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勉斋
我是1943年在宜川由边区保安处田定安同志介绍参加地下工作的，起初在宜川、韩城一带活动。1947年8月韩城第一次解放时身份暴露，9月11日，敌人再次进攻韩城时，敌36师和县政府派人到沟北村抓我，我在韩城不能公开露面。
10月下旬游击队准备东渡黄河，任江斌同志让我设法隐蔽继续活动。因在韩城站不住脚，便连夜逃往西安，在西安住在高孟吉处。当时孟吉在南关观音堂敌绥署的一个电台上。孟吉一见我就说：“二哥，昨日我妹妹来了封信，信上说‘村东二哥参加八路军，政府逮捕他没有抓住，把他哥押了起来，二哥现在没有下落。’我昨天刚接到信，今天就看到你了，来了就好，继续干，我看国民党非垮台不可。”我看孟吉思想很进步，就问他原因，他说：“我这里有个吕出很进步，对我们影响很大。”正说着吕出也来了，吕出一见面就骂国民党，要求我把他带到解放区去。后来，孟吉不敢让我在他那里长住，害怕住的时间长了暴露身份。我又到本村高明斋（当时在西安开商号）处住了一个月。我由于没有钱，无法维持生活，又偷偷地跑回韩城。回韩后不敢回家，就先到了井益村师作桢家（因师是保长，他家比较安全）。在师家得知河津游击队长杨明录叛变，薛碧如同志被捕。为营救薛碧如，我和师又奔走西安，营救未果，在西安得知碧如同志殉难。当时我没有敢回韩城，在西安待到古历二月十三又潜回韩城，住在县城本村高选堂的铺子里。
2月15日，韩城二次解放。次日，我见了高步林同志，寒喧过后，我向高步林汇报了我在西安见到高孟吉的情况。高步林当即说：“好！下一步咱们就做他的工作。”经组织研究后，古历三月，高步林派我到西安去和孟吉联系，任务是搞电台密码。见了孟吉之后，在他那里不敢谈，我们俩人到关中旅社租了间房子，在被窝里高孟吉把电台的情况写了个东西，具体我记不清了，不过东西很小，我把他带了回来。这以后，在1948年里，基本上每月组织都派我到西安去联系。
1948年11月，组织上又让我到西安去取密码。我到西安后，在菊花园处找到正在开商号的高孟吉的表哥解常娃，从解那里得知孟吉已到镇安去了。当时我一无身份证，二不熟悉路途关卡，无法到镇安去联系，就让刘昌起给孟吉拍了份电报：“孟吉，你父母从韩城逃到西安，见电速返，清（当时我白天在通济坊隐蔽，晚上出来活动，我化名高汉清）。”孟吉回西安后，晚上在解常娃处见了面。孟吉说敌人让他到镇安搞李先念部队的情报，他这次是请假回来的，他还要回去。我说：“你要去镇安，咱们就断了线了，你反正是搞共产党情报的，能不能跟你的上级说一下，让你到渭北来搞共产党的情报，咱们就好联系了。”孟吉向敌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和情报参谋谢旋说了这个想法后，敌人进一步提出让孟吉带一部电台到我解放区内部潜伏搞情报。当时从西安到韩城一个来回，最快也得四、五天，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就让孟吉对敌人讲，他有个表兄叫高汉清，是个走私能手，对这一线的大道小路都很熟悉，能把电台带过去。但是，要到韩城潜伏，首先得回去一趟，看一下路线，看一下潜伏地点，不然的话太危险。一旦让共产党发现，只怕潜伏不成还得送命。这样，我就把孟吉引了回来。
回来之后，见了高步林等领导同志。这些领导开会商定说：这一部电台本应该留在白区，因为回来没有在敌人内部作用大，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就决定把电台弄回来。在去西安之前，在保安科里预先估计了一下我到西安会见到刘庆曾、谢旋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排练了几天，我记得有这么一段：
刘庆曾问我：“你叫高汉清？”
我说：“是的。”
“你是干啥的？”
“我是农民。”
“那你到西安干啥来了？”
“我家里有个70岁的老母，生活很困难，到西安贩些小货，赚几个钱养活老母的。我今年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哩。”
腊月，我和孟吉就又到西安去搞电台，临走时丢下话说：我们10到15天就回来了，如果超过15天回不来就是发生意外了。走的时候坐的车，还带了些《群众日报》，在解放区，组织上还派保安科的魏进才护送了我们一段路程。到西安后，孟吉给敌人汇报说：路线和地点都看好了，没有问题。敌人要第二天和我谈话，让约个地点。我说就到高明斋商号里说说，我不到你绥署二处去，我是个小商贩，又不想当官，到了你们官府里森森严严的，我连话都不会说了。敌人派谢旋在高明斋的商号里见了我，谈了没有十句话，也没有问我和高孟吉是啥关系，只是说：“你能把我这部电台领过去，隐蔽好，你就每月来我这里领饷。”我说：“我也不想咋，我也不领你那饷，我卖点小货就把钱赚了。”谢旋说：“唉，我们会重重有赏的。”我说：“我再不见你了，我卖点小货就回去了。”我就买了两箱火柴，把火柴取出来，用一个箱子装电台，一个箱子装电池，用西安绥署的封条封好，我和高孟吉乘火车到华阴庙下车。在华阴庙住店的时候，国民党特务路长沙派陈学道等人抓过我一回，孟吉拿出绥署的特务证件很硬气，把来人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绥署派来的，你们把这一带搞得路断人稀。这个人是我表哥，明明是个跑小生意的，是从共产党那里跑出来的，他是什么八路军？叫你们队长等着，我马上来。”这一下敌人再没有来。第二天雇了个车子，走到黑池的时候遇见保安科派来的两个人把电台就接走了，我和孟吉骑马回到了韩城。
1949年元月将高梦吉电台搞回韩城。以后，吕出和薛浩然、徐学章等三部电台直接开通从空中联络，一直到1949年底四川成都解放。据解放后一些老领导讲，在1949年的扶眉战役中，我地下电台从空中和延安联通后，使我军很快消灭胡宗南两个军。
1949年元月，于桑同志在给我和梦吉的来信中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工作，而且已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根据1984年底访问高勉斋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