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的保安、安塞、甘泉、富县、中部[1]、宜君、旬邑、淳化、耀县等县和甘肃省的庆阳[2]、合水、华池、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地区。
（一）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活动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发端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领导的兵运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2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同年4月，刘志丹接替谢子长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陕西党组织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明确要求要加强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的士兵，把士兵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并派人打入农村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在陕甘边界地区展开了初创革命武装的工作。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从1929年春开始，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展开兵运活动。
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起义[3]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矛盾，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刘志丹等还相机在民团内部安插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经过整顿和改造，保安县民团成为共产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此前后，谢子长也前往宜川县，对占据凤凰山的土匪梁占魁部进行改造，但效果不明显。谢子长遂离开宜川。这时，刘志丹也因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密切关注而被迫离开保安县民团。曹力如等则继续在民团中隐蔽，坚持斗争。
1929年秋，冯玉祥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一带。苏雨生本是包头河套一带的土匪，视兵如命，遂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志丹和谢子长根据党组织指示，利用苏雨生扩军之机，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入苏雨生部。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此后，谢子长到榆林、绥德一带为第十一旅招收了近300名学生兵，其中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这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成为该旅的骨干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还在苏雨生部成立了学兵队。根据刘志丹、谢子长的建议，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遣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批党团员进入学兵队，并在学兵队成立了由张东皎任书记的秘密军委会。在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领导下，中共组织在苏雨生部队中的兵运工作得到全面的开展。
1930年春，苏雨生奉冯玉祥之命，由宁夏平罗移驻陇东。但随后遭到马鸿宾部追击，被迫败退至陕西彬县、长武一带。1931年1月，苏雨生部被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归十七路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节制。骑兵旅旅部驻彬县县城。
在苏雨生部移驻陇东前，刘志丹、谢子长研究后认为，相较于马鸿宾部，苏雨生部实力过于薄弱，苏雨生很难在陇东立足。为保存有生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安插到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后该团被杨城虎和孙蔚如扩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由王子元任旅长，中共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
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在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妥善安置后，决定相机脱离苏雨生部队。马鸿宾和苏雨生之战爆发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所掌握的部队前往甘肃庆阳一带。随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接受庆阳五属（即庆阳、环县、合水、宁县、正宁五县）清乡司令谭世麟的收编，被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第三团奉命驻防庆阳北部的三道川一带。刘志丹招收的人马被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兼任营长，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天[4]民团杨庚武部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三道川，编为第三团的一个营，周维奇任营长。
同年夏，以金坲坪[5]为巢穴的土匪头子张廷芝被谭世麟收编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竟以其妹做诱饵，拉拢周维奇，将周维奇营缴械后，率部进攻第三团团部和第六营，制造了三道川事件。在三道川事件中，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但部队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伙同张廷芝发动叛乱的消息后，迅速返回三道川，途中遭到张廷芝的追捕。刘志丹被迫前往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的保护下脱离险境。
三道川事件发生后，谢子长离开陕北，前往北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回忆说：谢子长“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无疑，对以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越挫越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斗争。我们谈得很好。我感到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群众领袖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谦和、诚恳、坦白而又英勇、果断、刚毅。他一见到我，开口就说，北方局能不能给他弄两支枪。那时我们正好筹集到一批款子，通过海外关系买到一些武器。原打算给他一批武器，但因为难于运送，我只好从中挑了两支驳壳枪交给他。子长爱不释手，马上把枪插在腰间。随后，我们又设法通过关系给他办了一个持枪证。不久，他就带着枪返回西北去了”。[6]
刘志丹脱险后，即与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筹划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他们以王子宜任团总的保安县民团为主，联络三道川事件中失散的旧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同年9月，谭世麟重新任命刘志丹为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并命令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尽力相助。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研究决定，趁机收缴第二十四营的枪械。9月8日，刘志丹率领部队，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筹粮草为名，进驻合水县太白镇。与刘志丹同行的有曹力如、马锡五等。10月1日，刘志丹、曹力如、马锡五等伺机将驻防太白镇的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击毙，收缴了该营第一、第三连的枪支，击溃了该营第二连。这次战斗被称为“太白收枪”，共收缴枪支50余支，战马10余匹。随后，刘志丹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革命武装，编为两个中队。部队建有中共支部，书记杨树荣。部队活动于陕甘边界地区，并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和合水、庆阳等地的小股民团武装。
1931年1月，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保安、安塞一带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双成旅的追剿。为摆脱敌人，刘志丹率部队向陇东瓦子川一带转移。同年2月，刘志丹所部进驻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率领的武装力量汇合，并在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顿。随后，几支武装力量在固城进行整编，共4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部队编为四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别担任连长。整编后，部队进驻甘肃宁县盘克原张皮村。2月24日，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璋所部骑兵向刘志丹率领的队伍发起袭击。在这次战斗中，第一连连长卢仲祥不幸牺牲，刘志丹率领的队伍损失过半。刘志丹带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突围后，进入子午岭山区，后转到中部县西部的小石崖进行休整。赵连璧等人则返回南梁一带，收集失散人员，重新组建武装力量。
刘志丹率部队到达小石崖一带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高岗前往部队，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争取苏雨生、石子俊、王子元等三个旅举行起义的指示。根据省委的指示，刘志丹率部队前往驻彬县的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苏雨生任命刘志丹为补充团团长，杨树荣为副团长。补充团下设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魏佑民，第二连连长同守孝。补充团驻守旬邑县职田镇。此后，刘志丹乘机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使补充团的力量得到扩大和加强。
同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到职田镇，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迅速扩大部队，待机拉出，打击敌人的指示。为准备部队起义，刘志丹等在补充团建立了中共支部，杨树荣任书记，宣传委员刘志丹，组织委员王世泰。支部共有党员二三十人。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后，以商议军机要务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并以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拒绝向补充团交粮自杀为由，将刘志丹予以关押。苏雨生还命令部队将补充团包围缴械，其中七八十人被苏雨生编为警备骑兵旅直属运输队。
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陕西省清乡总局副局长的杜斌丞得知刘志丹被关押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立即找到苏雨生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舫，要他转告苏雨生：“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7]5月18日，杜斌丞受杨虎城之托，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特派慰劳专员的名义前往彬县，慰劳和检阅苏雨生部。5月22日，杜斌丞由彬县返回西安。在彬县期间，杜斌丞促使苏雨生将刘志丹释放，并向刘志丹赠送了一支手枪和100块银元。刘志丹获释后，重新踏上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坎坷征程。
（二）南梁游击队的组建
1931年5月下旬，刘志丹在彬县获释后，经保安同乡、时任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副官处长的李勤甫介绍，前往甘肃平凉。刘志丹在保安同乡、时任暂编第十三师特务二团团长刘保堂的引荐下，得以晤见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兼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陈珪璋欣赏刘志丹的才干，遂委任他为暂编第十三师第十一旅旅长，率200余人驻防甘肃宁县早胜镇。刘志丹担任第十一旅旅长后，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王世泰、张文元等共产党员相继来到该旅，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刘志丹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该旅的各级军官。其中曹华民任书记官，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陈鸿斌任旅参谋长。不久，陈鸿斌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返回陕北，参谋长一职由朱理凯担任。高岗则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与该旅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同年8月10日，杨虎城通令各部队各地方，驻彬县、长武之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通匪殃民，除呈报总司令将旅长苏雨生撤职外，并派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杨子恒）率部前往痛剿。[8]早已与苏雨生有矛盾的陈珪璋，随即命令部队前往长武，参加进攻苏雨生部的军事行动。在杨渠统和陈珪璋两支部队的夹击下，苏雨生部迅速被击溃。苏雨生只身离开彬县，向北逃窜。其残部被改编为第十七师补充团。
就在陈珪璋所部参加进攻苏雨生部队的战斗之后不久，驻防宁县的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将特务二团团长刘保堂所率的四个连武装缴械，并在宁县早胜镇扣押了刘志丹，将第十一旅也予以缴械。随后，高广仁部押着刘志丹和刘保堂等向合水进发。在合水附近的骆驼巷，高广仁部被陈珪璋的主力部队蒋云台的第五旅击溃。刘志丹和刘保堂得以脱险，来到合水县城。刘保堂所部此时正驻扎合水，刘志丹在合水县城东关一所客店安身之后，接到刘保堂报信，说蒋云台以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为借口，将扣押刘志丹。刘志丹接到报信后，即与马锡五、王璧成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山区。刘志丹离开合水时，将刘景范、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安排进入特务二团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刘志丹进入子午岭山区后，在篙嘴堡找到了时任合水东区民团团总的贾生财。在贾生财的掩护下，刘志丹脱离了被蒋云台部骑兵追击的险境。随后，又来到太白川夏家沟赵连璧处。刘志丹让马锡五协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则返回保安和南梁一带开展工作。
同年9月，刘志丹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力量集合于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这是陕甘边地区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部1个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游击队又击溃了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活动于南梁东华池一带，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打击反动民团，在当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时之间，声威大震。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即实现了从军阀手中拉队伍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转变，从而使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及西渡黄河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兵败后，阎锡山避居大连，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的部队失败后退入山西，山西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些败退进入山西的部队中，大都有中共地下组织。如驻平定的高桂滋部，驻汾阳的冯玉祥军官教导团和太原炮兵团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以兵运工作骨干为基础，在山西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一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建中共山西省委，由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抵达太原后，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地方组织，一面派人分赴平定、汾阳、侯马、晋城等地，联系驻军中的中共组织。刘天章还秘密前往汾阳等地考察，认为吕梁山脉中段群众基础较好，又西靠黄河，可以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互为呼应，遂决定在这一带建立一支由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经过刘天章和山西省委的努力，中共太原市委和中共河东特委得以恢复建立，并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260余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并将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中共山西特委，归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领导。刘天章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候补委员、山西特委书记。
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特委的安排下，中共组织先后从汾阳军官教导团和高桂滋部抽调出共产党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胡廷俊等，从太原兵工厂中抽调出共产党员马佩勋、尹子安、安世人等10余人从事兵运活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北特委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10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建立红军游击队。
1931年初，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一起到太原南郊党组织秘密联络点——并州养蜂场，召集拓克宽、阎红彦等开会，确定了筹建中的工农武装旗号，通过了领导人选名单，讨论了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如遇到意外情况，工农武装与山西特委失去联络又无法在吕梁山区立足，可以西渡黄河，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同年春末，被抽调参加创建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在汾阳县城东关万兴客栈秘密联络站陆续聚齐，计30余人。5月上旬，这些人员分途进入吕梁山区，并在孝义县的大麦郊娄底村（今名西泉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文，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晋西游击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辖陈立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汾阳县永安镇驻军一个排发动起义，被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到当年8月，晋西游击队已扩大到100余人，并建立了以吕梁山主峰之一的上顶山附近西宋庄为中心区域，东西宽约40公里、南北长约6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面对日益活跃的晋西游击队，国民党山西省当局决定予以大力围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晋军第七十二师和一个炮兵团及地方民团，共计1万余人，从8月初开始，对晋西游击队和吕梁山区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活动区域逐步缩小，处境极为艰难。在此情况下，晋西游击队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8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决定不愿前往陕北者，每人发给30元银元，作为分散潜伏的费用，留在当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晋西游击队共保留了30名成员。这些成员均为共产党员，其中除马佩勋为山西孝义人外，其余均为陕西籍。
9月2日，晋西游击队30名指战员，共携带长短枪60余支，子弹万余发，在石楼县辛关附近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陕北，9月3日到达清涧县高杰村。9月4日，部队到达安定县东区的南沟岔柳树坪。在此，晋西游击队改选了领导成员，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下辖4个班，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分别担任班长。9月5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西区的枣树坪。在枣树坪，晋西游击队通过谢子长的兄长、共产党员谢德惠，与当时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马文瑞一面指派地下党员任光腾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一面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晋西游击队。不久，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前来枣树坪，传达了特委要求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在此期间，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晋西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100余人。
随后，晋西游击队经安塞等地，向保安一带开进。9月11日，晋西游击队在保安县安条岭一带与当地民团展开激战。战斗中，拓克宽不幸被俘，后遭敌杀害。黄子文与游击队失掉联系，遂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安条岭战斗受挫后，晋西游击队调头东返，回到安定县境内。9月14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孙家河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杨琪、杨鼎、杨桐及萧永胜部，共100余人。双方约定，保运商贩武装不编入游击队序列，在三个条件下，双方联合行动。这三个条件是：（一）服从游击队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强奸妇女。此即约法三章。为了加强对保运商贩武装的管理和约束，晋西游击队给杨琪和萧永胜分别派出政治指导员，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约法三章。
10月7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南沟岔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师储杰部。晋西游击队同样与师储杰部约法三章，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随后，晋西游击队和中共安定县委还向师储杰部派出雷恩钧、李崇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等五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各队政治指导员。
10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与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保运商贩武装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师储杰。这时，陕北游击支队共有步兵和骑兵300余人。
（四）林锦庙会师与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
1931年10月中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陕北游击支队经安塞、保安等地向南梁一带进发。10月20日到达合水县林锦庙[9]，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前往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10月30日，谢子长到达南梁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并决定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马云泽、白锡林为委员。为解决两支部队的给养及过冬等问题，经队委会讨论，决定利用陈珪璋谋求扩充实力的机会，与陈珪璋进行协商谈判，将部队暂编为陈珪璋部警备骑兵第二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随后，部队进驻庆阳东北的新堡。通过警备骑兵第二旅的番号，部队在陈珪璋处搞到了一批急需的被服和军需物资。
在新堡收编期间，为增强部队的团结，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举行了“拜把子”香堂大会。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10]关于参加“拜把子”的人数，一说为8人，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另一说为18人，即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鼎、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唐青山、刘保堂。
“拜把子”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对稳定部队、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刘志丹撰写的“金兰谱”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因此，在客观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新堡收编通过“借水养鱼”，对两支游击队渡过困难、休养生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要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和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为此，“省委应在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起来”[11]。
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来到庆阳新堡，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游击队的指示，批评游击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要求游击队脱离陈珪璋部，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并立即南下。根据省委的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部队于12月底离开庆阳新堡，向正宁方向转移。行军途中，部队在柳树原村击溃了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截，并缴枪100余支。随后，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月明塬柴桥子村。
