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汀
我7岁随父母离家逃荒，1940年11月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我们全家作了定居安置，我即参加了革命。曾在延安师范、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过，也曾在延安市完小、延安中学读书学习。1946年3月进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在七里铺后沟举办的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6个月。当时的训练班主任是张孝德，管理员是余子铮，保安处各业务科的骨干轮流来给我们讲课。我的同学有刘瑞祥、艾奇玉、艾绳章、薛玉华、贺文裕、吕毅、高树屏、何江等，支部书记是高明显，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薛耀和阮英启。1946年9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保安处电台任见习报务员，后又曾到晋绥司令部电台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电台等部门工作。
1946年9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保安处的一部分人员已撤到安塞县真武洞做清理档案、选址掩埋工作。10月左右，组织上突然把我从安塞县真武洞调回延安棉土沟保安处机关大院，安排我和高步林结婚，高当时在保安处干部科工作，科长是王保贤，副科长是杨作义。结婚不足一个月，高步林就被保安处周兴处长秘密派到国民党占领区黄龙山圪坮街田生春所开的药铺里，名义上当管帐先生，实际上是在做地下情报工作。对外，高步林的公开身份是药铺里的管帐先生，化名白生富，人称白先生。而对国民党黄龙山剿匪司令郭玉山来说，高步林的秘密身份则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和副司令员周兴派到郭玉山部队的联络参谋，负责敌我双方之间的联络工作。
那时派往敌占区做情报工作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记得当时和高步林同一天派到西安做地下情报工作的保安处干部胡轩（张周勤）不久就被叛徒出卖遭敌逮捕杀害。高步林的老父亲就曾受高的牵连被敌关进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后托人花钱保出，大病一场，落下一身毛病。
周兴处长派出高步林时交待了三项任务：
（1）策反黄龙山敌剿匪司令郭玉山；
（2）搜集敌人军事和政治情报；
（3）秘密发展建立农会，准备暴动。
黄龙山圪坮街是国民党统治区通向延安解放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历来也是兵家相争之地。胡宗南为攻打延安积极准备，通过此地不断调动部队、运送物资弹药。当时高步林所处环境复杂危险，极端恶劣，敌人的大部队路过时经常半夜突击查店，他在店内根本无法居住，有一次还差点被敌人拉了壮丁。高白天在外面观察敌情，搜集情报，动员民众，说服郭玉山，夜间却只能睡在骡马大店后院的猪圈内，身体状况极差，满身虱子。此时，我已随保安处机关从延安撤到绥德县境内，组织将高步林调回绥德汇报工作并作短暂治疗休整，我们曾见过一面。后因胡宗南占领延安，形势非常紧张，高很快又被派回黄龙山继续坚持工作。
1947年秋，高步林被边区保安处派回原籍韩城县担任地下县委委员、社会部长、游击大队政委，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当时韩城还未解放，县委委员中也只有高步林和赵智翔（后任黄龙保安科长）是深入在敌占区工作的。天天在敌人鼻子下面转来转去，非常危险，有几次突然同敌人大部队遭遇交火，完全是靠地形和情况熟悉才侥幸逃脱。赵智翔也曾有一次被敌人堵在窑洞里，拼死抵抗才从后窗逃走，差一点就牺牲了。
总之，在战争年代干地下情报工作随时都有危险，随时都有牺牲。
1948年3月，高步林被任命为韩城县保安科长。刚成立时，科里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县委加上县政府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干部极缺。我是1948年6月调到韩城县保安科的，当时同我一起到韩城的有史志春等。我记得保安科还有白碧安、魏进才、高志学几个同志，最多也只有7、8个人。我和高步林就住在保安科大院里，当时高步林居屋土炕上只有一张破席，连个枕头都没有。他平时白天忙于工作，夜晚就和衣躺在炕上睡觉，听说我要调来，组织上才临时给他缝了一床粗花布棉被，其它一无所有。步林的小妹金茸听人说步林在县上当官，来县城看到哥哥的穷窘状况后，回家对父亲哭诉：“我哥穿了个黑棉袄，棉花都露了出来，腰上系了根绳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要饭的，可怜死了，还不如在家种地。”可见当时生活之艰苦。
