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的功绩，不仅在于她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的那一瞬间，对形势作了全面、透彻、准确的分析，提前两个多月就发出了这一政治形势预报，而且还在于她以满腔的热忱，不厌其烦地澄清各种谣言、解释事件真相，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和品质。
当许多人还在惊讶、懵懵懂懂、不知所措、信谣传谣的时候，海伦•斯诺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性质以及对抗日战争的影响。
１２月１６日，苏联《塔斯社电讯稿》油墨未干，就被送到了驻北平的六七个外国记者的手里。当海伦•斯诺正在浏览这份电讯稿的时候，黄敬来了。她读着《塔斯社电讯稿》，大吃一惊，脱口而出：“俄国人对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她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她一边读，一边把读过的电讯稿一页一页地递给黄敬。海伦后来写道：“黄敬的两只手颤抖起来。当他读到那些难以置信、无中生有的声明时，脸色煞白，呆若木鸡。我真担心他的心脏病又会突然发作。”
苏联《真理报》社论说：“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部队的兵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的事件……张学良对外国侵略者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如今，他举起所谓抗日斗争的旗帜，而实际上却干着肢解国家、在中国进一步制造混乱的勾当。……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无不挑动个别将领铤而走险，反对南京政府……日本奸细们的蛛丝马迹是掩盖不住的。”这则电文，是１２月１４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同一天，《消息报》则用离奇的谎言，对张学良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相当可观地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很清楚，无论他打出什么旗号，提出什么主张来伪装自己，他代表着一种危险，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也是全中国的危险。”
黄敬由于受惊，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他们攻击共产党在西安问题上的立场，有害于统一战线。”海伦读了这些谣言和诽谤，肺都要气炸了。她立即打电话给塔斯社驻北平记者，要求他们先不要散发这份电讯稿，她愿意提供关于事变真相的第一手材料。海伦甚至要求他们给莫斯科打电报，指出他们完全搞错了，她愿意提供事实。可是，那个苏联记者拒绝考虑。海伦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说，他不能考虑这样一件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急得哭起来，没法再讲下去了。我知道，他要是按我的要求去做，他可能会丢掉饭碗。可是比起与中国休戚相关的这个大问题，自己的得失就实在微不足道了。”
海伦挂上电话，要黄敬到塔斯社办事处跑一趟，告诉他们事件的全部真相，表明共产党的观点。黄敬表示难以从命，海伦十分焦急地说：“不管你怎么想，事情必须这么办。我想，你只好作出牺牲了。我同你一起去，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不是共产党，我是美国人，他们不听我讲话应当感到羞耻！”
经过海伦的劝说，可敬的黄敬，胸襟毕竟比那个苏联记者要宽阔得多，终于同意了海伦的请求。海伦拿来纸张，并夹好了复写纸，请黄敬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明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蒋氏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致。
海伦唤来“管家”，租了两部人力车，带上备忘录的第一份，陪同黄敬前往苏联大使馆。塔斯社的人接待了他们，尽量想显得彬彬有礼。海伦简要地介绍了黄敬，说明了来意；黄敬则递上了他写的备忘录。海伦后来回忆道：“塔斯社的人接住了备忘录，就象接住了已经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一样。”
黄敬在备忘录中写道：“５００名学生已离开北平，前往西安，在那儿创立民主统一战线。……蒋氏玩弄了他最后的伎俩：分裂东北军，切断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系，排斥统一战线。然后，他就解散东北军。……如果蒋氏没被扣起来，他就会使用全部兵力进攻红军，破坏东北军，镇压人民阵线。……活捉蒋介石是英明之举，它使一切抗日力量和亲日力量向两极分化。”他们虽然去了，备忘录也交了，自然也是劳而无功。
时至今日，海伦仍怀着痛惜的心情，回忆那些电讯稿所造成的恶果。她说：“《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的社论，对谁也没有好处。这些社论，在具有各种意识形态的中国人的头脑里，确实布下了毒素，并且一直延续到苏中敌视、一触即发的６０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感到：他们吃‘朋友’的苦头，比吃敌人的苦头要多得多。”
当舆论界的笔战还在无休止地进行时，海伦•斯诺已精辟地阐述了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如果中国有灵魂的话，她在百病交加的西安综合症中得到了永生。”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事变发生后所采取的英明决策，对他们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胸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西安形势突变后，强行通过的共产党的纪律是绝无仅有的。这显示出毛泽东的领导品质，他于个人恩怨而不顾，推行了新的路线。”
（本文是作者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１日为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举行的《西安事变与国际友人》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这次报告会由中共陕西省委外宣办及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在省委礼堂联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