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原名刘旧邦，1905年8月生于江西永丰县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幼年在本地私塾读书，曾在本县染布店当学徒、勤杂工。1922年在本地私塾学堂当教师，1924年在永丰县商店作店员。1925年经共产党员黄欧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初在县党支部领导下作宣传、交通工作。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在江西永丰国民党县党部负责党内支部工作。1927年下半年参加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学习，并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此后，受党的的指派到折桂山区开展游击斗争。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周兴调任省肃反委员会秘书长，省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4年11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红军干部团特派员。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代理局长、局长职务。1937年西北政治保卫局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任处长。
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岁月中，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他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保卫革命圣地延安的任务非常艰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调遣几十万军队封锁并侵犯延安，另一方面又派遣大批特务，搜集边区情报，破坏根据地建设。在这种形势下，保安处及时破获并打击了国民党特务、侦探和土匪的破坏活动，同时完成了镇压土匪、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取缔了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在边区内开展了禁烟肃毒、查禁赌博和改造娼妓、二流子等活动，彻底改变了边区的社会环境，为建立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周兴奉命接管南京市公安局，组建西南公安部，多次破获国民党特务的潜伏案件和破坏企图，顺利地开展锄奸反特工作，整顿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
全国解放以后，他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山东省委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山东省军区政委，云南省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周兴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0月3日，周兴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
李启明，山西神池县人，出生于1915年9月。1928年考入省立太原一中，1932年考入汾阳军校，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随军校学员编入抗日同盟军，先后任班长、事务长。1934年来到西安，进入杨虎城创办的步兵训练班学习。1935年1月，随渭北游击队加入红26军，先后任三团副连长、连长和红军军政学校军事教员，参加了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年9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关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释，并被分配到西北保卫局文书科任秘书。1938年1月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驻鄜县（今富县）检查站站长，驻绥德、米脂、定边情报站站长。1942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科科长，进行情报搜集、侦破重大特工案件。1946年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延属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公安厅副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2月，西北公安部改称西北公安局后，担任西北公安局局长。1955年1月，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安厅厅长、政法办公室主任、副省长兼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60年12月后，历任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副省长兼省科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代省长。1963年12月任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受到错误批判，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达十年之久，遭受严重迫害。1977年初恢复工作，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启明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应邀列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2007年12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3岁。