1932年1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柴桥子村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长杨琪。全军共700余人，分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两个支队各辖三个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等为委员。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的正式合并和统一。
中共陕西省委对西北反帝同盟军寄予了很大期望。1932年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关于陕西游击队》。报告汇报说：“现在陕西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12]关于部队的名称，报告中说：“当时为什么要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三水、正宁发展，为防止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枝战斗力最好的一个中心大队改为警卫队（即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抢掠行动完全没有了，变为公买公卖的好军队。”[13]
陕西省委的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前后的状况。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整训与三嘉原事件
1932年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由柴桥子开赴正宁县的三嘉原。抵达三嘉原后，部队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开始进行整训。
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要求西北反帝同盟军“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富平一带，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将来必须和这区域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14]指示信要求部队要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加强部队的教育，改变部队现有成分；加紧附近白军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选择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指示信还特别提出：“健全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成份，树立铁的纪律”[15]，“支部中的铁的纪律亦必须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成份不好的部队内更为重要。必须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工作，团委与支部书记经常检查，如果消极怠工，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16]。根据省委的安排，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驻地三嘉原，传达省委关于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的指示。
整训期间，部队开办了有30多名班、排长参加的干部训练班。中共队委会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对指战员进行反帝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通过整训，两支游击队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整训过程中，部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如何进一步加强部队整顿，部队行动方向，在何处开辟苏区及“官兵月薪一律10元”等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2月6日，是农历壬申年春节。这一天，中共同盟军队委会以贯彻陕西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指示的名义秘密召开会议。部队主要领导人和队委会委员刘志丹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清洗“内部不纯分子”。会后，中共队委会立即召开反帝同盟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指挥、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首先讲话，强调要加强部队纪律，对部队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谢子长讲话刚一结束，第一支队突然将第二支队包围，当场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等四人，白冠武被打伤。第一支队随之强行收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第二支队指战员的枪械。这就是“三嘉原事件”。
赵连璧被打死后第二天，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以二三十块现大洋、一头毛驴的代价，被打发离开了部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当时正外出搞枪支，听说此事后，就远走他处。2月8日，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率领旧部离开部队，投奔了杨虎城的部队。
三嘉原事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曾在西北地区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50多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5年5月21日批转了冯文彬、宋时轮《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对三嘉原事件做出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7]三嘉原事件的深刻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
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1月20日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后，又进一步就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做出“实际工作布置”，其中包括：（一）“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干”。（二）“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三）“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四）“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去担任，其余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以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五）“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18]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正宁县和旬邑县的数千群众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
在改编誓师大会上，高维翰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总指挥部及各大队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陕甘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高岗；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委由杨重远兼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委陈玉清；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政委杨森。全队共400余人，300余支枪。命令宣布后，中共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授予部队。总指挥谢子长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先后发表了讲话。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组建后，又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委员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雷恩钧、陈玉清、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2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拥护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书》，指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官长和士兵都是穷人或穷人的子弟，因为不出捐款，分配食粮，抗租、抗税、抗债与政府豪绅地主等斗争；因为他们受不住国民党政府以及豪绅地主的压迫，所以就把自己武装起来，要打倒现在的反动统治”[19]。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起来，为自己切身利益而斗争，拥护红军陕甘游击队，反对‘围剿’陕甘游击队”[20]。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武装，第一次打出了红旗。曾参加了授旗典礼的阎红彦回忆说：“望着那迎风飘扬的红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党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在陕、甘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为了这个，有多少同志流出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红色军队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呢！”[21]
（三）攻占职田镇与阳坡头战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将仅有民团驻守的旬邑县职田镇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将职田镇包围，于次日凌晨攻克，捣毁了区公所，并捕杀了职田民团团长。随后，游击队将职田原附近的主要豪绅全部逮捕，并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唐碧武等劣绅。
2月14日，是正月初九，恰逢职田镇集日。游击队在职田召开群众大会。根据游击队同年3月给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所述：“在大会上推选了三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者有四五百人。议事日程，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向民团开火，区公所及民团一切账项焚毁；第三，焚毁一切账债契约，将所被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22]
陕甘游击队攻占职田镇，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驻防旬邑县城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樊谅承部及旬邑、彬县、淳化三县民团，共1000余人，向职田镇扑来。
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建有中共秘密组织，共产党员、该团团长张汉民曾担任中共第四军支书记和中共三原县委军委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张汉民曾秘密向部队运送过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在警卫团第三营任第七连连长的共产党员李明轩派人将敌人的进攻计划向陕甘游击队做了秘密通报。
谢子长在2月14日接到李明轩送来的情报后，于当天黄昏率陕甘游击队撤出职田镇，前往职田镇以东10公里的阳坡头村设伏，以迎击来敌。
当天晚上，国民党进剿部队进入职田镇扑空后，又于第二天拂晓向阳坡头方向开进。上午时分，敌人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西的涝池畔。这时，隐蔽在涝池畔和村中的游击队员一齐开火，其中的两挺轻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李明轩乘机调转马头，大喊：“红军火力太猛了，快跑！”敌军士兵紧随其后，争相逃命。顿时，队伍大乱。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乘势追击，将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此役共歼敌300余人，缴枪150余支。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于2月16日重返职田镇。在职田镇，陕甘游击队对被俘的五六十名官兵和阵亡官兵进行区别处理。据陕甘游击队在同年3月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汇报：“俘虏中愿意留者在此做事，不愿者随同伤兵回去。留部队者仅七人，其他一律送回，由士兵委员会开会慰问欢送。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买各种礼物同宣言传单一并给。阵亡的白军士兵都用大车送至旬邑，留部队的士兵弟兄当日晚召集士兵委员联席会欢迎。”[23]
阳坡头战斗大获全胜，陕甘游击队以三人负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300余人的重大胜利。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这一战斗的胜利以及战后对被俘和阵亡官兵的妥善处理，也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红军残杀俘虏”的谎言，扩大了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四）转战同官，袭击照金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职田镇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此期间，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方向进行了部署。总指挥部分析了敌人态势，“估计敌人必然要调大军来”，“所以决定趁敌人的兵力未来集中以前，先向土桥（原）、清水原一带游击，然后直冲淳化向三原发展”[24]。
2月19日，陕甘游击队离开职田镇，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部队到达清水原后，根据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的建议，决定经耀县柳林一带，向三原方向发展。
2月20日是农历元宵节，陕甘游击队在前往香山途中，路经耀县西北的照金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乘照金镇闹社火、当地民团毫无戒备之机，突然袭击照金镇，将民团击溃，缴枪30余支。随后，陕甘游击队来到香山。
2月21日，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香山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鉴于陕西省地方当局调集重兵，在富平、同官、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地民团武装配合下，全力向陕甘游击队进攻的严峻局面，会议认为如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原定的关于部队南下三原、富平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很难取得突破口，难以实现预定目标。为避实就虚，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同官、宜君、中部一带运动，开展游击战争。
随后，陕甘游击队向北行动，来到同官县的衣食村。这里有一处煤矿。因春节刚过，留矿工人仅二三十人。游击队为发动煤矿工人，提出了“反对炭捐摊派，工人自己组织炭井”的口号，但由于矿工人数少而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陕甘游击队随即向瑶曲开进，在此接收了数名煤矿工人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到达瑶曲的当晚，得到情报说，耀县等地民团300余人集结于柳树村。游击队当即赶赴柳树村，与民团激战半日，击溃了庙湾民团。
击溃庙湾民团之后，陕甘游击队调头北上，进逼宜君县焦坪镇[25]，进入陕北军阀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焦坪镇由该师左协中团一个连和当地民团驻守。陕甘游击队向焦坪镇发起进攻，迅速将当地民团和驻军击溃。在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陕甘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游击队还在焦坪张贴了告陕北农民与井岳秀部队士兵书。之后，陕甘游击队离开焦坪，在宜君县西北的艾蒿窑，与前来进攻的左协中团一个营展开激战。战斗中，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被进攻的敌军逼近。在此紧急关头，游击队童子班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谢子长随即指挥部队反击，使总指挥部转危为安。在战后举行的军人庆功大会上，谢子长宣布将童子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并任命王有富为队长。
艾蒿窑战斗共缴获枪支20余支，俘虏了包括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在内的七名俘虏。在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游击队将俘虏全部释放。
艾蒿窑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挥师西进，于3月上旬进入中部县西部的上畛子地区。上畛子西连子午岭，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接壤，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陕甘游击队在此进行了一周左右的休整。
陕甘游击队进入上畛子地区进行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行动连续做出决议和指示。
陕西省委在3月6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指出：“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26]决议指出：“游击队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必须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拼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做坚决斗争。”[27]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28]
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决议肯定了陕甘游击队先后取得两次胜利的积极影响，分析了国民党当局调动重兵“围剿”游击队的严峻形势。决议提出：“在这个形势下面，党的迫切任务无疑的是加强游击队领导，进行彻底的改造，尽量领导和开展群众斗争，把广泛的群众斗争，组织和汇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去冲破敌人‘围剿’，建立新苏区。”[29]决议要求：“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30]
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翻越子午岭，回师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在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主动出击，连续作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一）首攻山河镇与组建赤卫军
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前后，甘肃及陇东的局势出现了波动。1931年12月，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奉命入甘平定新编第十八师师长雷中田的叛乱。驻防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也率部西进。经定西一战，十七师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12月10日，第十七师完全占领兰州，甘肃之乱得以平定。12月15日，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兼任甘肃宣慰使。此后，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被委任为皋兰警备司令。1932年2月19日，杨子恒以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有“异动”为由，在兰州将其秘密处决。此举在甘肃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陈珪璋的残部在陇东到处骚扰，或结伙为匪，打家劫舍；或派粮派捐，急如星火。新编的第十三师警卫团副官与正宁县官府勾结，狼狈为奸，竟然向全县民众摊派10万元银洋的款项，并派人四处催款。正宁各村镇民众义愤填膺，纷纷组织自卫武装，实行武装抗粮抗捐，并准备围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
陕甘游击队回师正宁后，决定支援群众斗争，进而开展陕甘边及陇东各县的游击战争。谢子长派出骑兵，与各路民军联系，定于3月19日拂晓前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南临深沟，其余三面筑有城墙，辟有东、西两个城门，地势险要。城内驻有陈珪璋残部两个步兵连和正宁县民团，并配备有一门迫击炮。但其中的二三十名士兵已约定准备作为攻城军民的内应。
3月19日凌晨，陕甘游击队从月明塬出发。但由于大风飞扬，雾气弥漫，加之积雪初融，泥泞不堪，行军速度较为缓慢。当部队前进至九龙畔时，带路的向导迷路，又延误了时间。部队赶到山河镇城外时，已是当天拂晓。而各路民军也不能如约聚集，形成陕甘游击队孤军作战之势。在不利的情况下，游击队向山河镇发起强攻，但因守敌顽抗，内应士兵又无法发挥作用，游击队攻城失利，当晚被迫撤出战斗，转移至寺村原一带。约定内应士兵因事机泄露而被捕。
陕甘游击队撤至寺村原后，立即召开队委会，总结了攻打山河镇失利的教训，并制订了新的计划。
随后，陕甘游击队各大队配合寺村原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在各村镇普遍刷写张贴标语，主要内容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财产”，“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摧毁豪绅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权机关”，等等。
3月20日，正宁县农民赤卫队正式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随后，各村镇农民赤卫队也相继成立。
正宁县农民赤卫军的成立，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一红色政权机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
陕甘游击队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在正宁县的72个村开辟了红色区域。这72个村位于正宁县的东部和北部，包括今正宁县西坡、湫头、三嘉等乡镇所辖区域。这里地处子午岭山区，海拔1500米左右，水源充足，宜农宜林，便于游击队活动。同时，这一区域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由此南下，可直通渭北，出关中平原；由此北进，可出击陇东。如遇强攻，则可以子午岭为依托，回旋余地较大。
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召开有正宁县72村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大会期间，72村各推选农民代表1名，共选出代表70余名，其中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其余为中农。这些代表随即与游击队代表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地方政权，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31]。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兼任主席，张静元和唐桂荣[32]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这次大会还处决了当地罪大恶极的大土豪赵元亨、龚得功。
当时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和在1985年回忆说：“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游击队就着手筹备成立寺村原72村革命委员会，物色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提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条件是要家穷，有威信。为找一个最穷的人，把全寺村原的人几乎都考虑遍了，结果找到车家沟张进元。这个人家里很穷，有父母和兄弟五个。弟兄三个常年给地主拉长工，都是单身汉。张进元人穷志气大，又会说理，语言流利，做事有胆量。因此就选准了他。唐桂荣家里是中农（西城人），很老实、敦厚，在群众中有威信，也被选为对象。”[33]
李志和回忆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积极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打土豪劣绅。此间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西昆、徐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粮食和牛、羊，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34]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寺村原的72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五名委员组成，小村由三名委员组成。同时，对赤卫军进行了整顿，禁止豪绅地主和富农参加赤卫军，使赤卫军成为雇农、贫农、中农和劳苦群众的武装组织。赤卫军的编制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以乡（约七八个村）为单位成立大队，分队长和大队长由群众选出，各乡联合组成总队部，总队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三）再攻山河镇与攻克旬邑城
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陕甘游击队再次发起了攻打山河镇的战斗。寺村原1000多名农民赤卫军配合攻城。
陕甘游击队再次攻打山河镇的作战部署是：由步兵担任主攻任务，骑兵在山河镇以西集结隐蔽，以阻击由庆阳西峰镇前来增援的敌兵，赤卫军则布置在二线以做接应。
4月1日拂晓，再攻山河镇的战斗打响。由于缺乏攻坚火力，陕甘游击队攻城两日未克，遂撤出战斗，撤往山河镇东十余公里的西坡村休整。4月3日上午，陕甘游击队在西坡坳伏击增援之敌，击毙四五十人。战后，游击队返回寺村原。
陕甘游击队再攻山河镇失利后，一直在捕捉战机。这时，中共旬邑地下组织送来情报：旬邑城只有一个连驻军，并有民团五六十人及警察20余人，防守空虚。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乘机奔袭旬邑县城。
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原，前往旬邑。新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从酝酿、诞生到解体，虽然仅有20多天的时间，但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4月13日拂晓，陕甘游击队兵分两路，向旬邑城发起进攻。在中共旬邑地下组织的策应下，陕甘游击队经激战后攻进旬邑城，消灭了部分驻军、民团及监狱狱警数十人。一部分守敌逃走，另一部分守敌退守至城东北山上的魁星楼内。因魁星楼地势险要，难以强攻，游击队遂将这里包围，没有发起强攻。龟缩在魁星楼内的守敌也不敢放枪。
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城后，立即刷写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主张，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旬邑城内的群众群情振奋，很快就分掉城内几家劣绅的粮食、财物。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得到释放后，奔走相告，纷纷参加斗豪绅的群众斗争。陕甘游击队还当众处决了旬邑县的警察局长。