韩城解放较早，周围邻县均由国民党控制，社会秩序很不稳定，步林白天黑夜都忙个不停，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除忙于应付科内日常的事情外，还专门抽时间发展了同村高勉斋为地下情报交通员。1948年4月14日，派出高勉斋携他的亲笔信，利用同村同学的关系，去西安争取在敌胡宗南总部电台任报务员的高孟吉。经过精心准备和数次诚恳谈话，一举成功将高孟吉发展为秘密情报力量。记得高孟吉给步林写了密信，提供了许多敌人电台的情报资料，缝在鞋底内由高勉斋从西安带回。步林看后内心非常兴奋，立即报告给黄龙社会部于桑部长。后来高孟吉又利用同学同事的关系说服胡宗南总部电台报务员薛浩然为我方工作。同时，高步林在韩城也主动关心高孟吉、薛浩然等一批在西安工作的韩城籍敌伪人员家庭，为他们送粮、送炭，解决小孩上学、老人看病等实际生活困难，取得家属的理解和同情后，让他们劝说子弟为我方工作。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国共双方力量发生深刻转变，国民党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主动和共产党联系寻找出路。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压力下，1948年11月22日，经高孟吉介绍，薛浩然等3个人化装成学生模样从西安秘密来到韩城解放区找到保安科高步林，要求留在解放区读书学习或参加工作，主动提出不愿再回国统区。当时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长高仰山等领导在保安科秘密接见了薛并亲切谈话。薛亲笔书写了个人自传、简历、亲友及电台密码等书面材料，还详细地向保安科介绍了胡宗南部队的许多军事变动以及如何利用电台联络、电台侦听、潜伏电台等重要情报。经刘书记和高部长批准，薛在保安科亲笔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确定归属韩城保安科直接领导。当时还与薛确定了陆地联络接头方法及空中联络密码。派薛返回西安工作继续为我方秘密提供情报，薛还主动提出回西安后动员同事朋友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为解放事业做工作。1948年11月26日，薛在高步林处领取了500万农洋（旧币）作为活动经费，然后被步林派专人将薛送回西安。
当时我就住在保安科院内，办公室离家只有几步路，步林那几天忙得晚上都顾不上回家。在我的印象里，当时时间非常紧张，恨不得从薛嘴里能抠出更多的情报。开始是让薛自己写材料，后来觉得时间来不及，就只让薛说，自己记录。真想把薛多留几天多挖些情报，又怕拖延时间引起敌人怀疑对薛不利。但薛当时的态度很坚决、很诚恳，对步林是无话不谈，毫不保留。因为时间伧促，来不及确定薛的交通联络员，只好先由高勉斋暂时代替，以后有合适人选再重新配备交通员，好在他们都互相认识。后来保安科经过筛选、审查、培训，确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担任薛浩然的交通联络员，以后的事实证明，选择薛万亭当交通员是非常正确的。
1948年12月中旬，高孟吉以“携电台潜伏韩城”为借口提出先回韩城侦察选址，骗得敌人同意后，秘密潜回韩城和步林接头，高孟吉再次为保安科提供了大量胡匪情报。东府工委刘文蔚书记、高仰山部长、韩城县委白耀明书记、段杰县长分别接见谈话，还请他吃了韩城有名的羊肉饸饹以示欢迎。
1949年1月10日，按照上级的指示，再次派遣高孟吉返回西安并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1949年1月15日，高孟吉和薛浩然代表韩城保安科在西安革命公园约吕出、徐学章、赵继义等聚会，传达保安科的指示，首先要统一思想，明确工作方向，又布置了具体工作任务，动员大家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积极为解放全中国搜集提供情报。明确今后唯一的领导机关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直接上级就是韩城保安科。这次革命公园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明确了从今以后韩城保安科对这一批情报力量的组织和领导。
1949年1月25日，高孟吉身兼4职（情报组长、电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以“潜伏韩城解放区搞情报”骗得敌人信任，由交通高勉斋引路，携电台一部及大量情报潜回韩城，同时还带回了外勤力量吕出、徐学章、李福泳、赵继义4人参加革命工作后主动写给保安科的个人简历及徐、李、赵3人的照片。有趣的是：高孟吉从西安到韩城解放区边境，手持的是由胡宗南亲自签发的第48号“特别通行证”，畅通无阻，而进入解放区后则是由韩城保安科秘密护送，一路绿灯，带回的这批情报是通过陆地方式传递数量最多的一次。高步林的上级领导黄龙公安分处处长兼黄龙社会部部长于桑同志还专门给高孟吉写来贺信，嘉奖他们的贡献。此次高孟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携国民党电台“潜伏”回到解放区的事实也成就了我党反间谍斗争史中载入史册的伟大经典。