于桑，四川渠县人。生于1917年6月23日。15岁时在本县中药铺当学徒，1933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参加长征。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1938年调任延安市公安局秘书，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科科长。后任中共洛川特委委员，黄龙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保安分处处长，大荔地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1948年-1949年期间，成功领导并策反了一批胡宗南绥署电台工作人员为我党秘密工作，为解放大西北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以后，历任西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局副局长，重庆市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于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老年书法协会顾问。
2008年9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
高步林，化名白生富、又名樊林、赵南。陕西韩城人，生于1921年9月26日。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自小生长在韩城沟北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高树桐，乡村医生，边行医边从事农业生产。母亲樊氏，农家妇女，一生勤俭，料理家务、纺纱织布，农忙时帮着干农活。
高步林幼时在本县沟北村小学上学，半耕半读，农忙时在田间干农活，农闲时在校读书识字。1934年夏考入县城高级完全小学读书，接受正规教育。自1935年开始，由于受同学、中共党员王志超的影响，他开始接触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和殴打学生的童子军团长刘维岗的学潮。
1937年高小毕业后上了韩城中学预备班。“双十二”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国情绪高涨。1937年5月，经高年级学生马忠印、卜西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经韩城县党组织推荐投奔延安，报考设在延长县的鲁迅师范学习。193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从鲁迅师范抽调十多名学生到延安工作，高步林被选调分配到延长县政府第三科作社教指导员，后调任边区教育厅社教团第三组组长，负责指导延安、甘泉、安塞等县社教工作。在教育厅工作期间，曾在延安县二十里铺试办过边区第一所女子完全小学，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女干部，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时任教育厅厅长周扬的表扬。1942年3月，高步林被选送到延安大学法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共党史、整风文件等，并对典型案例进行批判。自1944年起，高步林就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科科长王凡发展建立为秘密保卫员，任务是随时掌握敌、社情，当有案件、谣言发生时，立即向保安处报告。凡中央高级首长演讲、接见外宾时，协助保安处做警卫工作。
1943年3月，延安开展整风抢救运动，逮捕了一些有“问题”的人，学校进行了院系整编，原法学院改编合并为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高步林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第二学委会主任兼第二党支部书记。1943年冬，社会科学院与延安行政学院合并，成立了警政班，高步林任学员党支部书记。
1944年10月，高步林正式调入边区政府保安处，分配到固临情报站任站长，其任务是通过往来商人、脚户收集敌党、政、军、特情报，通过外部调查，发现敌特在边区的潜伏分子。
1946年1月，高步林调回边区保安处机关，任干部科科员，主要工作是对整风审干中有问题的干部作甄别结论并负责干部训练。
1946年11月，经西北局批准，高步林被派往黄龙县圪坮街建立情报点，专门负责宜川、黄龙、韩城、西安一线的情报收集。他化名白生富，公开身份是圪坮街骡马店的管帐先生，执行三项任务：一是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二是争取策反国民党黄龙第二联防司令郭玉山；三是充分发动群众，在贺家沟至韩城一线发展建立秘密农会和游击武装力量。
1947年秋，高步林被派往国统区韩城，任地下县委员、社会部长、游击大队政委。1948年3月韩城解放后，任韩城县保安科长。期间，派遣交通员高勉斋到西安胡宗南总部电台与报务员高孟吉建立了情报关系。不久，又通过高孟吉发展了薛浩然、李福泳等胡宗南总部电台报务员并建立了秘密情报关系。在解放战争后期，先后掌握胡宗南总部4部电台，其中3部电台由胡宗南总部直接向延安发报，从空中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西北野战军直接掌握了胡宗南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军事动向，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解放后，高步林历任大荔分区公安处副处长、渭南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处长。1952年12月调陕西省公安厅任侦察处长。1955年7月任公安厅副厅长，陕西省监委委员。期间，他直接参与领导了渭南地区及全省的镇反和肃反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步林两次遭到错误批判，两次被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
1971年8月，高步林重反公安政法战线，先后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政法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省公安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文革后第一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省公安厅党组书记、厅长兼任武警陕西省总队党委书记、第一政委，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是陕西省五届、六届人大代表，省革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87年5月6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65岁。