当天黄昏，陕甘游击队主动撤出旬邑县城，前往马家堡。这次战斗共缴枪20多支、子弹1500余发和手榴弹7箱。
攻克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攻克县城。这一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边境地区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也给国民陕西当局以强烈震撼。此后，旬邑县政府被迫将旬邑县治迁往张洪镇。
（一）转战西路与渭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就游击队的行动方向与战略任务做出部署。陕西省委在3月6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特别指出：陕甘游击队要“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35]。3月21日，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报送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汇合农民士兵的斗争，游击队的行动，建立陕西新苏区，创造红军为陕西党的最迫切任务。”[36]《请示》还提出：“红军游击队迅速回〔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很快地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37]
中共陕西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要求，显然超出了这支组建不久的武装力量的能力。中共中央在接到陕西省委3月21日的请示报告后，于4月20日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其中指出：“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38]
中共陕西省委在3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后，即指派省委书记杜衡前往陕甘边地区巡视工作。
4月中旬，杜衡到达陕甘边地区，同行的还有刘志丹、黄子文等。4月18日，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对陕甘游击队没有执行省委南下渭北的要求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杜衡以两打山河镇失利、游击队“游而不击”“梢山主义”为由，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会后，谢子长被派往甘肃靖远从事兵运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杜衡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吴岱峰，供给主任刘约三。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
会后，鉴于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围剿”陕甘游击队，两个支队决定避实就虚，分头行动，以打击敌人。刘志丹率第三支队向永寿、礼泉、乾县一带活动，阎红彦率第五支队前往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斗争。
4月21日，阎红彦率第五支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第二天，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第五支队大会。在这次欢迎大会上，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当天晚上，第五支队得悉敌军“进剿”武字区，为避其锋芒，连夜撤离武字区。次日凌晨，第五支队进至耀县上卢村。
随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的杜衡，在参加了欢迎第五支队的大会后，返回西安。
刘志丹率第三支队于4月21日离开旬邑。第三支队分兵两路，一路为骑兵，向永寿县监军镇进军；一路为步兵，直插乾县、永寿、礼泉三县交界处的五峰山。第三支队的骑兵共50余人，在攻打监军镇时，共歼灭当地民团20余人，缴枪30余支。游击队放火焚烧了监军镇的碉堡。随后，第三支队的两路人马会师于五峰山。
4月30日，第三支队分别袭击了永寿县常宁镇和礼泉县南坊、叱干镇的民团，共缴枪50余支。5月1日，第三支队在五峰山与乾县、礼泉民团及吕积成的土匪武装200多人激战一日。
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进入关中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迅速做出反应，调集重兵分三路进行“围剿”：一路从三原、泾阳一线向北进攻；一路从彬县、旬邑一线向东进攻；一路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堵截。在此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与第五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刘志丹兼任第三支队支队长，高维翰兼任第三支政委。阎红彦仍为第五支队支队长。中共队委会也随之恢复，由高维翰任书记。
（二）转战富、洛、中、宜及韩城受挫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重新组建后，决定部队北上，进入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开展游击活动。
5月15日夜，陕甘游击队在北上途中，奔袭旬邑县马栏镇，歼灭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第五一一团一个营部和两个连，并歼灭民团一部，缴获长短枪200余支。5月17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凤凰山再歼灭第五一一团两个连。战后，陕甘游击队奔袭焦家坪，全歼当地民团。5月20日，陕甘游击队在咸（阳）榆（林）公路沿线的宜君县哭泉、大石板歼灭当地两股民团。随后又在宜君城以北的五里镇歼灭当地民团100余人。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宜君连续取得胜利后，进入中部县境，先后歼灭了店头和隆坊的几股民团。5月27日，陕甘游击队在富县吉子岘，与尾追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二五○团和整编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陕甘游击队突出重围后向东行动，转移至富县城东的牛武镇。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根据获得的情报，连夜奔袭宜川城西的英旺。次日凌晨，游击队向英旺发起攻击。战斗至上午8时结束。英旺战斗，全歼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一个营500余人，缴枪300余支，缴获子弹2万余发和战马20多匹。随后，陕甘游击队挥师北上，向甘泉县临镇[39]发起攻击。临镇驻有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一个营。战斗打响后，陕甘游击队攻占了临镇外围阵地。但由于攻坚部队配合不力，致使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
至此，陕甘游击队从5月15日起，转战数县，进行大小战斗共10次，其中8次获胜，两战失利，共歼敌1400多人，缴枪1200余支。
临镇战斗失利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向韩城进发。
此前，在中共韩城县委的领导下，韩城赤卫队于5月上旬在韩城上官庄成立，大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韩城赤卫队下辖3个中队，有队员100余名。
6月2日，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县北乡[40]，并逮捕了一名土豪、一名提款委员和一名公差。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迂回至韩城县南嵬山，适逢韩城赤卫队在此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斗争，遂与中共韩城县委接上关系。6月4日，韩城县委负责人在赵烽村与陕甘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及“各处建立赤卫队；建立穷人会组织；公开号召以及在韩城建立苏区等问题”。[41]
从6月6日起，陕甘游击队先后在高家坡等地展开游击活动。6月8日，陕甘游击队来到上官庄，受到赤卫队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当天中午，陕甘游击队在上官庄召开群众大会，会场气氛热烈，“群众千人，穷人会、妇女队、少年先锋队鼓掌开会，除党[42]及游击队员讲演外，还有农民和妇女（劳苦妇女）踊跃宣布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罪恶。会场空气高涨，掌声如雷，极一时之盛”[43]。当天下午，陕甘游击队又组织上官庄群众开展分粮食，焚烧契约、地契斗争。
此后，陕甘游击队又先后在北寿寺、张家坡寨子、清水村、西赵庄等地展开游击活动。陕甘游击队所到之处，受到了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
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当局调集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柳彦彪部两个团围攻陕甘游击队。6月12日拂晓，柳彦彪部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陕甘游击队在激战两个多小时后主动撤出战斗，退出韩城。
陕甘游击队撤出韩城后，韩城县委领导韩城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同年11月，韩城赤卫队政委高德辉被国民党韩城地方当局逮捕杀害，队长徐岱云被迫离开韩城避居外乡，韩城赤卫队停止活动。
（三）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受挫后，兵分两路：刘志丹率主力部队回师陕甘边境地区；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与少年先锋队进入黄龙山区，展开游击活动后，也回师陕甘边境。
陕甘游击队进军韩城后，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前往三原武字区，开展“扩红”活动。6月13日，黄子文回到武字区。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动员下，短短三天时间，武字区就有近百名青年报名参加陕甘游击队。随后，这些报名参军的青年由黄子文率领，前往陕甘边境地区。
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经马栏、刘家店、柴桥子等地，到达甘肃宁县麻子掌。这时，黄子文率近百名新参军的战士也到达麻子掌。由于韩城受挫，陕甘游击队的部分战士情绪低落。刘志丹和高维翰决定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在麻子掌村一处烂围墙内召开。当时担任第三支队参谋长的吴岱峰回忆说：“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李杰夫、黄子文、杨重远、杨琪、吴岱峰等十几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主要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黄子文提出，要把部队带到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活动，采取‘昼伏夜出’的方法打游击。刘志丹、杨重远等主张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活动。因为南梁地区地域辽阔，山大沟深，便于开展游击活动。黄子文不同意刘志丹等的主张，提出‘愿南去者就南去，愿北去者就北去’。会上，刘志丹不愿讲部队分开之事，让我讲话，我讲不同意部队分开行动。而黄子文却坚持非分不可。”[44]
在此情况下，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的高维翰支持黄子文的意见，公然提出愿意南下的跟自己走，愿意北上的跟刘志丹走的分裂主张。会后，高维翰、黄子文带领愿意南下的游击队战士另驻一地。陕甘游击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
在此紧急关头，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率领骑兵和少年先锋队返回宁县麻子掌。当他听说部队面临分裂的消息后，十分焦急，提议再次开会讨论此事。第二天，在麻子掌以西约10公里的正宁县梁掌堡，陕甘游击队再次召开会议。刘志丹、阎红彦等坚决反对部队分开行动，高维翰和黄子文只得同意这一意见。会议还选举阎红彦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往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高维翰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期间所发生的关于陕甘游击队“南北分家”问题的争论及其最终解决，其实质就是游击队在何处开辟与建立根据地两种观点的冲突与交锋，这一问题曾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的创建史上引起了长期的争论。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指出：“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中一度产生了失败情绪，在游击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但是，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45]
7月10日，参加西华池起义的170余人到达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会合。7月12日，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政委阎润平。
（四）“秘密队委”与“解决机会主义领导问题”
在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返回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艮前往陕甘边境，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7月23日，李艮到达正宁县南邑。
李艮带着陕西省委关于要求“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改造”和“整顿”部队的指示，来到陕甘游击队。下车伊始，李艮就连续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强调要着重解决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
李艮的做法，引起了游击队广大干部的不满和抵触。李艮为了推行自己的“左”倾盲动主张，竟然违背组织原则，在中共队委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秘密队委会”，作为陕甘游击队的最高决策机构。
李艮坚持己见，置敌情于不顾，要求在20天内完成湫头原北端的五顷园的土地分配任务，为尽快创造新苏区树立一个“样板”。为此，李艮连续主持召开陕甘游击队干部会议。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的王世泰回忆说：“五顷园是正宁县湫头原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提出当时在那里搞分地活动，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不听正确意见，反给扣上‘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批判。”[46]王世泰回忆说：“李艮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他召开各种会议，布置分地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只见李艮一个人在夸夸其谈，总指挥阎红彦常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低头不语。我们这些党员到群众中宣传、动员分配土地时，遭到群众拒绝。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就跑，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艮作了汇报，但他很不以为然，还批评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47]就在李艮主持游击队连续开会期间，驻山河镇的国民党第四十九旅九十七团趁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乡间交通要道，加固了湫头镇民团驻地王郎坡寨子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五顷原分地运动遂告一段落。
同年11月7日出版的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第3期，刊登了李艮（署名愚痴）的文章《五顷园子分配土地的意义与错误》。李艮在文章中总结说：“在五顷园子的分土地中，在我们领导之下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48]李艮在文章中写道：“因为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游击队党的不了解省委路线，不能动员起来，使土地革命还不能普遍的发动起来，只束缚在一两个堡子。这是右倾机会主义。”[49]李艮总结五顷园分地中的严重错误，分别是“富农路线”“没有实行雇农苦力的优先权”“侵犯中农利益”“不实行红军的优先权”等。应该指出，尽管李艮在五顷园分地运动中犯有“急躁”的错误，甚至在离开陕甘游击队后，仍坚持认为这次分地运动“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痛击”，[50]但是，作为一名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郑重提出：“这一经验希望全党同志研究。”[51]
（五）三嘉原反“围剿”斗争失利
1932年5月7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以加强对陇东地区的统治。杨子恒上任后，加强了对陇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围剿”陕甘边境地区的游击队。到8月上旬，杨子恒已完成了对陕甘游击队“围剿”的兵力部署。在此形势下，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从8月中旬开始，李艮命令游击队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进攻，并以湫头镇民团驻地王朗坡寨子为进攻目标。王朗坡寨子南面连接塬地，东、西、北三面均为沟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民团70多人。陕甘游击队对王朗坡寨子发起强攻后，李艮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游击队强攻一天，伤亡50多人，寨子终未攻克，只得撤出战斗。
王朗坡寨子战斗失利后，在李艮的指挥下，陕甘游击队又坚持死守五顷原。这次战斗，游击队又以伤亡30多人的惨痛代价而失利。游击队被迫退出五顷园，转移到三嘉原的秦曲、狼牙坬、前马塬一带。
陕甘游击队到达三嘉原后未及休整，国民党“围剿”部队又向游击队驻地扑来。游击队迅速组织突围。突围中，部队再次遭受很大的伤亡。当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旬邑马栏时，全队只剩下200多人。
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对李艮指挥才能的质疑。8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马栏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指挥上的错误。会后，李艮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
就在陕甘游击队与“围剿”之敌展开激战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8月16日做出决议，批评陕甘游击队原政委、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在游击队工作期间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撤销高维翰的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渭北根据地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在对李艮进行严厉批评后，派他前往甘肃平凉，领导兵运工作。8月30日，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陕甘游击队，接替阎红彦担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从193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期间的斗争，在西北红军创建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在《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写道：“由于当时游击队的政委李艮，执行了一套‘左’倾冒险的路线，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他主张坚守只有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要游击队开到敌人城市周围、交通要道去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打掉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还限令要在20天内分完土地。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左’倾路线，使我们连续打了两三个大败仗，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不得不分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进行活动。”[52]
（一）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报送书面报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53]。提出：“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54]同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书面汇报工作，提出陕西省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及部分革命兵变，建立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以旬邑、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苏维埃区域。
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陕西省委关于创建正规红军的建议，并要求“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55]。《决议》要求：“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定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选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56]《决议》明确指示：“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57]
为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58]，《决议》要求在这些区域内“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彻底地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解除边区的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59]《决议》同时指出：“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60]
《决议》要求：“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须十倍地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坚决地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创造成新的广大的强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61]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日做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决议》“认为中央关于陕西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同时“认为编制一师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将来军事的进展’与群众武装斗争的开展当中必定是能够实现的”。现在“应当成立红军一团（据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并努力在最短期间编成红军一师，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62]。《决议》还提出：“目前的根据地应当是陕甘边区（三原、南梁、职田、镇原），必须积极的向山河北原处发展，肃清那个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在最短期间使那里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63]
6月10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杜衡代表陕西省委出席了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杜衡在报告中汇报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认为“省委过去对中央的报告是不实际的，使中央对游击队没有实际的了解，马上成立红军二十六军编制一师，是不可能的。但立刻建立正式红军，完成以上任务是最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目前严重任务。所以决定游击队中成份好的、党员、团员集中起来，成立红军一团，把好的枪枝都集中到红军中来，其余编成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番号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独立团”。[64]
6月26日，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边、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65]《决议》明确提出：“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66]
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举行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8日在西安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急剧高涨，省委领导跟不上形势，工作中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草案》提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首先是改造省委召集扩大会，所以省委成立这一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把这一决议寄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陕西工作，最低限度派人参加扩大会议，帮助陕西党解决这问题，并责成各级党部根据这一决议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检查省委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作成决议。”[67]
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根据北方会议及你们最近的决议，中央认为对于你们的工作，有特别指示的必要。”[68]要求陕西省委坚决执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创造产业支部开展工人斗争”“肃清富农路线，开展农民斗争”“肃清长官路线，保障士兵工作的发展”“扩大并深入反帝斗争”等基本任务，“立刻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份”[69]。指示信强调指出：“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以旬邑、淳化、邠州[70]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71]关于兵运工作，指示信指出：“省委必须清楚的认识，在士兵工作中的长官路线是陕西党严重的错误，他不仅障碍了士兵斗争，而且断送了几次三番的兵变……在士兵运动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打击这种官长路线的倾向，要严密保存我们组织的秘密，绝对排除与官长的勾结，禁止横的与不必要的关系。”[72]指示信要求：“积极的去组织兵变与领导自发的斗争，以与游击队相配合。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瓦解敌人的部队与组织革命的兵变，是冲破敌人围剿与发展新的游击区与苏区之一个主要力量。”[73]
