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１９０７－）是当代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和女社会活动家，已故埃德加•斯诺先生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妻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０年，海伦•斯诺旅居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形势，是３０年代远东最活跃的两个外国记者之一。她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曾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是首次将中国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外国朋友之一。她倡议兴办工业合作社，组织难民生产抗战物资，为促进中国“工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然而，海伦旅居中国期间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她１９３７年的延安之行了。
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海伦从北平来到西安。她机智地摆脱了国民党便衣特务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深夜跳窗逃出西京招待所，奔向延安，实现了她神秘访问红区的计划。在４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以罕见的毅力和探索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访问了斯诺先生１９３６年未能访问的我党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儿童。她采访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国共两党谈判及第二次合作，边区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戏剧、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体育、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工会、妇女、青年、儿童等方面的问题；她夜以继日地工作，写出了我党几十位领导人和革命战士的生平传略。海伦１９３７年的延安之行，不仅为斯诺先生当时正在写作的《西行漫记》提供了急需的资料和照片，而且为她自己后来写作的《续西行漫记》、《阿里朗之歌》、《红尘》、《中国劳工运动》等著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延安采访录》就是作者这次西北之行的翔实记载。
海伦•斯诺多次写道，１９３７年延安之行，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成了她“第二个祖国”，延安就成了“斯诺之乡”；１９３７年的延安采访笔记，成为她“近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写作有关中国论著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海伦和中国人民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为崇敬，认为中国革命是个奇异的神话，而她和斯诺先生是这个神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伦几十年如一日，致力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历史，写了卷帙浩繁的报道和论著，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３年，海伦•斯诺应邀访华三个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致函，向她表示关怀和慰问；朱德委员长会见了她；邓颖超、康克清宴请了她。１９７８年秋，她应邀率美国电视摄影小组来华拍摄电视片，历时６周。在北京，会见了我国党政领导人；在陕西的西安、延安、保安，拍摄了她和斯诺先生３０年代活动过的地方。
正由于她３０年代在中国的活动以及那些延安采访笔记的缘故，海伦•斯诺在反动的麦卡锡时期蒙受不白之冤，失去政治自由达２３年之久。在那些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坚持研究和写作，共写成了１７部书稿，绝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至今仍无法出版。现在，７６岁高龄的海伦•斯诺，孤苦伶仃地住在麦迪逊一所古老的小农舍里，体弱多病，生活非常艰难。我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一直是怀念的，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曾几次设法给予帮助，但她都婉辞了。
近几年来，凡目睹过海伦•斯诺近况的中国人，无不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恳求：“海伦！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去年９月，译者在麦迪逊小农舍采访作者时，海伦诚恳地说：“告诉中国的朋友们，我挺好，我从１９３７年就喜欢这种简朴的生活了。我有生之年别无他求，只希望手头这３２部书稿都能出版，也希望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并拥有读者。”今年春天，当她获知《延安采访录》中译本将要出版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特为中译本写了献辞和序言，并寄来她珍藏了４０多年的历史照片。
《延安采访录》是作者根据她１９３７年的那些采访笔记写作的，为节省篇幅，凡已在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发表过的内容，本书中均未提及。因当时环境所迫，作者同埃德加•斯诺来往书简中提到的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在原文中多用代号表示。为方便读者，又保持信件原貌，代号首次出现照译，章节之后作注。本书是一部采访记录，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由于采访对象广泛，其中有些叙述未必全面、确切，因而，失实之处在所难免。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生平及近况，特将肖乾、丁玲同志访问海伦•斯诺的文章以及海伦给丁玲的一封信，作为本书的附录。
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陈翰伯、丁玲、杜鹏程等同志的关怀和支持，王福时、张兆麟、郭达、王世民、王凤庭、闫树声、曹永庆、郭洛夫同志校正了部分人名、地名和历史文献，邰宗武同志对作者提供的照片作了技术处理，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以上诸位同志的热忱及有成效的帮助，我和海伦•斯诺夫人是非常感激的。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１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