高健，原名高孟吉，生于1925年农历3月24日，陕西省韩城市西庄乡沟北村人，高中文化程度。1942年12月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34集团军司令部通讯营电台当报务员、台长。1948年4月在西安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领导下，深入虎穴，出生入死，打入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为我党取得了大量军、政、特重要情报。多次回解放区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并联络同在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工作的吕出、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永等人和边区保安处建立了空中电台联络，发送回大量军事情报。后又按照边区保安处的指挥，携电台“潜伏”回韩城解放区。为解放大西北做出突出贡献。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西北战略情报处青海站、西藏军区联络部（上尉军衔）、中共中央调查部、西北农学院等任过内勤、科员、组长、科长、主任等职。1962年因母亲年迈，回到原籍，任韩城县委党校副校长、文化馆长、文化局局长等。1985年离休。
离休后从事关心下一代等多项社会工作，曾任韩城、渭南关工委副主任，省关工委委员。撰写各类宣传提纲40余种，几十万字。常年骑自行车、乘公交车深入韩城平原和山区几十所学校，做爱国主义和法制建设报告200多场，听众达40多万人次。2005年被中央关工委、文明办评为全国关教先进个人。2007年被韩城市评为先进个人。多次被韩城市委、市政府、中共渭南市委、市政府、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评为关教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薛浩然，原名薛养宏，1926年4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县盘龙乡大南沟村。1930年前后迁居到本县西庄乡的柳村砦，在这里上学。
1941年春，到陕西华县国民党第一军童子军队当兵。同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7分校通信军官训练班学无线电通信技术。
1942年12月，毕业分配到109师当少尉见习报务员，后为上尉台长。
1948年11月，他和吕出、师世德3人化装进入解放区。在合阳县的方镇和韩城县，首先同晋绥边区公安局派出来的秦波、关克等人接上头，后又转到韩城保安科与高仰山、高步林等同志接头。于11月底被派回西安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化名叫“万国祥”。
1949年3月中旬，用李福泳的电台（通4团3连2台）首先与延安台叫通了。5月份，吕出、徐学章、王冠洲在裴昌会的第5兵团司令部通信营电台也与延安联通，一直工作到1949年底成都解放，先后发送了数百份有重大军事价值的情报。1949年8月2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元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派严夫同志到成都来接他们回西安。
1950年4月，由西北联络处派到新疆喀什，任新疆军区联络处电台台长。1952年转业到莎车专区公安处任一科副科长；56年4月调到莎车电厂当厂长；1960年曾在北京水电干校学习半年火力发电业务。在史无前例的10年浩劫中受到冲击。1973年恢复原职，1975年调县工交局任局长，1979年任县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6年离休，2002年病逝，终年76岁。
吕出，原名吕重山，陕西省华县北田村人，1927年10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40年毕业于本村私立光华小学，1941年考入驻本县的国民党第一童子军队当学员，学文化课一年。1942年进入黄埔军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无线电通讯技术，1943年底毕业后任胡宗南总部电台见习报务员、少尉报务员。1945年由胡部开小差，赴河北地区另谋生路。10月随高树勋部起义参加革命。
后入晋鲁豫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夏返回西安国民党胡宗南部电台工作，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领导下，利用胡宗南总部电台向解放区发送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底成都解放为止。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被派往广州、香港工作约3年，1952年底到新疆西北联络处工作，先后担任科员、业务科长。“文化大革命”后任新疆环境保护局大自然保护处副处长，1983年底新疆国家安全厅成立后担任副厅长。1987年离休。
徐学章，生于1925年12月，高中文化，河南封邱人。1948年10月参加我党情报工作，1949年8月入党。
1941年冬进入黄埔军校七分校通信军官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报务通信。1942年冬毕业，分配到国民党34集团军司令部通信营任见习报务员，一年后转为少尉报务员，后升为中尉报务员（该通信营后改编为通信兵四团二营等，均在胡宗南司令部工作）。
1948年10月，参加党的情报工作。参加工作的初期，他同吕出、薛浩然、赵继义、李福泳、高孟吉等人，共同搜集有关敌军调动的情况，西安绥靖公署各电台联络使用的呼号、波长、密码，西安城防地图，敌西安党、政、军驻地的电话号码，西安绥署二处内部情况集荟等。很多工作的研究，大量的抄写任务都在他家进行，韩城派来的交通人员也多在他家落脚。从1948年10月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他家就是进行情报工作的重要据点。
1949年8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共候补党员。
1950年至1952年在军委联络部西安联络处电台任报务员、台长。1952年冬转业到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在电信处任科员，1954年任局机关总支副书记。在四清运动中被人诬陷，列为审查对象。文革中为此又被批斗。
1979年复查结论：政治历史清楚，地下工作成绩显著。恢复行政17级待遇，调回陕西省邮电管理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1981年元月调西安市电话局任书记、副局长。1983年调任市话局工会主席。1985年离休，2010年病故于西安，终年85岁。
李福泳，湖北远安人。生于1925年，高中文化。
1932年至1939年在家乡上小学、中学。1940年考入西安黄埔军校七分校。1941年编入西安北教场军校七分校通信军官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报务。1943年毕业后分派到国民党36军通信连电台任见习报务员，一年后转为少尉报务员。1945年转到西安通信兵4团1营电台任报务员，1947年升为台长（配属胡宗南司令部工作）。
1948年10月参加我党情报工作。1949年8月入党。