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还指出：“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74]指示信还做出决定：“中央同意○○[75]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者。省委书记中央决定○○[76]同志，○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77]
8月中旬，孟用潜来到陕西，就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孟用潜传达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六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8月1日给陕西省委发出的指示信。会议做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并在最近实现编制一个师的任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议和8月1日发出的指示信，以及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与影响，要求陕西省委“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78]，从而使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革命斗争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
1932年8月30日，谢子长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回到部队后，首先整顿了部队，以稳定军心。陕甘游击队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中共陕北特委和三原、旬邑党组织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加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栏进行短暂休整后，挥师东进，前往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国民党陕西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一直视陕甘游击队为心腹之患。9月初，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再次调集部队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剿”。其具体部署是：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所部第四十九旅九十七团（团长晁广顺）和九十八团（团长王劲哉）从甘肃正宁、宁县一线自西向东进攻；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第二五六旅五一一团从同官由东向西推进；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和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队支队何全升部由彬县、旬邑向东北方向进攻，富平、同官、耀县民团从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将陕甘游击队聚歼于耀县照金一带。
9月11日拂晓，陕甘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约2.5公里的杨柳坪村。这时，谢子长、刘志丹等获悉向西进攻的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即将进犯照金，遂当即立断，主动撤离杨柳坪，向后山一带转移，以诱敌深入，寻找机会，予以歼灭。
当天傍晚，三县民团进抵照金、杨柳坪一带扑空，以为游击队已闻风“溃逃”，遂在照金附近的坟滩、柿坪一带宿营。
当天晚间，陕甘游击队派出武装侦察的突击队员20余人隐蔽进入照金后，未见敌踪，遂向照金以北的坟滩一带侦察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坟滩时，宿营的民团正在集合，突击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听到枪声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坟滩、柿坪一带进攻。面对游击队的突然进攻，三县民团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向游击队发起多次反扑，均被击退。三县民团大部被歼。余部分两路沿石川河和清水河河谷逃窜，也被游击队歼灭。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共歼敌400余人，缴枪300多支，民团首领党谢芳、蔡子发等7人被擒。战斗结束后，谢子长、刘志丹命令部队严加看管被俘获的党谢芳等人，准备将他们作为人质来换取武器弹药。但由于战斗频繁，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陕甘游击队转移到陕甘交界处的艾蒿店后，将党谢芳等人处决。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不仅没有任何伤亡，而且战果辉煌。这一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向西转移。当进至淳化县安子洼时，游击队遭到何全升部队的袭击。激战一天，敌我双方均有很大伤亡。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当部队北上至正宁县刘家店子时，又遭到甘军警备旅第七十八团的袭击。陕甘游击队奋力抗击，交叉掩护撤退。当部队进入旬邑县马栏一带时，才甩掉了尾追之敌。随后，陕甘游击队北上到达南梁、东华池一带。
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获悉保安县城只有一个连的守军，遂决定奔袭保安城。游击队日夜兼程100多公里，来到保安县城西南的瓦子川石峁湾，计划第二天晚上夜行军进至保安，第二天拂晓向保安城发起袭击。王世泰回忆说：“因向导迷路，部队到达保安城东山时天已大亮，原作战计划被打破，战斗由偷袭变成了强攻。战斗中又发现原情报有误，敌人兵力不是一个连而是三个连，致使我军攻击失利，伤亡较大。”[79]
在攻打保安城战斗中，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山保不幸牺牲，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和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等指战员负伤。战斗失利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迫撤回陇东。途经富县和保安交界处的墩梁，以及富县张家湾八卦寺时，陕甘游击队又先后遭到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的袭击，部队再次遭到损失。随后，陕甘游击队回到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这时，部队已减员到200多人，元气大伤。为了迅速恢复部队元气，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相机消灭小股敌人，设法筹款解决过冬困难。王世泰回忆说：“会后，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带五六十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带30余名战士掩护、照料30多名伤病员，在平定川山中休养治疗；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队进入照金地区，准备设法与省委联系，但他们没有和省委联系上，后来于10月中旬，在耀县老爷岭搞到一大批大烟土，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问题。”[80]
经过两个多月的分散活动，12月初，陕甘游击队的四路人马会合于合水县的黑木原。随后，部队挥师南下，进入耀县一带。
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杨家店子[81]。12月20日，杜衡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及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给阎红彦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杜衡的无理指责和独断专行引起了陕甘游击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王世泰回忆说：“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决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82]
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而谢子长、阎红彦两人，则被强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12月22日，杜衡分别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红二团团长。经两次大会推选，王世泰担任红二团团长。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改编授旗仪式在宜君县转角镇[83]隆重举行。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史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红二团合计200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1932年4月至10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红二十六军的同时，还先后在陕甘边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里发动了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巉口起义和蒿店起义等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工作。
（一）两当起义
1932年4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刘林圃和习仲勋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城领导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发动起义，史称“两当起义”。
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中的中共营委会，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于1931年春建立的。中共营委会下辖第一、二、三连和机枪连四个党支部。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营委会书记。1931年冬，在部队驻防陕西凤翔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曾派高维翰到部队秘密巡视工作。高维翰当时极力主张迅速发动起义，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实行。
两当起义发动时，习仲勋任该营中共营委会书记，公开职务是该营二连特务长。关于两当起义发动的情况，习仲勋在1956年11月回忆说：“我们这个营原驻在陕西省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一带。1932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12时举行兵变。打死三个反动连长，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除机枪连一部分士兵和武器未及时带走外，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84]
当时担任该营一连排长的中共党员吕剑人在1981年5月所写《我所知道的两当兵变》一文中回忆说：“1932年初，营党委派刘书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认为兵变条件已基本成熟。省委又派刘林圃到凤县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利用一营由凤县调往徽（县）、成（县）的时机，在部队开往徽县路经两当县宿营时举行兵变。”[85]
两当起义发动后，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政治委员，习仲勋任支队委员会书记兼二连副连长，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由许天洁兼任。全支队共200余人。起义部队连夜北上，准备前往旬邑，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北上途中，起义部队屡遭当地反动民团伏击，伤亡较大。在行进到麟游岳御寺[86]时，起义部队遭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所部阻击，队伍被打散。此后，习仲勋前往旬邑寻找刘志丹。刘林圃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起义的经过。[87]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吕剑人和许天洁先后被捕。吕剑人被判处10年徒刑，在西安事变前假释出狱。许天洁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出狱。
两当起义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中国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最早组织发动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国民党陕西和甘肃地方当局以及第十七路军。习仲勋后来总结说：“两当兵暴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急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88]
尽管两当起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却为中共陕西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领导骨干。
（二）靖远起义
两当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又于1932年5月，在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发动了一次起义，即靖远起义。
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是以甘肃地方军阀苏雨生部王子元团为基础组建的。王子元任旅长，共产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早在1929年，张东皎就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安排进入王子元团从事兵运工作。该旅的参谋主任孙作宾、副官主任李罕言、军法主任王儒林、教导队队长苏士杰（苏醒民）、执法队队长石子健、第二团团长牛化东和第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等均为共产党员。1932年初，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该旅中先后建立了一批党的秘密组织。其中，中共校官支部由李罕言任书记，孙作宾为委员；中共士兵（含尉官）支部，书记石子健；该旅教导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副书记苏士杰；该旅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书记张东皎，副书记牛化东。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会后，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的安排，前往靖远从事兵运工作。4月28日，谢子长来到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的驻地靖远。与谢子长一同到达靖远的还有陕西省委委员、曾任省委秘书长的焦维炽。
谢子长和焦维炽到达靖远后，对第三旅第二团的中共团委会进行了改组，焦维炽任书记，委员张秀山、石子健、苏士杰、高尊德。当时任第二团一营一连排长的张秀山后来回忆说：“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起义的指示。张东皎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立即向东皎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起义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起义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89]
正当起义积极筹备之际，5月4日，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和二团一营营长兼军法主任王儒林。由于情况紧急，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于5月5日傍晚率领该营和教导队各一部共200余人在靖远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到达打拉池后，按原计划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焦维炽分别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由于谢子长、焦维炽与部队失去联系，遂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曹炳奎，第二大队大队长张秀山。
起义部队行进到郎山台子附近时，被王子元派来的追兵打散，张秀山被俘。孙作宾利用张秀山曾救过王子元的关系，对王子元晓以“义气”，张秀山得以释放，离开靖远。
在此之后，经过中共组织的多方营救，张东皎、王儒林相继被释放，来到兰州。5月30日，谢子长、张东皎利用王子元派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军械的机会，将部队拉出来，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号，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游击队下设三个支队，杜鸿范、张东皎、王儒林分任三个支队司令。部队在水泉堡打死了王子元派来追击的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战斗中，张东皎不幸牺牲。
1932年6月，起义部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称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司令王儒林，政委杜润滋，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等县边界地区打游击。到7月，部队已由2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遂决定分设第四支队，由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各辖三个大队。此后不久，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在集中训练时遭到驻靖远的王云山部的偷袭。部队与之激战后，乘雨夜突围而出。突围途中，又遭到驻宁夏的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的追袭，部队被打散后分散隐蔽。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和焦维炽返回陕西。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谢子长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焦维炽则化名赵仪三，以陕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于7月下旬前往蒲城、澄城、韩城一带组织武装起义。8月初，焦维炽在蒲城县的晋王、永丰等地分别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利用党团员在当地民团中供职的有利条件发动起义。8月6日，在焦维炽领导下，永丰民团首先起义。由于联络失误，晋王起义未能同时发动。在当地民团的围攻下，起义失败。焦维炽被俘后，于8月9日晚惨遭杀害。
（三）西华池起义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指派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杨林等前往庆阳，与在国民党第十一旅活动的共产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取得联系，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还分别给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一封密信。杨林与郝维新到达该旅第一团驻地合水县城后，担任连长的李树林认为在该连发动兵变条件尚不成熟。随后，杨林等又前往西华池，与担任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的高鹏飞取得联系，并与先期到达该连的苏杰儒、高照璧会合。
第十一旅特务营营长曹又参，是一位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正直军人，当时驻防庆阳城内。该营副营长潘某则率第一连和第二连驻西华池镇。这时，该营已成立了中共支部，支部书记由高鹏飞担任。杨林在《西华池兵变》一文中回忆说：“高鹏飞的第一连班长以上和连部的勤务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高鹏飞平时很注意给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士兵们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对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有一定认识，这些都为兵暴的成功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有利条件。我们和高鹏飞研究了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依靠第一连，就可控制局势，夺取兵暴的胜利。”[90]随后，高鹏飞指派担任班长的宋廷璧前往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联系。杨林回忆说：“三天后宋廷璧回来，带来了刘志丹和阎红彦的回信和一批宣传材料。信上说：‘欢迎举行兵暴，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原，准备接应兵暴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幸。’宋廷璧还口述了刘志丹的嘱咐：一定要谨慎行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于是高鹏飞迅速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高鹏飞、二排长曹胜荣、司务长（记不起名字了）、苏杰儒和我，共五人。会上，高鹏飞阐述了举行兵暴的意义，讨论了行动计划，研究了支委分工，决定了兵暴日期等。”[91]
7月9日下午，西华池起义正式发动。高鹏飞等乘第二连出操之际，命令曹胜荣等率领第一连将第二连包围缴械，并扣押了副营长潘某。随后，高鹏飞集合部队讲话，讲明了起义的目的，投奔红军的意义，同时宣布了起义部队的纪律。杨林回忆说：“高鹏飞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官兵一致拥护，大家热烈鼓掌。原来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兵，顿时打消了疑虑，个个喜形于色，拍手称快。”[92]
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立即组织人员上街张贴标语，撒传单。西华池镇的街道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官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高利贷”“反对派粮摊款”“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差拉夫”“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三八制”“实行普及教育”“提高女权、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
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在焚烧了所有的文件、印信、旗帜后，开始连夜行军，奔赴宁县盘克原。
7月10日，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在盘克原会合。7月12日，起义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第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原第三大队全部被编为第一中队，路文昌任中队长；西华池起义部队分别被编为第二中队和第三中队，曹胜荣任第二中队中队长，金天华、杨林、姬振元先后任第三中队中队长。此后，高鹏飞、杨林被确定为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委员。
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时机把握得当，加上陕甘游击队的密切配合，起义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陕甘边地区人民的斗志，也为陕甘游击队增加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四）巉口起义
西华池起义之后，中共组织又于1932年7月在甘肃省定西县巉口一带，组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第二团一营士兵发动了起义。
1932年初，在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驻防甘肃定西期间，该团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支部委员会，书记贺修之，党员有骑兵连长杨嘉瑞、三营营附刘敬业、团部军需梁明汉、一营营长赵丕烈和均为三营排长的卢松轩、刘廉君、赵鸿福等。党支部还将担任连长的马济人、担任排长的石庆德、担任军医官的卢济民等同情革命者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为发动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7月，该团党支部利用团长黄展云和一营营长何冠武的矛盾，在定西县巉口发动一营士兵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在途经会宁城南时改编为一个团，团长马济人，副团长卢济民，下编两个营，一营营长石庆德，二营营长赵丕烈。部队继续北上途中，得知靖远起义失败的消息，遂改向陕西旬邑一带前进，准备与陕甘游击队会师。部队改称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员，卢济民任副司令员，两个营改称两个支队，仍由石庆德、赵丕烈任支队长。此后，部队在静宁以南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进行游击作战，历时两个多月。9月初，起义部队在清水县关山遭到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尽管几经冲杀，大部分战士仍未能冲出重围。战斗中，马济人、石庆德下落不明，赵丕烈等脱险突围。巉口起义至此失败。巉口起义部队在定西、靖远、会宁、静宁、清水五个县游击作战三个月，扩大了影响，也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
（五）蒿店起义
1932年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决议》要求把革命兵变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组织，陕西省委决定组建中共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委员王杰、樊世荣。在此之前，原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奉命前往平凉，指导陇东兵运工作。中共陇东军特委成立后，即领导发动了蒿店起义。
蒿店起义的参与者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补习队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两个队。当年9月18日，南京政府给时任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运来五六百支枪及弹药。邓宝珊指派干部补习队前往平凉接收。当时，干部补习队军士队中有共产党员11人（其中担任队长、分队长及班长者9人，担任军士者2人）。一些共产党员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发动兵变。他们的计划得到了李艮的批准。
10月28日夜，军士队在平凉蒿店发动起义，共拉出34人。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由军士队队长李华峰任队长，李艮为政治委员。在部队转移途中，一部分起义人员离开队伍，一部分被打散，蒿店起义失败。
蒿店起义失败后，李艮于1932年12月9日向中共陕西省委呈送了《蒿店兵变的报告》，对蒿店起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编辑的内部刊物《斗争与学习》（1932年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平凉蒿店干部补习队军士队兵变的经过及教训》一文，也对这次兵变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文章最后写道：“一切血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告诉我们，兵变不是几个英雄的官长能搞成功的，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性，和党坚定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正确领导。”[93]
