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娟看望她的同窗好友白舒兰后约有一月，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在县师范任教的白舒兰受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影响，在临潼县发动了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演讲与游行。她发起这场演讲主旨是策应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爱国大游行。起初，白舒兰在学校演讲，接着，她又延伸到了临潼县的一些工厂里。她见广大师生以及工人都有一腔爱国热情，她见时机成熟发动师生走向街头贴标语并举行示威大游行。
游行师生高喊：“抵制东洋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沦陷东北！”此后，事情愈演愈烈，游行持续发酵，有人甚至喊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打倒汉奸卖国贼！”等等一些口号。
而这一切又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担心事态越来越大，警察在劝导并疏散，学生的游行队伍却毫不理会。游行一再坚持，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临潼县的警察冲游行队伍喷辣椒水，也抓捕了这一活动组织人之一的白舒兰。县上却然担心游行师生再次集结，转移并秘密关押白舒兰在关山镇镇公所拘留所里。
《西京日报》披露一则临潼县白舒兰因为非法组织游行被捕的消息，黄淑娟得知这一讯息，她不敢相信，一个月之前还风平浪静，虽说谈到了共产主义，也谈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她想不到事情发展的节奏竟然这么快，自己前脚才离开学校，白舒兰为自己的革命梦想便付出行动，且来得这么突然。她想，白舒兰既然是自己的好同窗，她有难自己当责无旁贷，尽管眼前报纸所说的一切，她不敢相信，但是也要面对事实。不管怎样，她想她理应和杨秘书去临潼县看看实情，若果是真的话，要想方设法搭救白舒兰去，否则，自己就不够朋友了。
黄淑娟找杨秘书提说此事，杨秘书心想这事并非小事，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自己不去，又显得不近人情，毕竟白舒兰是黄淑娟的同学。想到此处的杨秘书再次忙完了他手头事情，他又找钟楼印务公司来给黄淑娟请过假，他被黄淑娟拽着去了临潼县，找县长刘景义和警察局长樊天佑为白舒兰出面说情。
最初，刘樊如出一辙，先是犹豫这事，后来又是一个鼻子出气，给出杨秘书一个折衷的方法——找人出面保释白舒兰。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他不仅可以置身事外，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临潼县吃罪不起的话，他也可以出面开脱此事。再者，刘县长又说：“白舒兰是当地人，即便她犯了国法，我们也要讲个乡党情面嘛，更何况，她还是有墨水的女先生。”
杨启文见他说的句句在理，便感谢说：“刘县长好人，刘县长好人！”杨启文见刘县长与樊局长应允此事，便言声告辞匆匆离开县府。刘景义和樊天佑送他出门。樊天佑和刘景义见杨启文走远，他俩不约而同说：“这事可真让咱哥俩捏了一把汗啊！”
杨启文找黄淑娟商量过后，他俩又去关山镇。黄淑娟找她爹说了这事，她爹说自己是买卖人，又是杨秘书的准岳父，出面说这事容易被人说闲话。黄淑娟着急，问她爹这事咋办，她爹思量再三，给她推举了苏仁义。他说苏仁义与县上的人和镇上人都熟，他去好搭话，这事容易办到。
杨启文心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去请苏仁义保准他答应。他俩前脚回家，还没来得喘气，这后脚就慌忙离开了。他两个又去石川河西岸，找到苏仁义家，求他帮忙保释白舒兰。
苏仁义一听杨启文的来意，心想杨秘书和黄信义女儿寻来，他们吃公家粮的人有他们的难处，这事虽然有难度，我这命在手里提着的人啥也不怕。他说这忙我帮定了。黄淑娟和杨秘书在家等着好消息。苏仁义见事情紧迫，第二天清晨，他去临潼县找县长刘景义，找警察局局长樊天佑，又来到关山镇镇公所找牛化良。他将自己该见的人一通见到，好话说了一箩筐，又履行手续之后，终于办妥了白舒兰保释的事。
白舒兰从临潼县保安团拘留所里被放出后，黄淑娟和杨启文见过她并安抚她。离开了关山镇，因为耽搁了两天，杨秘书怕省府有要紧事，他急忙拽着黄淑娟，又回到了他成天忙碌的西京城省府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