1950年3月，到西北联络处青海情报站电台工作。当时，中联部决定青海站派电台随达赖哥哥多才和代表团进藏谈判，与李福泳电台直接联络，西安和北京电台同时收听。入藏后，代表团全体被禁，长期联络不通，待昌都战役胜利后，后藏官员才对代表团解禁，开始进行谈判，又是李福泳电台与代表团电台首先呼通，将电报经西安转北京，使代表团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这为和平解放西藏以及后来大部队进藏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机器条件很差，气候又十分恶劣，李一个人在青海玉树，完全靠他高度的革命热情，日夜守听，才得以及时取得电台联络成功。
进藏后十余年间，他竭尽全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自情报站转业到西藏工委组织部、拉萨市委办公室任干事、秘书、副主任等职。在平叛中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供领导决策，为夺取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
1964年因患严重肝硬化，调内地工作，途经西安时病情恶化，住进西安陆军医院，经治疗无效，于1964年10月病故，终年40岁。
赵继义，又名继勚，河北保定安新县人。1924年出生，高中毕业后随其兄到陕西西安，就职于陇海铁路西安机务段。
继义自幼在北京上学，受到良好的教育且兴趣广泛，爱好文学、音乐和体育。他为人正直，对朋友真诚热情，特别喜欢无线电技术。来到西安后，他目睹国土沦陷，国民党军队不抗日，专门反共反人民，封锁陕甘宁边区，内心十分厌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渴望进步，追求光明，非常向往去解放区读书工作学习。他在西安寄住在南郊郝家村，隔壁邻居住的就是绥署电台报务员薛浩然，一来二往，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很快，通过薛又认识了在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的徐学章、吕出、李福泳、高孟吉等。由于兴趣相投，很快就结成一个进步的小团体，于1948年底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后，积极上进，每当我方需要什么情报，他都努力争取完成。他有一位挚友叫秦福祥，是国民党西安绥署电台的译电员，关系十分要好，继义的哥哥又是国民党联勤总部25区台中校领班，通过这些关系，他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许多机密资料，秘密抄写后，交高孟吉带回韩城解放区。由于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搞到的情报资料，大部都由继义经手誊抄。1948年西安解放前夕，其他情报员都随国民党军队南撤汉中，他仍留在西安与边区保安处联络接头。1949年8月，继义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留在陕甘宁边区公安厅工作。
1949年10月8日，他被抽调组建青海情报站，11月18日抵达青海西宁，对外名义是青海军区联络处。其任务是：对西藏开展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为解放西藏做准备。1950年6月，又编入青海情报站玉树工作组，以刘良骥为组长，携带电台一部前往青海、西藏交界处的玉树开展工作。1950年3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青海情报站改名为西藏工委联络处。1950年8月底，开始向西藏进军。沿途穿过河流、沼泽，翻越雪山，整整走了100天。1950年12月1日，胜利到达西藏拉萨。1952年7月，到达拉萨的青海情报站又改编为民族联络科，从拉萨出发再向西，11月到达阿里地区开展工作。1953年11月，接中央联络部的命令，撤离西藏阿里，人员调回北京。1954年调云南，后在云南昆明市国家安全局工作，1984年离休，2008年10月28日病逝，终年84岁。
王冠洲，曾用名王震寰，1924年10月生，河南沈丘县赵德营集北王庄人，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中学毕业。1940年4月抵西安入战干团受训，1942年1月又去西安北教场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同年底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军电台当报务员。1949年1月第5兵团司令部成立通信营，即去该营电台当报务员。1949年2月间去陕西三原县司令部所在地接替通讯工作。3月间，经吕出介绍参加情报工作，负责电台联络。之后徐学章由西安来三原，带来了与延安电台联络的呼号、波长、时间、密码等。按照约定的联络办法很快就联通了，从而开始了情报通讯，直到1950年元月第5兵团在四川德阳孝泉镇起义。
第5兵团起义后，组织上派严夫去四川，将在5兵团和胡宗南总部的吕出、徐学章、薛浩然、李福泳、王冠洲一起接回西安。1950年4月初随军委情报部新疆情报总站到新疆，5月到达喀什，任总站电台报务员，后任和田分站台长。1953年3月转业到和田公安处任秘书。1954年4月调南疆行署公安局。1956年6月调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治安处任副科长，1961年秋调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筹建）副主任，1964年秋调乌鲁木齐收遣站。1979年4月调自治区民委工作。1984年离休。
高勉斋，陕西省韩城市西庄乡沟北村人，本人系小商贩出身。1920年5月出生，读过孔孟，从小就在外做生意。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3月做地下情报交通员，代号十号，化名静方，被韩城县保安科派往西安策反胡宗南电台报务员高孟吉。他机智勇敢地和敌情报头子刘庆曾周旋，成功促成高孟吉携电台进入韩城解放区工作。解放后一直在韩城县面粉厂工作。1979年离休。1997年8月6日病逝，终年78岁。
张永才，韩城西庄东王村人，生于1925年8月，高小文化。1942年1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46师电台工作。1947年底，因不满当局，回家务农。
1948年12月经高孟吉推荐，与当时任韩城保安科科长的高步林取得联系。在高亲自培训、教导下，成为我党的地下秘密交通员。情报代号51号，化名南塬。1949年3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20日陕东解放，大荔分区公安处成立，调大荔公安处工作，5月，大荔、渭南合并后又调到渭南公安处工作。镇反后赴新疆劳改大队，由公安干部转为解放军干部。
1952年3月至1954年9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原迪库公路工程处第9连连长。