蒿店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李艮于同年冬前往陕南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26日，刚刚成立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按预定部署，奔袭宜君县焦坪。焦坪战斗共歼灭当地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红二团占领焦坪后，在当天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没收分配了当地几家豪绅的粮食。第二天拂晓，红二团撤离焦坪，向耀县照金一带进发。
照金地区位于耀县西北50多公里处，地处桥山山脉南端，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西接陕甘边界地区。这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中心地带薛家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一带土地多为几家大地主霸占，无地农民多达60%。红二团成立之前，这里曾是陕甘游击队的主要游击区。此外，由于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也大量进入这一带，生活困苦不堪，因而强烈要求改变困境，曾多次发生群众自发的斗争。因此，照金地区有着很好的实行红色武装割据的群众基础。
1933年1月初，红二团经耀县衣食村到达照金东北部笔架山上的香山寺一带。香山寺始建于唐代中期，以后历代均有修葺和扩建。香山寺建筑宏伟，寺内香火旺盛，是陕甘边界地区的一处著名古迹。寺内拥有庙田10余万亩，贮藏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寺中有和尚千余名和数十名尼姑。当时担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心焦如焚。基于救灾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意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94]
红二团将香山寺贮藏的二三千石粮食分配给了饥民和当地民众，随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决定——火烧香山寺。关于决定火烧香山寺的经过。王世泰回忆说：“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95]对于火烧香山寺，王世泰惋惜和愧疚地写道：“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96]
1933年1月中旬，红二团组织部署了进攻耀县庙湾夏老幺（夏玉山）民团的战斗。关于这次战斗，王世泰回忆说：“在根据地逐渐发展的有利形势下，杜衡头脑开始发热，又把他那一套‘左’倾盲动理论搬出来，大讲利用大好形势，打大仗，创造红军的战绩，加快建立根据地的步子，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志丹和杨重远等同志，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老幺的指挥总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老幺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着互不侵犯、互通敌情的关系，曾给我们卖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97]王世泰回忆说：“这些，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我们虽然反对这次行动，但作为指挥员又不能不执行命令。为了争取把仗打好，部队少受损失，志丹和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由志丹、杜衡、郑毅带领主力走捷路，拂晓发动突然袭击，我带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98]
1月17日晚，根据作战部署，红二团分两路行动。由于战前对山路距离和步兵行军速度估计有误，步兵未能按计划于18日拂晓赶到庙湾后山，而骑兵却按预定部署进入阵地。王世泰回忆说：“时至早8点左右，战斗还未打响，显然偷袭已失掉机会。突然一声清脆枪声（可能是敌人走火），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骑兵连误认为我军已与敌接火，立即发起攻击。”[99]原定的偷袭变为强攻，加之部队缺乏火炮，难以拔除民团固守的碉堡，指战员们虽然英勇作战，但强攻终难奏效，致使部队受到很大伤亡。骑兵连连长曹胜荣壮烈牺牲，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身负重伤，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也不幸牺牲。
当天下午，红二团参谋长郑毅又组织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均未成功，到下午4时，红二团被迫撤出战斗。
红二团撤至石门关一带宿营时，又遭到夏老幺民团的偷袭。骑兵连仓促应战，战马损失二三十匹。战后，新任骑兵连连长强世清引咎请辞。团领导再三劝阻无效，只得同意强世清返回其家乡安定县打游击。骑兵连连长由杨琪接任。
庙湾战斗的失利，使红二团遭受重创。杜衡为推卸责任，将团参谋长郑毅撤职，并任命刘志丹为团参谋长。郑毅被降职担任步兵第一连连长，团参谋处长杨重远代理骑兵连指导员，以接替身负重伤的张秀山。杜衡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了庙湾战斗失利的情况，并表示自己不懂军事，不胜任政委职务，要求省委派得力干部来接替工作。
得到红二团庙湾战斗失利的消息，中共陕西省委于1月28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有关情况。
2月3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还不具有根据地坚大强固能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他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用游击战术。红二十六军生长成为正式的有力的队伍，还需要一个过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100]指示信指出：“省委认为红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101]“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今天应当配合当地群众，编成许多小的游击支队，这种小支队人少的缺点是可以用神速的动作，突然的袭击，诡计等等方法来补救的。”[102]指示信还特别指出：“我们这里的意见绝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的，这正是在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广泛开展当地群众的斗争，摧毁乡村中反动政权，创造许多新的苏区，粉碎敌人对我们‘围剿’。”[103]
杜衡接到指示信后，认为省委的指示违背了193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遂于3月上旬前往西安，以“部队代表”的身份向省委提出反对意见，并“提议”改组省委。
3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会议承认省委2月3日发出的指示信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并对省委进行了改组，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小章）任改组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孟用潜改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杜衡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会议决定汪锋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
在中共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发出指示信前后，红二团活动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一带。红二团还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组建了耀县的香山、芋园、照金和旬邑、宜君等地方游击队。2月上旬，红二团北上甘肃正宁，在三嘉原、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红二团还在湫头石炭沟口设伏，全歼了赵世坤为首的王郎坡寨子民团。3月初，红二团返回照金。随后，红二团又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在这次战斗中，曾担任红二团参谋长的郑毅不幸牺牲。4月间，红二团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4月27日全歼了驻侯家堡的国民党军骑兵排。
4月间，红二团还先后奇袭了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据点、淳化县南村堡民团据点和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红二团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扫清了照金外围，为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为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确保部队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巩固党的领导是红二十六军的一切工作的前提。”[104]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原则，红二十六军坚持将“支部设在连上”，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团建立了党的委员会。
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开始进行正规红军的教育和训练，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长郑毅在1933年1月9日写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汇报说：部队“每日两操，两讲堂，□会自习训练八小时，但行军作战时则停止，并成立军事政治速成训练班（两星期），实行上课”[105]。郑毅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出：“关于训练的材料（军事的与政治的）与教授人材，非常缺乏，这是要请你们火速派人来和送教育材料来的。”[106]
早在红二团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就几次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部队中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各级干部。为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建不久，即于1933年1月开办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由高维翰任校长。从同年4月起，汪锋任随营学校政委。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先后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使红二十六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为了迅速扩充红二十六军的力量，以达到在较短的时期内组建红军一个师的目标，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1月10日发出《为号召三千人到红二十六军去告渭北工农劳苦民众书》，“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首先是一切觉悟的工人、雇农、苦力群众大批大批的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无产阶级骨干与领导作用，把红二十六军造成真正坚强而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107]
经过中共陕西省委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红二团的兵力得到进一步补充。1933年1月，红二团组建了步兵第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
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决议》指出：“在苏区及红军游击队中，建立强固的党的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各种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省委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边特委，并责成游击队队委与旬邑党部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建立这一工作。”[108]
同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省委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中提出：“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省委认为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109]时隔四个多月后，中共陕西省委在1933年1月4日给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边特地方党部问题，省委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水受其直接领导，边特书记省委仍决定由○○同志[110]负责，现调来省委，日内即行出发。”[111]随后，根据陕西省委的安排，金理科前往耀县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2月2日，金理科就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区工作情况写出书面报告，报告写道：“建立边区特委问题——我与二十六军特派员李妙斋谈到当地党的组织情形。在过去这里只有六个同志，三个参加游击队，三个因为白色恐怖而逃跑，所以当地根本不能提拔干部。因之，建议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112]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李妙斋、史可寿等为特委委员。习仲勋兼任共青团陕甘边特委书记。同年6月，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后，秦武山接任特委书记，同时，增选张秀山为特委委员。
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发展党组织的指示，逐乡逐村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加入党组织，先后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一个区委，形成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核心。陕甘边特委还负责领导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
在抓紧组建陕甘边特委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密切关注着陕甘边区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工作。1933年2月7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给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写出书面报告，其中写道：“（陕甘）边区最近正式编制起五个游击队，农联会建立起六个，有二三十万灾民分粮斗争非常的高涨，与敌人的武装斗争扩大起来了。”[113]根据这一形势，陕西省委于3月7日向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及第二团党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一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114]陕西省委在这封指示信中还决定：“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115]
杜衡等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后，于3月中旬在照金兔儿梁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此后，黄子文、吴岱峰先后接任总指挥，张秀山接任政委。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15日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指出：“你们现在成立的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应该取消。你们应立即组织边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红军和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的领导。”[116]由于3月23日省委进行改组，陕西省委的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贯彻。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建，使边区游击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加强了边区游击队的领导，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对游击队进行了彻底整顿，先后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从而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边区特委的领导下，还大力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发动群众，整修薛家寨的天然岩洞，据险筑堡，先后设立了红军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军需仓库和关押豪绅地主的监狱。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不仅加强了边区军事斗争的力量，也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重新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932年4月上旬在正宁县寺村原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陕甘游击队撤离后，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随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逐步形成，重新建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任务。
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根据照金一带政治经济与群众斗争的条件，二十六军应一分钟都不放松的在最广泛的分粮斗争中，立即组织和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香山寺的土地财产，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中农，彻底摧毁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建立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广泛的动员群众，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的粉碎敌人‘围剿’，争取我们的胜利。”[117]指示信要求：“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委员会须很快宣布全国苏大会[118]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村、乡、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119]指示信要求：“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120]、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121]
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成立时，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扩展到北迄马栏川，南抵爷台山，东至沮河，西至淳化原畔，南北长约40多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的广大地区，人口近60万。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后，还先后领导建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并选举一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这些基层政权的领导职务，逐步建立起根据地的革命新秩序。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并强调指出：“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地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速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122]
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也对陕甘边区的分配土地斗争进行了部署，要求：“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123]指示信还要求：“把香山寺、香山堡、照金、芋园、八九堡一带豪绅地主的土地，立刻没收来分配。”“在分土地中立即实施红军优待条例，以提高赤色战士的战斗情绪。”[124]
在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组建后，金理科、习仲勋、周冬至、李妙斋等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分别深入乡村，组织群众，在照金苏区掀起了土地分配热潮。土地分配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有序进行。分配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
在土地分配中，一般采取谁租种哪一块土地，就将这块土地分配给谁的办法，将没收的土地首先分配给应当得到土地的贫苦佃农，在田间插标写牌以确定其地界。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县立学堂和香山寺的庙产土地共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和陈家坡地主梅生玉土地共5000余亩。
照金苏区的土地分配运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通过加强政权建设和开展土地分配运动，不仅密切了党和红军、红色政权与广大劳苦群众的关系，也使照金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照金一带地处耀县、宜君、同官、旬邑、淳化五县边界中心，群山横亘，森林茂密，沟壑交错，自古就被称做“境僻地阻”之区。当地群众生活贫穷，加之大量灾民拥入，经济更是十分落后。
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特点，在努力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同时，还竭尽所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照金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屡遭兵荒和战火洗劫的严峻情况下，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广泛组织群众，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粮食产量。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
照金苏区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根据地当时建有红军修械所和红军被服厂，修械所最初仅有桂生芳、惠子俊等几名工人，他们来自西安兵工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0多名工人。他们在薛家寨的岩洞里，用近乎原始的土设备修理武器，制造土炸弹、土地雷。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很大，后来在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服厂的20多名女工，都是当地的农村妇女，她们除为红军和游击队制作服装外，还承担了为红军医院浆洗纱布、照顾伤病员和站岗放哨等任务。
为了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方便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照金苏区还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开设了集市，每五天一集。由于红军在交易中公平买卖，上市物品种类日益增多，不仅苏区的群众踊跃赶集，而且游击队和周边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群众也前去出售物品。集市贸易的活跃，几乎形成天天立市，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五天一集的规定。
照金苏区经济建设尽管规模有限，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为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提供和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照金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开展文化建设的难度极大。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创造性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3年1月开始筹办的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几经周折，于同年4月中旬正式开办。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立即开始这一工作，第一期30人，成份三分之二是工农，由各地和游击队派送，二十六军选择10人，限期1月。随营学校不仅训练新干部，而且要成为二十六军的中心力量。学生是武装的，前方战事需要，随营学校即全体参加作战，成为全军的模范。巩固后方，参加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这在转变二十六军中是最迫切的工作。”[125]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的创办，为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照金苏区军事教育事业的重要标志。
照金苏区还在禁烟、禁赌、提倡妇女放足、反对封建迷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使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照金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工作的开展，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娱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队伍。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大恐慌。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动十七路军骑兵团、特务团，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兵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以寻机歼敌。会议决定由陕甘边党政军领导金理科、李妙斋、习仲勋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会后，红二团向西进入旬邑境内，消灭了一些民团。随后，红二团又挥师北上，来到甘肃宁县盘克原武洛堡。在此，红二团遭到驻守庆阳西峰镇的国民党军两个营和几个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当时担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回忆说：“志丹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宜交战，决定主动撤离。撤退时，我带骑兵连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敌人火力很猛，用重机枪封锁我们的退路。战斗中，骑兵连新任连长李光明不幸光荣牺牲，其余同志安全撤退。”[126]