第二天，按照情报工作保密规定，高步林亲笔起草报告，为这批情报力量编写了化名、代号，配备了交通员：10号高勉斋（交通），11号高孟吉，12号李在良（由保安处派来韩城控制电台的报务员），13号张永才（交通），16号薛浩然，21号吕出，26号李福泳，31号赵继义，36号徐学章等，并立即把名单上报黄龙保安分处和边区保安处。
当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规定高孟吉回来后不得暴露身份，不得单独使用此电台和敌台联络；不得通过此电台和其他外勤力量的电台发生关系。为了应付敌人，可由我方报务员以高孟吉的名义通过此电台向敌人报告假情报，但对电台的使用及发送的假情报内容都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审批规定。设想待时机成熟后，在解放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奸”活动，公开抓捕几个已暴露的特务分子，大造声势，以此逼迫高孟吉再逃回西安胡宗南总部继续隐蔽为我方工作，同时要在边区报纸上刊登文章及电台上广播新闻，大肆宣染特务分子高孟吉逃跑事件，掩护高逃回西安后能有一个较好向上攀升的机会，以获取更多更机密的情报。
遵照边区保安处的指示，高步林通过县教育科把高孟吉安排在县城外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校以“从西安回来的教员”身份作掩护悄悄藏匿下来，把电台隐蔽在县城外一个独居的小二楼内由保安科派专人保护。边区保安处专门派来控制电台的报务员李在良也通过朋友介绍秘密安排在南街共产党员马耀南家的“协盛德”商店里当店员，其报务员的身份连马耀南也不知情。
1949年2月初，西北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后，同意边区保安处恢复情报电台对外联络，为此还抽调专门的电台，配备专人与薛浩然等力量的电台联络。2月底，高步林派出交通张永才从西安带回与薛浩然新约定的电台呼号、密码、波长、联络时间表等及空中联络办法。
1949年3月12日，保安处电台已能收到西安力量李福泳电台的呼号，但联系不上。3月17日，李福泳台使用高步林与薛浩然约定的密码、呼号、波长、联络时间等与边区保安处电台第一次联通，但因原密码设计存在问题，电报无法译出。保安处非常着急，通过电报不停询问高步林，因高不懂密码，他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几天后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密码太简单。后来我们才知道与薛浩然一直未能联通的原因是薛台功率太小，只有5瓦特，薛曾多次同我方联络但无法联通。而李台功率有15瓦特，“声音明亮尖锐”。同样，高孟吉带回的电台也是因为功率太小，从未和敌联通，未能使用。
与李台联通后，保安处曾一天数次电报信函指示催促：“即派妥人与吕、徐制定空中联络办法。”因薛的密码李已使用，原定密码又太过简单，加上给薛的密码也要重新制定，保安处特派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专程来韩城指导工作，袁为外勤力量设计了新的密码和空联办法。1949年3月底，边区保安处更名为边区政府公安厅后，曾多次来电来函要求于桑与高步林奉命回延安专门汇报研究这些外勤力量的问题。当时于桑和高步林已被调任大荔分区公安分处正、副处长，因工作非常紧张，高步林根本脱不开身去延安汇报或赴大荔上任，只能留在韩城尽快解决交通派遣等遗留问题。经过慎重研究和周密布置，高步林选择了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担任交通员来完成最后的密码传送任务。薛万亭忠实可靠，可明正言顺去西安探亲。当时战争形势特别紧张，敌人在韩城至西安之间封锁极严，交通在路上非常危险，已发生多次被捕事件。高步林亲自把薛万亭送到合阳大荔公安处所在地，交给于桑和袁心湖进行培训。因薛不识字，密码内容必须要求外勤力量确认答复。密码设计好后不允许随意改变，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交通员不可能多次往返，只能一次成功。1949年4月18日，培训后的薛万亭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商人从韩城出发，携带边区保安处制定给外勤力量薛浩然、吕出、徐学章、李福泳规定好的电台密码、波长、呼号、联络时间的密信。信写在稠子上，缝在棉裤内层带出去，到西安后亲自交于薛浩然手中。几天后，薛万亭成功返回韩城，用同样的方法带回了薛浩然等外勤力量写给边保的回信，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时间固定为早上6时30分，每隔4天联络一次，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为标准。陆地联络地点为西安火车站北建国路六号徐学章家，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喧中解开第一个钮扣（自上往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紧接着解开第二个纽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