1954年10月至1956年9月，为新疆“八一”农学院学员。同年10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7师柳1＃农场技术员。1957年元月至1964年10月调东北黑龙江密山铁道兵农垦总局饶河铁道兵859农场、饶河农场任技术员、作业组长8年。1964年10月转业回乡，在棉花检验站工作16年。1980年5月病退，1992年4月按政策转为离休。2008年4月3日病逝，终年84岁。
薛万亭，1911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盘龙乡大南沟村，未上过学，略识几个字，基本上是农民，有时也搞一些商业活动，是我情报外勤力量薛浩然的胞兄四哥。
1949年春，他主动接受韩城保安科科长高步林的派遣，成为我党的地下情报交通员，代号17号。他以做生意和探亲为名，曾数次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到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给我外勤力量薛浩然传递情报。1949年4月初，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设计的以中国分省地图图后说明作为加码表的电台联络密码，就是通过他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并带回来外勤力量们的回信，为空中电台联络及陆地交通联络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从此，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军事情报就源源不断地从空中传到延安（西安），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时任大荔公安分处处长的于桑及袁心湖都曾高度赞扬评价称：“在使用张永才及薛万亭时，证明血统交通、朋友交通非常好使用。他们不但忠诚负责，且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连路费都愿自己拿出。”
新中国成立后，薛万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乡长。1961年病逝，终年50岁。
奥德明，山西省兴县二十里铺人。1928年阴历2月18日出生，家境贫苦。小时读书种地，完小毕业。1945年10月参加革命，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在晋绥军区报务训练队学习，后在晋绥六分区电台工作。1949年3月调陕甘宁边区延安联合司令部电台当报务员，1950年3月调西北联络处青海情报站工作，1951年12月调西藏工委联络部（西藏军区联络部）工作。1954年7月在重庆西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补习文化，1958年毕业后转业到青藏公路管理局（格尔木）任运输处保卫科副科长、科长，西藏交通厅运输局保卫科长，拉萨运输公司汽车大队总支书记，拉萨运输公司副书记、副经理。1978年调回西安，任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党委书记，1990年离休。
习仲勋 陕西富平人，1913年10月15日出生，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在狱中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 陕西米脂人，1905年12月14日出生。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张经武 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
陈养山 浙江上虞人，1924年在武汉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1928年至1931年在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长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成绩显著。1948年任晋绥公安总局局长，1949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代厅长。
赵苍璧 陕西清涧人，1934年1月参加革命，曾任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1945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49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副厅长。
刘文蔚 陕西神木人，1905年11月22日出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7月任中共东府工委书记，1949年3月任中共大荔地委书记。
强自修 字琢为，代名强枉笙，陕西宜君人，1903年出生。1935年秋参加革命，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黄龙地委书记。
黑志德 时任中共黄龙地委副书记。
高仰山 时任中共黄龙地委社会部副部长，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副处长，中共东府工委社会部部长。
贺生高 时任中共黄龙地委社会部副部长，黄龙公安分处副处长。
罗文治 山西临猗人，1917年3月出生，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韩城县委书记，东府工委城工部部长。
白耀明 陕西清涧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韩城县委书记。
段杰陕 西韩城人，1907年6月出生。时任韩城县县长。
孙昶 陕西韩城人，1913年8月出生，时任韩城县县长。
张继祖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科科长。
袁心湖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科副科长。
曾泉生 时任中共路东工委社会部部长，大荔分区公安分处代处长。
强伯重 陕西韩城人，时任中共韩城县委宣传部部长。
徐汀 山东章丘人，1929年9月26日出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韩城保安科内勤，高步林之妻。
李在良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派到韩城保安科管理“潜伏”电台工作的报务员。
秦波 晋绥公安总局派驻韩城情报站的外勤干部。
关克 同上。
白碧安 陕西清涧人，1944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韩城保安科警卫队队长。
马耀南 陕西韩城商人，中共党员。出面掩护我电台报务员李在良的秘密身份。
王鹤龄 陕西韩城人，高孟吉的妻哥。在韩城保安科的安排下，被秘密派去西安，作为高孟吉的交通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
张杰 国民党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派遣高孟吉“潜伏”韩城时，给高孟吉所规定的化名。