红二团离开宁县盘克原后，于5月上旬进入陕西中部县西部的上畛子一带。5月10日，红二团在上畛子与强世清、李成荣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一支队将所带的七匹马交给了红二团骑兵连，红二团则为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一支队的领导力量，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一支队政委，马佩勋担任副支队长，并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红一支队返回陕北后，红二团来到宜君金村庙原。在金村庙原，红二团收编了一支80多人的兵变队伍。王世泰回忆说：“为改造这支队伍，我们曾派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这股变兵，目无红军纪律，旧意识、旧习惯很严重，不安心当红军，常议论逃跑之事。因此，我们便在一个早上，突然缴了他们的械。80多个变兵，除少数表示愿意革命的留在部队外，余者按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发放路费，打发回家。”[127]
在妥善处理兵变队伍后，红二团又进入甘肃宁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段家堡歼灭当地民团数十人。
在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的同时，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和群众，坚壁清野，袭扰敌军，不断给来犯之敌以打击。加之担任“围剿”照金苏区军事行动总指挥的王泰吉是中共秘密党员，对“围剿”行动敷衍应付，并虚报战绩，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遂草草收场。
6月中旬，红二团在完成外线作战任务后返回照金。
在红二团返回照金苏区之际，杜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回到照金，重新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
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红二团党委在北梁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杜衡、金理科、李妙斋、黄子文、刘志丹、高维翰、汪锋等人。
北梁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红二十六军如何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李杰夫提出，红二十六军应向北发展，具体是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去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二）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三）杜衡提出，红二团应当南下渭华，在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他认为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会议围绕这三种意见进行了讨论。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由于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取个人专断的压制手段，北梁会议强行通过了杜衡提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
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第二天，红二团在三原县心字区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由于南下渭华的决定是在杜衡采用政治高压手段下做出的，所以红二团大多数指挥员思想不通，普通战士更是茫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只得又在二台子召开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南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高维翰、黄子文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政委张秀山等。王世泰回忆说：“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128]
关于二台子会议，张秀山回忆说：“会上，我和黄子祥提出，红二团不应南下。理由是：红二团留下，可以帮助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苏区，壮大革命力量。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预料不到南下会遭惨败，只是直觉地认为红二团留在渭北比南下更有利，更能把陕西的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但是，杜衡否定了我们的意见，继续强迫红二团南下，致使二台子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129]
6月23日拂晓，红二团在三原长坳堡配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袭击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当天黄昏，因红二团急于执行南下命令，撤出战斗，前往三原寇家庄。在红二团到达寇家庄村外场上休息吃饭后，杜衡突然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王世泰回忆说：杜衡“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130]。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的消息后，派省委书记袁岳栋从西安急赴三原，准备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岳栋到达三原后，恰巧碰见只身离队的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原政委刘映胜以及黄子文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批评杜衡强令部队南下的错误，并决定派黄子文前往高陵阻止红二团南下。但当黄子文到达高陵时，红二团已于6月24日拂晓渡过渭河。黄子文最后虽然赶上了部队，但红二团已经失败。
6月25日，红二团与奉命追击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向东转移。进军途中，红二团又连续四次冲破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层层堵截，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到达蓝田县流峪口。
7月中旬，红二团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激战竟日，部队伤亡严重。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率领余部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的斗争。
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杨林、曹士荣、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20多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先后辗转回到照金苏区。
红二团南下失败，是“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延缓了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程。
在红二团南下渭华、陷入绝境之际，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于7月28日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杜衡和袁岳栋被捕后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地区及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在陕甘边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领导发动了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他只身前往河南南召，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王泰吉被国民党当地政府察觉。当地政府派人将其逮捕，押往南京监狱。王泰吉在狱方的刑迅逼供下，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1930年3月，时任国民党军陆军第十七师师长的杨虎城获悉王泰吉被关押在南京的消息后，出面将王泰吉具保出狱，接到河南南阳驻地。杨虎城任命王泰吉为第十七师第一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王泰吉先后任十七路军新兵训练处处长、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1933年4月上旬，率部驻防耀县的王泰吉曾一度被任命为“围剿”照金苏区的“剿共”总司令，指挥部队“围剿”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团跳出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寻机歼敌，照金苏区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壁清野，不断袭扰，加之王泰吉对“围剿”行动敷衍应付，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此后，王泰吉派人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筹备组织骑兵团起义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指派曾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刘映胜等参与领导起义。
刘映胜在1972年所写《四十年前见闻录——有关陕西省党组织的一些历史回忆》中记述道：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后，“我带了省委介绍信，由武字区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把我送到耀县。我先找到骑兵团里的党员王英（王泰吉的侄子，这时当班长），他领我去见王泰吉，住在王泰吉的团部里。王泰吉对我说了他起义的全部计划。我就和王泰吉进行准备工作”。[131]
7月21日中午12时许，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起义后，王泰吉宣布将骑兵团组编为第三路，由他兼任第三路总指挥。第三路下设五个大队（其中一个为特务大队），共1200余人。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设四个小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子明，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建民，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第四大队大队长董崇道（后由周德民任大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谈国帆。
王泰吉起义后，对外发表了通电，并张贴布告、标语，进行宣传。起义部队收缴了驻耀县的三县（耀县、富平、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所部的全部枪支和两门迫击炮，并收缴了耀县民团团总雷天一所部的枪支。由于雷天一信誓旦旦，向王泰吉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遂将枪支发还雷天一，并将该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雷天一以率部到耀县城外防守为名，开出耀县城。义勇军从耀县开拔时，雷天一没有跟随，仍任耀县民团团总。王泰吉还拟以第三路所属的特务大队为基础，组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但终未完成组建工作。
当天，起义部队扣押了耀县县长沈育成，收缴了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县城全境。起义部队根据中共耀县县委提供的名单，逮捕了耀县城内的一些大豪绅、大地主，勒令他们交出现款，作为义勇军军需，并没收了这些豪绅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农群众。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城内驻扎了七天。7月28日，王泰吉率起义部队离开耀县，经三原向淳化转移。7月30日，起义部队在三原县桥头镇辘轳把村与奉命前来“追剿”起义部队的十七路军特务团孙友仁部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起义部队损失惨重，余部100余人于8月上旬进入照金苏区。
耀县起义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132]习仲勋还总结了耀县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在一度脱党，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133]
在策划组织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耀县县委准备建立耀县游击队。
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发动的当天，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等即组织了事先已联系好的一部分民众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配合起义部队，逮捕了一些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并在西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南三保保长张恒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还组织群众开展了分配豪绅地主粮食、财物的斗争。
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还于当天组织成立了以阿姑社村青壮年农民为主体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兼政治指导员，张仲良任副队长。游击队设三个分队，陈国栋、安天民、张智怀分别担任分队长，全队共100多人。王泰吉指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为耀县游击队配备了19支步枪。
耀县游击队成立后，首先捕捉和处决了阿姑社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处、左国明、左国鼎兄弟三人，并分配了左家的粮食、财产，焚烧了左家的土契和债务契约。随后，游击队由孙家原村党支部书记蔡凤凯做向导，前往孙家原，捕捉了当地作恶多端、企图破坏孙家原村党支部的兵痞、恶棍张廉明。此后，游击队又前往白家庄，发动群众分配了当地一家周姓大地主的粮食。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离开耀县县城后，耀县游击队离开白家庄，经墓坳、高山槐等地，于8月初进入照金苏区。
1933年8月上旬，随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照金苏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苏区后，被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当时，照金苏区的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七支，旬邑、淳化等地也活跃着十来支地方游击队。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坚持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秀山，红四团领导人黄子祥、杨森、王伯栋，耀县第三支队领导人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等。已恢复中共党籍的王泰吉和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统一几支部队的领导、根据地向何处发展、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习仲勋回忆说：“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心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134]
主持会议的秦武山回忆说：“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的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右倾和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135]
会议最后通过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习仲勋回忆说：“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136]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严峻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策，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制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陕甘边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拖垮和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为以后陕甘边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率领主力部队向东出击，寻机歼敌。8月18日，红军消灭庙湾民团夏老幺一部。8月21日，红军在耀县高山槐歼灭雷天一民团1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8月24日，红军攻占耀县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8月27日，部队乘胜袭击柳林民团，歼敌数十人。在东线作战取得连续胜利后，部队回师照金苏区。
9月初，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向西出击，先后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村一带消灭当地民团100余人。随后，部队挥师北上，在正宁县金村庙一带歼灭当地民团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10余支。
9月下旬，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合水县境内，在固城川与南下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这时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强世清等人的领导下，已发展到70余人，战马30余匹。两支部队会合，战斗力增强，部队士气高昂，准备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
张洪镇位于旬邑县城西南15公里处，城池坚固，不易强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用诱敌出城的办法歼灭守城之敌。
9月25日晨，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冒雨南下，设伏于彬县底庙一带。负责攻打张洪镇的旬邑游击队在中午发起猛攻后，遭到守敌反击。旬邑游击队遂佯败后退，大部守敌乘机出城追赶。旬邑游击队且战且退，诱敌进入红军主力部队伏击圈，将其全部歼灭。随后，十余名红军战士扮成民团团丁，由被俘的民团班长宋飞带路，骗开张洪镇城门。主力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击毙了旬邑县民团团总，消灭剩余民团十余人，并活捉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霸劣绅，还缴获了一部分物资和一万多块银元。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召集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恶霸劣绅等反动分子12人。
张洪镇一战，陕甘边红军共歼敌100余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第二天，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回师照金苏区。
10月初，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回到照金。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也在南下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就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出任红四团第二连连长，黄子文则被派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担任领导工作。刘志丹等脱险归来，极大地加强了陕甘边区红军的领导力量。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与不安。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限期攻克薛家寨。
1933年8月，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兼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指挥六个团的兵力攻陷渭北根据地后，又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于9月中旬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活动于甘肃合水、正宁一带。留在照金苏区的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阻击来犯之敌，照金苏区的中心薛家寨仅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力较为薄弱。9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向薛家寨发起猛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奋起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紧急关头，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根据地军民凭险坚守，并巧布地雷阵，还用修械所制造的“麻辫手榴弹”投向敌群，给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获知敌军猛攻薛家寨的消息后，迅速率部从绣房沟返回薛家寨，与留守军民发起迅猛反击，敌人狼狈溃逃，根据地军民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在这次激战中，李妙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前往甘肃合水一带捕捉战机，寻机歼敌。
红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刘文伯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数千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0月13日，进攻之敌分别进占照金老爷岭、芋园等地。10月15日晚，在叛变投敌的原龙王寨游击队队长陈克敏的带领下，国民党军沿着后山腰畔旁边的一条石缝攀上薛家寨主峰。红军留守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特委一边组织根据地军民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搏斗，一边迅速做出边区党政机关分路突围、以保存力量的决策。突围人员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率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
10月16日，照金苏区中心薛家寨失陷。
国民党军攻占照金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说：“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137]习仲勋指出：“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138]
1933年10月12日，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和政委高岗率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北上甘肃合水一带，准备寻机歼敌。行军途中，部队获悉合水县城内仅驻有国民党军一个连和一个保安队，共300余人，而且战斗力不强，遂决定长途奔袭合水县城。
10月15日下午，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到达合水县黑木原后，即派出侦察人员勘察地形及探听合水城内敌情，进行攻城准备。10月18日晚，红军冒雨行军15公里，抵达合水城东。10月19日凌晨3时许，在攻城总指挥、红四团第二连连长王世泰的指挥下，该连和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20多名骨干组成登城突击队，开始架云梯攻城。但由于原来准备的云梯高度不够，突击队员难以达到城墙顶部。紧急关头，突击队员柴正祥拔出三把刺刀，插入城墙之中，双手紧握刺刀刀柄，不停倒换，终于跃上城墙墙顶。登上城墙的柴正祥抛下准备好的绳索，突击队员迅速攀绳而上，打死哨兵，冲进碉堡，收缴了尚在睡梦之中的守军的枪支。突击队员占领制高点后，立即发出信号。主攻部队在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的率领下，迅速冲进城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占领了合水全城。战斗中，警察局长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麟乘乱逃脱，其余守敌全部被歼。
在攻占合水的战斗中，陕甘边红军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支，并缴获大量的军需物资。红军主力进城后，从监狱里解救出原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等共产党员和群众80余人。红军占领合水城后，还发动群众，分配了合水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
10月19日，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撤出合水城，前往宁县盘克原，并在此与撤出薛家寨的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游击队会合。
合水县城丢失后，陇东警备第二旅五团赵文治部倾巢出动，欲与红军主力决战。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的指挥下，与敌周旋于合水、正宁、宁县一带，使追击之敌疲惫不堪，锐气大减。10月27日，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歼灭了当地民团。第二天，红军主力又在庆阳毛家沟门[139]击溃赵文治部，毙、俘敌200多人，缴枪200多支。
经毛家沟门一战，赵文治所部元气大伤，余部逃回庆阳城。此后，该团建制再未恢复。
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整编、根据地建设和红军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大力开发游击区，分别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游击区以安定县为中心，成立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二游击区以庆阳南梁为中心，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游击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后，由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苏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还决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王世泰回忆说：“与会同志听取了志丹同志关于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计划，一致表示赞同。大家认为，南梁地区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早年志丹和子长同志在这一带闹革命，影响很大，同时群众很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连接陕甘宁3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但都不敢与红军对垒。所以南梁地区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方。”[140]
包家寨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解决陕甘边根据地问题的重要决策。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1933年1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组建。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正式建立，杨森任书记。
