造机器，逐渐取代全由手工完成的产品。看起来，借以为人民谋求较好的生活水准，这恐怕是最好的基础了。”
本世纪４０年代初，尼赫鲁把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著的《奋求民主的中国》作为教科书，在印度办起了５万个工业合作社。到了８０年代，印度工业合作社社员总数居世界之首，苏联居二，美国居三。当谈到工业合作社的伟大意义时，尼赫鲁在１９４２年就写道：“在当今战乱的世界，这些合作社的民主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政治的民主，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存；如果说在其他别的基础上也能达到此目的，那是值得怀疑的。”尼赫鲁接着写道：“未来很有可能把我们和别人，都引向一个合作联邦的道路；如果整个世界要从当前这个战乱不休的野蛮状态中崛起，那么，将来很有可能非以类似的方式组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①”。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崛起于中华民族的危亡之中，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不断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睹工业合作社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蓬勃发展的景象，我们理所当然地就回想起５０年前那几位创始工合的人们。
那么，工合最初是怎么兴起的？工合思想又从何而来？不久前发现的埃德加•斯诺１９４０年为《奋求民主的中国》香港版写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正如在全国数以百计的繁忙的手工业作坊里被认识的那样，‘工业合作’首先是尼姆•韦尔斯脑力劳动的产物。正是她，首先使路易•艾黎对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发生兴趣……这一事实，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工合两年》中，得到了艾黎先生的慷慨认可。”
埃德加•斯诺接着写道：“主要是由于尼姆•韦尔斯的有力促进，艾黎和他的“培黎”技师们才草拟出这个计划的技术细目，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及社会变革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典范。要不是她独到思想的正确，要没有她坚信不移和积极热忱的精神，这个运动就根本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