胡宗南 别名琴斋，字寿山，化名秦东昌。浙江镇海霞浦镇（今属浙江宁波北仑区）人，1896年出生。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到台湾。
王微 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
刘庆曾 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处长。
谢旋 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密勤组长。
程再颐 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中校附员。
秦福祥 山西人，回民。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译电室上校译电员。
赵继富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派遣韩城的特务，潜伏电台台长。
廉性毅 陕西韩城人，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通四团电台台长。
（这是以前文电中常用的时间代号）
——在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建立秘密情报力量纪实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公安厅
1948年至1949年间，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西北局社会部。以下简称“边保”）的精心指导下，韩城县保安科（以下简称“韩保”）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经过精心策划，在西安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秘密建立了一支忠于中共情报事业的隐蔽力量。这些奋战在胡宗南部心脏中的秘密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按照共产党的指示，通过空中电波和陆地交通及时向解放区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同时利用胡宗南向解放区派遣地下电台之际，携带国民党电台又“潜伏”到解放区为我所用，取得了反间谍斗争的圆满成功。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的习仲勋高度称赞打入国民党胡宗南内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情报“百分之百准确”，为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乃至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1947年秋，中共党员高步林被边保派回原籍陕西省韩城县担任地下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负责情报侦察工作。1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后，高步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史志春任副科长。高步林在负责韩保正常的政保、治安、反奸等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在国统区发展党的秘密情报力量的重要任务。期间，他通过同乡关系把高勉斋发展为秘密情报交通员，并利用同学关系派他与时任胡宗南总部电台台长的高孟吉进行接触。1948年4月14日，高勉斋携高步林的亲笔信赴西安，经过多方努力，成功将高孟吉发展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5月1日，高勉斋返回韩城，带回了高孟吉写给高步林的密信和有关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报。密信原文如下：
三哥（高孟吉称高步林为三哥）：
你之近况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它价太昂且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问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妻幼儿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谈起，谨以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颂。
敬颂！安好！
小弟秋涛上（秋涛为高孟吉小名）
4月25日于西安
1948年5月3日，高步林亲笔撰写了《关于第拾号高勉斋、第拾壹号高孟吉材料整理》的报告，及时上报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即黄龙分区社会部，以下简称“黄保”）。5月13日，黄龙地委即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
1948年5月22日接西北局习、马、周指示：“（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之敌战区找一定职业掩护。”
当时高孟吉正在参加胡宗南部在西安小南门外安口寺西安绥靖公署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将同为韩城籍的训练班同学台长薛浩然发展为中共工作。
1948年6月17日，交通员高勉斋在《赴西安行》的汇报材料中写到：“据孟吉给我说的知心话，他和他们二组组长薛浩然也谈得有了成绩了，他俩人总想把这两个组的小型无线电报机带到解放区来，绝不愿再给反革命、反人民、出卖国家、独裁专制的匪首蒋介石当奴役了。”
同为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同学的吕出、高孟吉、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进步青年，1942年毕业后均分配至胡宗南总部或所属各部电台任报务员。其中，吕出于1945年8月由胡宗南部到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部服役，后随高部在河北起义，吕出经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后于1947年夏派出，年底辗转回到西安，重新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后与原派出机构失去联系。由于追求光明，志同道合，这几个年青人与西安铁路局职员赵继义结成一个拥护中共、反对蒋、胡的进步团体。