红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骑兵团和警卫连。第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及原红二团南下归队人员合编而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由黄罗斌担任），下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赵国卿；第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骑兵团以红四团为主编成，团长黄子祥，政委由杨森兼任，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志柏，第二连连长高占胜。红四十二师共有500余人，战马200多匹。红四十二师成立后，于11月中旬挥师南下，在宜君县杨家店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一个连120余人，缴枪120多支，处决了连长李文杰。
杨家店子一战，红四十二师也有较大伤亡，其中有三四十名伤员无处安置。在此情况下，红四十二师改变了原定南下照金、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的计划，调头北上，进入南梁地区。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派遣习仲勋、张策等在当地发动群众，组建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组织，打土豪，分财物。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红军主力部队则兵分两路，捕捉战机。
红四十二师师部率第三团东进咸（阳）榆（林）公路沿线，消灭了部分民团。随后，又奔袭甘泉县城。在进攻受挫后，又沿洛河川向西前进，在葡萄沟门击溃第八十六师一个营。
骑兵团则向西北方向活动，在荔园堡歼灭了甘肃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新兵营60余人，击毙营长梁邦栋。随后，又在二将川消灭了赵富奎民团。
11月底，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与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合。
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初步站稳脚跟后，成立了由吴岱峰任主任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在此期间，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游击队相继成立。
12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占领了正宁县南邑后沟，收缴了当地民团的部分枪支。
同年12月，南梁地区赤卫队相继建立：小河沟、豹子川为第一大队；玉皇庙、马连岔为第二大队；白马庙为第三大队；二将川为第四大队。同时，在金岔沟、白马庙、玉皇庙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联合会、贫民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4年1月初，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离开部队，准备前往豫陕边刘桂堂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
2月18日，王泰吉在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淳化三区民团团长马云从逮捕，随后被押送西安。
王泰吉被捕后，中共组织和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人士多方营救，但由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严密监视，终未成功。2月26日，蒋介石密电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将王泰吉“就地正法”。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934年1月下旬，高岗调任新成立的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政委，杨琪任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离职后，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接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并兼任骑兵团政委。
2月13日，红四十二师攻占耀县北原生义堡。随后，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先后由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担任，政委先后由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担任。
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下辖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华池、环县等游击队和保卫队。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下辖直属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五支队、八支队、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及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富（县）甘（泉）、旬邑等游击队。
红四十二师以及陕甘边区第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相继建立，不仅加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包家寨会议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离开南梁，赴西安寻找上级党的组织，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在各部队。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不健全的情况下，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
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逐步扩大，边区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已经非常必要。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鉴于师政委张秀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141]师长刘志丹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寨子湾会议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师政委。
同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向周边发展，创造中心苏区，并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同时要求创造条件，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权。决议还就党的工作、扩大与加强主力红军、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决议强调指出：“这个决议就是陕甘边区党最近的路线。特委希望全党同志必须深入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去把去执行的日程报告特委。”[142]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年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成立，书记张邦英，区委机关驻中部县小石崖。南区区委下辖中共耀县县委、淳（化）耀（县）县委、永红县委、赤水县委、赤淳工委和甘肃的新正县委，以及富县、中部等县的党组织。
同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调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惠子俊接任特委书记。
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创刊，负责人龚逢春。
照金苏区失守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部分领导人遇难，革委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并逐步扩大的新形势下，红四十二师党委于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副主席白天章、贾生秀。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等委员，张步清为土地委员，牛永清为劳动委员，武生秀为财政委员，呼志禄为粮食委员，边金山为军事委员，贾生秀为肃反委员。同时，还组建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负责保卫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安全。同年9月，蔡子伟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秘书长。
1934年秋，在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委成立的同时，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也在中部县小石崖成立，黄子文任主席。
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李生华为土地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为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由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兼任，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兼任，呼志禄为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为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张景文先后担任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杨在泉（兼任参谋长）。
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法令和文件。11月7日，新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式。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边区境内县以下各级地方政权也相继建立。到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巨德）、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飞）、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富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富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等县级地方政权，并成立了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南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办事处（主任郭廷藩）等党政合一的派出机构。
在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不懈努力下，照金苏区也逐步得以恢复。1934年9月下旬，照金台儿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孙启亮任主席。1935年1月，周家河区苏维埃政府在耀县寺坡村成立，赵均歧任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逐步扩大与巩固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由照金移到南梁以后，国民党陕西、甘肃地方当局对根据地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从1934年2月起，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具体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陕甘边苏区；驻耀县的十七路军特务团、驻旬邑的何全升团、驻洛川的冯钦哉第七军四十二师的一个团、驻肤施的第八十六师张瑞卢团严守驻防地，相机堵截转入外线作战的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共八个团，总兵力达一万余人。
在分析敌情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制定了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
2月13日，是农历甲戌年除夕，红四十二师攻占了距耀县20多公里的北塬生义堡，没收了当地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备好的年饭。2月23日，红四十二师离开生义堡，在耀县和同官境内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回师南梁。
3月中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先后歼灭了耀县瑶曲，宜君石堡、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民团百余人。随后，红军挥师北上，突然袭击了保安蔺家砭、崖窑等地，歼灭张廷芝部一个连。3月29日，红四十二师又在庆阳元城高桥活捉了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等30余人，缴获30多支枪及大批物资。随后，红四十二师又对元城发起攻击，一度攻占元城街道，歼灭谭世麟部一个连，毙、伤守敌100余人。元城战斗后，红四十二师直赴赵梁子，歼灭谭世麟之子谭振武率领的一个骑兵连，缴枪50余支，战马50余匹。
在连续作战并取得胜利后，红四十二师于4月2日在合水西华池歼灭了陇东绥靖司令部所属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西华池之战共毙、俘国民党军6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战马50多匹，取得了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西华池大捷后，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地区，随后又挥师南下，与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配合，打击苏区南线之敌。4月下旬，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骑兵团从耀县稠桑出发，攻打同官梁家塬，击毙守敌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随后，红三团又进攻咸（阳）榆（林）公路上的重镇黄堡镇，缴获民团枪支二三十支，收缴了一大批烟土、钱财和物资。
在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红三团于5月上旬在淳化县五里原甘嘴子歼灭何全升所部两个连。在甘嘴子战斗中，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负伤，师党委书记、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高锦纯接任骑兵团政委。
甘嘴子战斗后，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北上正宁。在五顷原，部队遭到陇东警备司令部马恭章骑兵团的突然袭击，人员和物资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随后，部队沿子午岭主脉北上，在富县和尚原击溃了冯钦哉所部一个营。6月20日，红三团和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一部北上保安，在瓦子川歼灭第八十六师五一二团二营100余人。
在此期间，谭世麟部和仇良民团乘红四十二师在外线作战之际，于5月中旬偷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荔园堡，并占领了南梁地区。
6月下旬，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迫使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退出南梁地区。至此，红四十二师在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大小战斗30多次，共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陕西和甘肃地方当局对南梁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粉碎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第一次“围剿”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率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及赤卫大队200余人，于7月18日由安定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会合。高朗亭在1980年所写的《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写道：“谢子长、刘志丹等老战友重逢，叙旧言欢。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143]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热情场面，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战斗友谊。”[144]
7月25日[145]，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郭洪涛、贺晋年、龚逢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谢子长作为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
会议决定，免去高岗担任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前往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后因故未去），红四十二师政委一职由谢子长兼任，并决定由贺晋年接替谢子长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后，红四十二师向陕北游击队调拨了100余支步枪和一部分银元。
8月初，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谢子长于同年9月5日致信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信中写道：“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并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四十二师。[146]
在此之前，中共陕北特委于8月17日致信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汇报了有关工作。其中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有关情况，中共陕北特委在汇报中说：“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坚决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建立了陕甘边区庆阳、保安等的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也日益扩大，关中游击队有一倍的发展。保安、庆阳、中部的游击队都有扩大，十月革命正式召集群众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府，最近骑兵团向南发展，步兵团向北行动，和陕北独立师汇合，解决敌人弱点。”[147]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进入陕北后，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参加了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清涧河口等战斗。此后，红三团又参加了横山董家寺战斗。董家寺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在完成支持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后，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于9月上旬离开安定县，经保安县到达庆阳北部地区。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和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线和北线作战，相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壮大了红二十六军的力量。
1934年10月20日，在陕甘边区党组织的帮助和红二十六军的影响下，活动于陕西黄龙山区的地方武装郭宝珊部120余人在甘肃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郭宝珊是河北大名（今河南南乐）人。5岁时随祖父逃荒到陕西黄龙山区谢家峁。1929年秋季，投身洛川驻军张金贵部。后转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郭宝珊回到陕西，在黄龙山区组织义勇军，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到1934年初，郭宝珊所部已发展到1000余人，在当地颇有影响。郭宝珊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这时，刘志丹派黄罗武来争取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当时我认为红军是打富济贫，反对苛捐杂税，杀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148]郭宝珊写道：“后半年，我们的名声很大，杨虎城派兵来剿我们，因自估力量不敌，便去投靠合水固城的另一支国民党军队，约定在某地会师，而离开了东山[149]。这时黄罗武又来活动我们，我仍犹豫而未作决定。”[150]关于率部起义的经过，郭宝珊写道：“在行军途中，曾碰到红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骑兵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到达合水固城时，因误了约定日期，人家部队已调走了，这时山上又呆不住，想投红军又怕被杀，在我拉上部队没有什么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劳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候我觉得红军对我还是不错，投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下了决心投奔红军。唯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我只带了一个基本连到了南梁堡。”[151]
1934年11月，郭宝珊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参谋长于振学，隶属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西北抗日义勇军下设三个大队，段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别担任大队长。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屡建战功，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队之一。1935年6月，郭宝珊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前后，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第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共180多人。此后，红二团又组建了骑兵排。
红二团组建后，消灭了保安旦八寨子民团50余人，并打败了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一个营的进攻。红二团还配合红三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民团。
同年1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的部分骨干力量，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初期，下设两个步兵连，共200余人。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炳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稍后，红一团又组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
红一团组建后，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先后消灭了中部县隆坊原、雷庄等地的民团，摧毁了富县、宜君、中部一带的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进一步扩大了富西、中宜游击区。
至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直属独立营及警卫营。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时，刘志丹亲自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部队军事训练的教材。1934年10月，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龚逢春等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员。该校的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连排级干部和少数地方干部。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该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历时一个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该校迁至豹子川张岔，又先后举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三期共培训干部200多人。学员毕业后，分派到红军、赤卫队、游击队中工作。1935年春末，该校停办。同年10月后，该校在安定县恢复办学，并改名为陕甘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
随着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的相继组建和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的成立，该师第三团、骑兵团的建制也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加强。骑兵团由组建时的两个连扩编为四个连。红三团在原有两个步兵连和少年先锋连的基础上，新编了第三连和第四连。
至此，红二十六军共有2000多人，兵强马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和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陕甘当局的极大恐慌。1934年10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了三个正规团和部分民团武装，兵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发动了新的“围剿”。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做出决策，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灭敌之一路部队，以打乱国民党当局的进攻计划。
10月中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保安县的吴堡川对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当时担任骑兵团政委的高锦纯回忆说：“10月13日，赤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引蛇出洞，我骑兵团埋伏待敌。敌人在追击赤安游击队的过程中，我骑兵团突然对敌进行袭击，杀敌甚众，余敌狼狈溃逃。因敌系步兵，我是骑兵，在追敌过程中，又俘敌多人。”[152]
吴堡川伏击战后，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又袭击了保安楼坊坪[153]张廷芝所部，取得重大胜利。
11月16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奔袭环县曲子镇。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了曲子镇。曲子镇战斗共俘敌100余人，缴枪二三百支，战马四五十匹。战斗中，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成被击毙，保安团团长李恒泰，保安团队长崇敬义、刘天云被俘。
在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打击下，进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路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纷纷撤退，国民党陕甘当局分路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并逐步得到巩固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与领导劳苦大众，进行土地革命，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工作由各级政权下设的土地委员会具体领导。
