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洲
我是1949年3月在三原县国民党5兵团电台工作时由吕出同志吸收参加外线工作的。当时，吕出同志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很激动，因为我正要为报答共产党、解放军的恩德找不到机会每天发愁。一听是为共产党工作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我也认识到当时地下工作十分危险，但我甘愿牺牲一切来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奋斗。我能有这种认识，是因为我从干电台工作起曾经常抄收新华通讯社派发的新闻电报，收听陕北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1947年8月我所在的国民党123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我也被俘解放。解放后即送往山西苛岚县学习改造，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对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了1948年4月，一起学习的400多名被俘人员全部遣返送回统治区，我也回到了西安。在解放区受了党的教育，亲眼看到了解放区消灭了剥削阶级后人民当家作主，平等互助，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在学习时，对被俘人员尊重人格，在遣返时精心安排，选择安全路线，发给至蒋管区足够的主付食钱、粮票等，使被俘人员再次受到了教育，深感解放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到达统治区后，情况有天壤之别。蒋军见到归俘人员如临大敌，荷枪实弹，警戒森严，将被俘人员押向后方，但不管沿途食宿问题，给归俘人员带来很大困难。经过这样两重天地的对比，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蒋家王朝统治下的黑暗腐败，认识到只有早日解放全中国才是唯一的出路。
吕出同志和我谈话后两三天，徐学章同志由西安去到三原5兵团电台，按照徐学章同志带去与延安电台联络的呼号、波长、时间，不久就和延安台取得了联系。徐学章同志和我分配在一个台上工作，台长叫麻永昌，电台值机由我们三人每天三班轮流担任。我俩和延安台约定联络时间在每天凌晨2点或5点，为了保证和延安台的联络，及时发出情报，我俩采取早接班晚下班的办法，这样表面看来是尊重照顾麻永昌，使麻乐于接受，实际上是避开了麻永昌在我们与延安台联络时间内值机，确保我们和延安台的通报。回忆起来，自1949年3月中旬与延安（后迁至西安）电台联络通之后，到1950年元月调回西安前为止，电台联络都是畅通的，这期间所发数百份情报，从没有积压过夜，不论在气候恶劣，还是在外界干扰严重等复杂情况下，都保证当天情报当天发出。由于我们及时掌握了敌军行动的紧急情况，有时对发往敌军调动电报采取技术措施给于拖延，而将这一情况先电告延安，所以时常就出现敌军的紧急调动命令当敌军还未收到时，我们延安就已经先知道了。
在这段外线工作中，吕出同志主要负责收集掌握敌军情况，这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我们身在敌营耳闻目睹外，敌5兵团通信营有线电总机和机要译电室是我们了解敌军情况的好地方。吕出同志利用人熟的条件，经常去总机班了解掌握5兵团所属各部队驻防调动等情况，既及时又准确。机要译电室是敌军的心脏，掌握着敌军所有的机密，为了取得这些机密，在吕出和徐学章同志的影响下，我也改变孤僻和不愿交往的性格，和他们一块主动的去和机要室副主任许鼎臣（是我在战干团45期时的同学）、译电员崔义盛（是我的小老乡），利用同学同乡这种关系交“朋友”，搞好关系，在交往中投其所好，“热情”招待，请吃请喝，玩小麻将时有意识地输给他们等方式，使他们占些小便宜。为了应付这些开支，吕出、徐学章我们三人将每月发给的微薄薪金集中起来统一支配。此外，为了联络这些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我和徐学章同志学画碳精放大照片。记得在宝鸡益门镇时就曾给许鼎臣放大过照片，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当时马家部队驻5兵团的联络参谋（马家部队某部副参谋长马继壮），并为他画了一幅他结婚时的合影照。由于我们多方设法去笼络这些人，使得他们把我们当作了“朋友”、“知心人”。译电员崔某把我们视为知己，曾想搬到我们电台来住，以备遇到突然情况好找个伴。他经常一有空就到我们电台来玩，他接到重要紧急发电稿时，有时未翻译之前就向我们通知打招呼，让我们注意和收电单位的电台联络，有时他一译完，未等通讯员将电报送到电台，他就已来到电台告诉情况，让我们呼叫收报单位电台。这样就使我们能及早的了解了敌军的情况。
参加外线工作后，根据一般社会常识，我认为是要严格保密的。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闻不问。当时吕出同志让我搞好电台联络，我就保证联络好，不积压电报。在提高警惕保证安全方面，根据我们在敌营垒的经验，我和徐学章同志根据当时的环境，采取了慎密预防措施。如给延安台发的电报用纸，一律用的5兵团机要室的发电纸（设法向他们要的），发报报头、报尾的格式也都摹仿机要室发报的格式。这样即使在我们正向延安台发报时，偶尔有人来看，也不致发现破绽。由于我们注意警惕，加强预防，所以在工作中从未发生过任何漏洞。
参加外线工作不久，就断断续续了解到和我们一起共同战斗的还有李福泳、薛浩然、赵继义、高孟吉等同志，这些同志过去就是熟人、朋友。知道与他们战斗在一个革命的集体里，对我鼓舞很大，但是为了保密，在工作上从不和他们发生横的联系。吕出同志不谈他们的情况我也不去多问，所以对他们如何参加外线工作的和工作的情况均不甚了解。解放后和这些同志有的只见了一面，有的连面也没见到，就天各一方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去了。因为没有机会交谈，对这段外线工作的全貌也就不甚了解。通过这次座谈，使我详细的了解了每个同志参加工作的情况，在这段工作中都做了哪些成绩，对西北解放战争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更重要的是使我了解到组织领导我们外线工作的情况。过去我只接触过张继祖同志，知道他领导过我们的工作，对于他的逝世，在此我感到十分沉痛。同时在此使我想起共同战斗过的李福泳同志，对于他过早的病故深感怀念。
通过这次座谈，听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同志的发言，我认为当时高步林同志、于桑同志在发展组织和领导我们在外线工作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是他们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指导我们开展外线工作，使我们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高步林同志、于桑同志指导下取得的，是外线工作组其他几位同志艰苦奋斗、积极工作的结果，我个人只做了些微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我始终认为能参加外线工作是我的荣幸，我感谢党、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我一直认为参加外线工作是党在政治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决心始终不渝的为实现党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终生，这是我30多年来坚定不移的信念。30多年来我愿意努力做好工作，虽没做出什么成绩，自认无愧于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期望，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在极“左”思潮的迫害下遇到什么样的不公正的待遇，都动摇不了我的信念。通过这次座谈，更增强了我的信念，愿在有生之年为革命事业发挥余热，这是我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收获。此外，通过这次座谈，使我了解到是高步林同志、于桑同志组织领导我们开展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要说有功劳，首先是他们有功劳。对于领导我们开展工作的老领导、老师长，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他们身体健康。我们希望能有机会亲自拜见他们，聆听他们的教诲，以聊补我革命30多年，未能见领导一面，终生盼求的心情。
（根据1984年10月新疆座谈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