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向国统区发动攻势，经过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西府陇东战役、6月至8月的澄合战役、10月上中旬的荔北战役后，西北战场上敌弱我强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加之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同时攻战沈阳、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形势亦更加明朗。正如毛泽东于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所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在这种大局势的压力下，很多国民党人员思想动摇，纷纷想方设法找朋友托关系与中共组织进行联络，寻找出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热血青年更是纷纷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
11月22日，经高孟吉介绍，薛浩然、吕出及师世德（韩城人）3人化装来到韩城，分别找到韩保科长高步林和中共晋绥公安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积极要求去延安解放区读书学习。随后薛浩然在韩保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与其秘密谈话并决定，吸纳薛浩然为韩保的秘密情报人员，薛亲笔在韩保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薛浩然在登记表中写到：“解放战争已临胜利阶段，应再果断努力，以求迅速、彻底消灭蒋家朝庭，愿为民主革命奋斗到底。”在韩保的两天里，薛浩然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大量情报、电台联络密码，并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简历及家庭、社会关系。经韩保派遣，薛浩然返回西安做地下情报工作，并按照韩保的指示又争取了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人为我党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保密，韩保确定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陆地联络与空中联络的方法，薛还领取了“五佰万农洋”的情报经费。11月26日，韩保派专人送薛浩然离开韩城，返回西安。同时，吕出和师世德也由中共晋绥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派回西安。当日夜晚，高步林起草了近万字的《万国祥材料》，经黄保上报边保。这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力量建立的经过、浩然简历、浩然返韩的五天情况、情况反映（绥署电台分布）、主要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规定”等。
12月初，交通员高勉斋奉韩保科长高步林的指示再次到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正密谋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事宜，高孟吉主动报名参加，并以回韩城选址为由，于12月27日秘密回到韩城。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中共韩城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热情接待了他并与之谈话，韩保高步林和史志春还请他吃了韩城有名的羊肉饸饹以示欢迎。
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于桑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意见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接受了韩保的秘密指令，在充分演练应对敌人的方法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1月15日，高孟吉和薛浩然代表韩保在西安革命公园召集吕出、赵继义、徐学章等5人开会，传达了韩保的指示，明确了今后这些情报人员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韩保的高步林和黄保的于桑。这次会议确定了韩保对这一情报组织的领导。
1月25日，高孟吉以到韩城潜伏为由骗得敌人信任，成功携带一部电台及大量情报“潜伏”到了先期解放的韩城。
1月26日，由高步林亲笔起草上报的情报资料清单中有：“西安市地图，西安城关图，临时接替联络办法，五兵团司令部无线电联络表，西安绥署在西安各总台，所联络西北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波长调查详表，西安绥署电台密令，李福泳值班表，国防部第二厅驻西安无线电工作队内部组织及工作情况，西北敌军驻地调查表，西安城市敌伪机关住址、门牌、电话号码以及吕出、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四人简历并赵、李、徐三人照片”等大量情报。
同一天，高步林还亲自为这些地下情报人员编制了化名、代号并配备了地下交通员，填写了秘密情报力量登记表，其化名，代号如下：
1月29日，于桑处长在给高孟吉的信中称：“您及其它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您及其它同志们的功劳。”在《陕西公安大事记》及许多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我隐蔽战线斗争文献中，都把此次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作为中共情报组织反间谍斗争史上十分成功的典型案例记述。
1月30日，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给西北局报告《在敌区敌内建立空中联络的意见》，申请恢复情报电台与外联络。
2月5日，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批示“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电台不日成立”。
2月6日，边保遵西北局的指示派报务员李在良来韩控制管理高孟吉带回的“潜伏”电台。
2月16日，边保派情报科袁心湖副科长来韩布置高孟吉电台的“潜伏”工作及与胡宗南内部我情报人员进行空中联络密码的设计。
2月底，边保指定周世朝为情报科电台台长，奥德明等为报务员，专门与薛浩然等力量的电台联络。边保电台已能接收到与薛浩然电台约定的呼号。
3月初，晋绥边区并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公安厅”）。
3月7日，高步林再一次亲笔撰文将这批情报力量的名单上报黄保于桑处长，并附有由交通员张永才（韩城人，曾与这些外勤力量同为黄埔军校训练班同学）2月底从西安带回与薛浩然新约定的电台呼号、密码、波长、联络时间表及空中联络办法。