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认真总结了寺村原时期和照金时期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耕作条件较好的川地、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耕作条件较差的山地，则按农户的耕地能力按户划块，进行分配。在土地分配中，先分川地、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主要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而在根据地的边沿区域，则基本未进行土地分配，执行的主要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
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执行的土地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南梁苏区地处陕甘边界地区，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人口稀少，被称为“梢林地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当地群众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土地革命的逐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各级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与民生息，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从实际出发，一方面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以保障民生。同时，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部队和政权机关的粮食、财产来源主要是取之于打土豪地主所得，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则以收买农民存粮来解决。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流动仓库，以分散储藏。1934年6月，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辖的庆阳游击队没收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500多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多枚。同年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了由庆阳大地主开办的商号“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没收粮食2000多石。这些粮食、牛羊和财物，除分配给群众一部分外，其余都用做军需和机关供给。
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基层政府还采取了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乡、村苏维埃政府经营的办法来补助军需。这些“红军公田”收获的粮食，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军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接待过往的红军、地方游击队零散人员。各级政府还将打土豪所得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放养，开办小牧场。饲养的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则主要供做军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兴办互助合作社，以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在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一次捐款50多块银元。
当时，苏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部队首长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供给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调剂余缺，促进流通，繁荣经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后，还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十天一集。每逢集日，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前来经营的商贩不仅来自根据地，附近国民党统治区的商贩也来做生意。苏区各级政府对这些商贩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苏区政府将根据地的土特产品、山货和羊畜等廉价卖给这些商贩，又通过他们把根据地极缺的棉花、布匹和其他物资运进来。各项工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使外来的商贩有利可图，也保证了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苏维埃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影响下，一些商贩逐渐开始同情革命，并千方百计地为苏区输送物资。
为了确保苏区经济稳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在南梁发行了货币，即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苏币木刻雕版，印在白布上，涂以桐油，面值分为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四种。苏币与银元等值，共发行3000元。为了确保苏币的发行和流通，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禁令，禁止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在苏区境内流通。边区革命委员会为解除群众和商贩的顾虑，取信于民，还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元兑换处，从而使苏币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经济的各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使根据地广大群众得以休养生息，而且为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文化教育极其落后。
1934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转嘴子创办了南梁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招收学生60多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政治课本。这些课本多为手抄本或油印本，内容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大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列宁小学没有校舍，学校就将没收地主的房屋开辟为校舍。没有桌椅板凳，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椅子，扫锅底的烟灰为墨汁。
在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陕甘边根据地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开办了列宁小学。
陕甘边根据地各级政府在兴办普通教育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以推动农村的青壮年文化教育。
边区各级政府还颁布了禁烟、禁毒、放足等条例，并广泛宣传，开展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使边区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给偏僻闭塞的南梁地区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
在国民党地方当局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相继失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豫鄂皖“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等人的陪同下，于1934年10月12日由洛阳抵达渭南，开始了对西北的“巡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到陕西。10月17日，蒋介石等离开西安，先后前往甘肃、宁夏“巡视”。10月20日，蒋介石等由宁夏银川飞抵西安。10月22日，蒋介石乘火车离开陕西，前往洛阳。蒋介石等在陕西、甘肃、宁夏期间，对“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进行了部署，并决定将驻河南洛阳的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往陕北绥德，参加“围剿”苏区的战事。
从1935年1月起，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第二次“围剿”的军事调动开始实施。其具体部署是：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三个旅，附陇东警备第二旅第六团，共七个团，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地区；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插入南梁与照金地区之间待机；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布置在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守备咸阳至延安公路，作为战略警戒线；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三个团进攻神（木）府（谷）苏区，另外两个团则由横山、靖边一线，前出大理河沿岸，构成第八十六师的右翼战线；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分别进占绥德及以西地区，该师另外一个团占领瓦窑堡，并分兵一部，控制绥德至吴堡大道；晋军第七十一师沿黄河东岸驻防待机。蒋介石还派出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随第八十四师师部驻绥德，以协调各部队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行动，直接投入兵力达5个师26个团计4万余人。总观全局，这次“围剿”行动实际上部署了五个“围剿”区：神（木）府（谷）区、米（脂）佳（县）吴（堡）区、安（定）绥（德）清（涧）区、南梁区、照金区，其战略中心则是安绥清区。
在蒋介石亲自调兵遣将，安排部署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际，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黄翰（张子华）为驻西北巡视员，于1934年10月下旬到陕北根据地。黄翰同意中共陕北特委的建议，集中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合力打击进犯根据地之敌。为此，黄翰致信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领导人。这封信经正在养伤的谢子长看过后送出。
接到黄翰的来信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第五、第六支队，于1935年1月上旬离开南梁，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到达陕北根据地赤源县[155]后，前往水晶沟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相逢后，十分激动。刘志丹与谢子长交换了意见，决定将分别隶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两位老战友还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
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156]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任书记[157]，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158]。西北工委隶属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陕甘边特委由李生华任书记，刘景范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陕甘边根据地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159]习仲勋还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的五条历史经验：“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160]
[1] 今黄陵县。
[2] 今庆阳市的庆城县和西峰区。
[3] 1928年4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人在安徽阜阳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而失败。魏野畴等人被俘后牺牲。
[4] 今属延长县南河沟乡。
[5] 今属吴起县吴起镇。
[6] 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20—321页。
[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杜斌丞教育思想研究会编：《杜斌丞年谱》，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第88页。
[8]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43页。
[9] 今名林镇。
[10]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46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7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8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3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6页。
[17]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7期。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页。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2—33页。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3页。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68页。
[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3页。
[2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4页。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4页。
[25] 今属铜川市印台区。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5页。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9—40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0页。
[2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2页。
[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页。
[31] 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32] 一说为一名姓李的农民。
[3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99页。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0页。
[3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8页。
[3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3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3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62页。
[39] 今属延安市宝塔区。
[40] 今黄龙县白马滩镇一带。
[4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42] 指中共韩城县委。
[4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4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1页。
[45]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7期。
[4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3页。
[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3页。
[4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2页。
[4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2页。
[5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4页。
[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4页。
[5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71页。
[5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6页。
[5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6页。
[5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5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5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5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4页。
[5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4页。
[6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5页。
[6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6页。
[6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0页。
[6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7页。
[6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0页。
[6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3页。
[6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4页。
[6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6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79页。
[6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70] 今彬县。
[7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7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2—483页。
[7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3页。
[7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75] 即杜衡。
[76] 即孟坚，又名孟用潜。
[7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7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7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6页。
[8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6页。
[81] 今属旬邑县。
[8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8页。
[83] 今属旬邑县。
[84]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85]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61—162页。
[86] 今属永寿县。
[87] 同年9月26日，因叛徒出卖，刘林圃在西安习武园英勇就义。
[8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45—246页。
[89] 《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16—217页。
[9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9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9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4—525页。
[93]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70页。
[9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1页。
[9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1页。
[9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2页。
[9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2—313页。
[9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3页。
[9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3页。
[10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69页。
[10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0页。
[10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0页。
[10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0页。
[10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44页。
[10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10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10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6页。
[10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7页。
[10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19页。
[110] 李奎，即金理科。
[1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44页。
[1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67页。
[1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2页。
[1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3页。
[1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3页。
[1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4页。
[1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5—176页。
[118] 指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120] 即农民联合会。
[1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3页。
[1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4页。
[12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1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3页。
[1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5页。
[1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8页。
[1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9页。
[1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21页。
[12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88页。
[1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22页。
[13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67页。
[1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2页。
[13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2页。
[1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2—253页。
[13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83—584页。
[13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3页。
[13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3页。
[13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3页。
[139] 今属甘肃省华池县。
[14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34页。
[141] 在1934年4月下旬进行的淳化五里原甘嘴子战斗中，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负伤，师党委书记、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高锦纯接任骑兵团政委。
[14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29—230页。
[143] 时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4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77页。
[145] 一说7月28日。
[14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32—233页。
[1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31页。
[14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0页。
[149] 即黄龙山区。
[15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1页。
[1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1页。
[15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53—454页。
[153] 今属吴起县。
[15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8页。
[155]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子长县西部、靖边县东部和横山县东南部。
[156] 今属子长县。
[157] 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
[158] 一说谢子长。
[15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页。
[16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