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明
我是1945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当时17岁。后调晋绥六分区从事电台工作。1949年3月组织调我到陕甘宁边区延安联合司令部当报务员，负责与外线情报力量的电台联络。此电台刚建立，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情报科管理，直接上级是边保情报科长张继祖。当时电台台长是周世朝，湖南人，老红军，报务员是我和张秀堂（山西谷县人），没有译电员。我们电台功率是15瓦特，架设在延安文化沟，除我们3个人外，还配有几个摇电机的战士。按照保密规定，我们并不清楚所联络的对方是谁，只知道对方的呼号。也不允许我们电台先呼叫，只是每天坚守在电台上等候对方呼叫后即开始收报，规定是只收不发。收到报文后即由边保情报科机要员韩效亭（山西人）送张继祖科长，由张亲自译电，密码本就在张继祖那里，我们根本不知道电文的内容。需要发出的电报（极少）也是由张继祖拟就电文交给我们。当时电报密级是“指人译”，就是不通过专业译电员，而是要指定专人译电，这在电讯系统内是一种非常高的密级，密码只有个别人知道。
从1949年3月中旬开始空中联络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我们收报并不多。最初曾有几个电台与我台联通，后来只剩下一部电台与我们联络。6月中旬我们随边保机关迁入西安，带着电台从延安一路步行走到西安青年路药王洞44号院，几个月后，电台又搬迁到东大街菊花园女子中学对面的一个小院里，院子大门朝北。绝大部分的电报都是在西安接收到的，1949年底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能收到电报。我记得收报时间都是在半夜或凌晨，每次一两份，最多也就几份，报文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联络时间大多不超过十分钟。一共收到了多少份电报，因时间太久我都记不清了。
1950年3月，我和李福泳调到青海情报站，高健与赵继义早于我们已先调到青海站，当时的站长是袁心湖，袁调走后，余凯当站长。
1951年8月20日，我和赵继义随部队从青海出发，经格尔木进军西藏，高健、李福泳从青海出发，经玉树进军西藏，我们骑着骆驼和马，整整走了100天。1951年12月1日，两路大军会师挺进拉萨。我从此就在西藏、青海、成都工作了28年。4个子女分别出生于西宁、拉萨、成都和西安。1978年我调回西安工作。
50年代初在西安边保情报科电台工作时，我并不认识这些情报员，也从未见过面。在西藏工委联络部工作时，我与赵继义都在电台工作，我当台长，赵是报务员，高健当时做内勤工作，李福泳做外勤工作，关系都很好。赵的妻子是徐学章的妹妹徐清贤，通过赵继义、李福泳、高健，我大概了解了这批情报员的情况。80年代初，我通过李福泳的夫人苏秀红在西安第一次见到了徐学章，以后常有来往。上世纪90年代末，在徐学章家见到了吕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吕见面，当时吕还询问了许多当年电台联络中的细节。近几年来，赵继义同志去世后，赵的夫人还专程来西安看望了我，高健来西安也一定会在家一聚。遗憾的是，当年与我通过电台联络过的情报员薛浩然和王冠洲至今未能见面。
（根据2011年4月访问奥德明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