3月17日，情报人员李福泳台利用韩保与薛浩然所约定的密码、呼号、波长等同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电台空中联络成功。
3月2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电示韩保：
“二十六号（即李福泳）台已联系上，就是密码太简单，吕（吕出）、徐（徐学章）应即派妥人去制定空中联系办法，你们应与十六号（薛浩然）台约定联系时间后即送总处。”
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公安厅情报科指导下，高步林和史志春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决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十七号）做交通员，负责联络工作。4月18日，他从韩城出发，携带分别给外勤力量十六号万国祥（薛浩然）、二十一号志远（吕出）、三十六号方平（徐学章）、二十六号赵琳（李福泳）规定好的密码、波长、呼号、联系时间等指示的密信，写在绸子上，缝在棉裤里带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几天后，薛万亭成功返回韩城，并用同样方式带回了薛浩然等我地下情报人员的复信。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陆地联络地点定在西安火车站北建国巷六号徐学章家”。规定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喧中解开第一个钮扣（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接着解开第二个钮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至此，经边保和韩保的直接指挥和精心指导，为潜伏在胡宗南内部我地下情报人员实现空中联络和陆地传递情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月13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厅长周兴就情报工作致信大荔行署公安处于桑处长时指出：工作中心是把外面情报关系经营好，建立地面与空中交通联络，并克服各种困难……
4月30日，由于桑和袁心湖共同起草的上万字的《关于二十六号（李福泳）等之交通联络之综合报告》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物色、选派交通员的经过；陆地联络据点的建立；去函、复函；密码设计及在这批情报力量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尤其对交通员的使用赞赏有加：“在使用十三号（张永才）及十七号（薛万亭）时，证明使用血统交通、朋友交通非常好。他们不但忠诚负责，且从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路费都愿自己拿出。”
我地下情报小组与边保电台空中联络从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止共计8个月，最多时胡宗南总部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边区公安厅电台联通，每月发报多达二十余次。特别是每逢电报内容涉及重要情报，他们总是巧妙地在发往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同时，提前将重要电报内容发往延安。就这样，大量关于胡宗南及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核心军事机密和重要情报，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西安），胡、马军队的调动、布署等重要情况，完全处于西北野战军的掌握之中。这一时期，向边保发送的重要情报主要有：“5月22日吕出台电告延安，胡宗南、裴昌会、李振在宝鸡开会决定暂缓撤退，由胡宗南亲自指挥配合82军与我决战；6月9日晨获悉，胡、马军队由10日起进行全线反扑；8月25日获悉，胡部24日起开始集结，分兵两路犯我宝鸡、天水；11月18日电告胡匪65军、1军后撤宁强；20日电告65军新兵4、5团已过广元步入成都；29日电告胡部绥靖公署赴绵阳；12月23日电告了敌七兵团由德阳移至山中，观望成都方面战事变化；25日电告7兵团已被四面包围，酝酿起义；26日电告7兵团正式起义，当晚移驻德阳”等。
尤其应提及的是：5兵团（后改为7兵团）电台台长吕出与该台的两位报务员徐学章、王振寰（王冠洲）小组，3人均系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该小组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胡宗南部队兵力部署、编制及调动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发送到解放区，为我军适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动态，准确、迅速打击敌人，争取战场主动权，赢得解放西北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地下情报人员的杰出表现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1949年7月22日，边区政府公安厅党委鉴于这批情报力量为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申请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期盼，指定分管他们工作的公安厅情报科长张继祖和副科长袁心湖作为入党介绍人，由先期回到解放区并已在公安厅情报科公开身份的高孟吉代替他们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因这些地下情报人员仍在敌占区，身份不能暴露，这一切只能秘密进行）。经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公安厅副厅长李启明批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打破常规办理入党手续的作法及审批规格之高前无仅有。8月25日，边区政府公安厅通过密码电波将此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了仍在敌占区为党工作的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四人接到密电后欣喜若狂，并立即复电：保证用生命来完成光荣任务。
1950年1月成都解放后，边区政府公安厅专程派情报科严夫同志把这批地下情报人员接回西安，并安排在公安厅情报部门工作。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撰写此文刊登在2011年6月29日《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