至此，交通员薛万亭完成了空中联络与陆地联络的任务，为传递情报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还必须要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高孟吉带回的潜伏电台一直无法与敌台联通，为了按照原定计划掩护高孟吉能再次顺利地打入敌内，一定要设法派交通与敌保持正常的联络，以探测敌人对高孟吉的信任程度及获得敌人新的企图。经高步林精心布置，由高孟吉私下说服其妻哥王鹤龄携高的密信以“电台零件损坏无法联通需更换备件”为由主动去西安敌绥署情报处送信并领取经费，高许诺要给王一些报酬。1949年4月12日，王鹤龄带着密信从韩城出发，15日到达西安，16日找到北院门林德生茶庄敌绥署情报处秘密联络点，见到敌绥署情报处派遣组长谢旋，谢看了信并问王：“为何高孟吉自己不回来？”王按照高孟吉教的口供回答：“教书难离开。”
谢又询问了高的许多情况后，未发现什么疑点，情绪很兴奋，就安排王先住下。两天后，谢秘密派人把王送到边境。交给王的东西有：中山牌手表、阻流圈各一只，纸币10万元及黄金贰钱作活动经费，并让王带回绥署情报处长刘庆曾给高孟吉的密信，重新规定了与高电台联络的波长、呼号、联络时间等。王于24日返回到韩城把信及东西交给高孟吉，高即向步林作了汇报。
不久，交通员就带回来敌人已经知道高孟吉背叛投共的消息，脑羞成怒，曾计划派人进入解放区暗杀高孟吉。后因形势发展太快，无奈放弃。至此，高孟吉不能再外派出去，其身份也就此公开。听到此消息后大家深感侥幸。
在选择交通的整个过程中，王鹤龄都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他不知道高孟吉真实的“潜伏”身份，也不知道去西安是给敌特务机关送信，更不知道从西安带回来的竟是“潜伏特务”所用的电台零件及活动经费。当时如果由保安科出面派王出去送信，就会暴露了高孟吉的身份和保安科的意图，只能由高孟吉私下活动，还不能让王知道去西安要与敌人打交道的真象，这样王是不会去也不敢去的，他不愿当“奸细”，更不敢去冒被杀头的危险。在挑选派遣的交通里，王鹤龄是有重大贡献的，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西安的。一个普通人，无意中卷入了组织上设计的圈套，非常不容易。就是因为这次事件，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王都未能幸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鉴于当年的贡献，高步林亲自为其书写证明材料，文革后又关照有关部门落实特情人员政策。以后主管部门一直将王按照特情人员对待。王去世后，王的妻子也一直享受特情人员家属补贴，几年前王妻去世，其后事料理也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钱埋葬的，充分说明了党对情报人员的关心。
公安厅电台的空中联络是从1949年5月1日开始至12月底止共计8个月，最多时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延安联通，每月收报约20次。胡、马的大量军事机密情报通过电波输送到延安和西安。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搬到西安青年路药王洞，电台随之。
1949年7月22日，公安厅党委指定由情报科长张继祖、袁心湖两同志作为这批力量的入党介绍人，由已在公安厅情报科公开身份的高孟吉代替他们填写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报请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公安厅副厅长李启明批准，高孟吉、薛浩然、吕出、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共产党，预备期一年。因为他们还在敌占区工作，这个申请及批准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8月25日，通过电波通知了仍在敌区工作的力量们。这种破例办理入党手续的过程，审批的规格以及通知力量的方法都是前无仅有的。
1950年1月成都解放后，边区政府公安厅专程派员把这批力量从成都接回西安，全部安排在公安厅情报科工作。
（根据2011年春节访问徐汀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