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出
一、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我们几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接受党的领导的？
除王冠洲外，我、高健、薛浩然、徐学章四个都是同学。“双十二”事变后，关中地区受进步思想影响，各学校中共产党的活动比较广泛。1941年，国民党在华县办了一个童子军训练班，如果学习好的就可以上高中。于是我、高健、薛浩然都到了华县，上了这个班，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后来国民党黄埔军校7分校（实际是胡宗南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办了一个通讯训练班，准备选一部分学生进行训练。我、高健、薛浩然被选上，送到西安北教场胡宗南办的通讯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徐学章也是这次从洛阳来到这个训练班学习的。当时我们只是想学到一门技术，思想比较单纯。由于我们几个人的家都在国统区，经过他们的审查，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学习一年后（1942—1943），毕业分配到胡宗南总部电台，取得少尉军衔，任见习报务员。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是胡宗南机要室主任，叫王微，他比胡宗南年长，胡尊称其为“老师”。由于他和胡的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学生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我们能分到总部电台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陕甘宁边区同胡宗南相对峙，没有什么大的战斗，胡宗南主要是封锁陕甘宁边区。
1945年，报务工作主要靠我们几个。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贪污腐化严重，我们的待遇很低，为此，我们感到不满。5月份我们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得胡宗南电台瘫痪，当局不得不答应我们的一些要求，但过后他们就开始整我们这些人。
我们在电台工作时期才知道陕甘宁边区也有一个广播电台，通过收听使我们了解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认识到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经常收听国内外的广播，对国内外的情况如欧洲战场的情况等也有所了解。
我们除了工作外，每天都到夜校学习，学习英语、数学等，要求上进。我只是上过小学，他们也是刚上中学，当时我们通过多方努力想多学一点知识。
我们几个同学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我们几个人是上进的，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互相倾轧，如在1944年中原战役后，胡宗南委过于人，枪毙了他的一些部下。
王冠洲比我们晚一期，1948年在沙家店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但国民党把他当作共产党派回的奸细而押送到西安审查，这使他很不满意，和我们接近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1945年7月我开小差离开西安，在这之前我认识一个律师，他给我讲了要自找出路、自我奋斗的事。我给他讲了一些战争形势，一起寻求战后的生活、工作出路等问题。他认识河北一些人，要我去他们那儿干。当时我还没动身，日本就投降了。我在他们那里电台上工作了几天，就随河北民军到了河北。河北民军属高树勋部管辖，没几天高树勋起义，我们也随着起义。不久我被保送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在军大，我把自己的一切情况都交待清楚，当时政治审查中对我有两点保留：一是不相信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二是不相信我是开小差离开胡宗南部的。毕业前政治部把我调出来，盛北光同志同我谈话后，于1947年6月把我派回西安，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规定我回西安后就同他们联系，如联系不上就同延安取得联系。在回西安的路上，我被解放军抓住两次，因我说我是被俘放回的，也就一路放行。1947年10月我到了西安，打入胡宗南部，在国民党部队任中尉报务员。我连续发了三封信给河北都未能同组织取得联系，后来高健去韩城，我让他在解放区发了一封信也没回音。瓦子街战役后，我对胡宗南的军事情况了如指掌，但当时没有机会同解放区取得联系。我那时在总部指挥所，他们几个在后方。1948年6月我们通过高健同韩城高步林同志处取得了联系。1948年10月我与薛浩然去了韩城，同高步林见了面，正式开始了工作。
参加革命前我们几个人虽然年令不大，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当时的形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我们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我们的弱点是缺乏斗争经验，由于敌人对我们的信任，弥补了我们这一不足，有好多事现在想起来很危险。对革命工作，我们没有讨价还价，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组织上对我们很信任，很放手，于桑、高步林同志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大大增长了我们的工作信心和勇气。
去韩城时我们作了两种准备，如果解放区信任，愿意用我们，我们就留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回来。因此我们离开西安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去韩城。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设想：把福泳、纪义、学章留在西安，搜集军事情报，我们到解放区后用延安的电台，由我们掌握和国民党区联系，那样要什么情报随时可以叫出他们。
到了韩城以后，当时秦波让我们回西安，我俩当时有些抵触情绪。回去干什么？怎么干法？秦谈得很笼统，只说你们回去，把西安的情况给我们搜集搜集。我当时想：这些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写出来。据此我提出用电台联系，他一口回绝了，说这简直不可能。我认为他不是搞事业的人，他对电台是外行。我没有向秦波说在华北的情况，在解放区那一段也没说，因怕把问题复杂化了，怕三弄两弄，会不会怀疑我们是被国民党收买了，到韩城来搞解放区的情报的。因为我在解放区有被审查的经验，有时讲实话反而被怀疑。
当时和秦波的谈话很不投机，几乎吵了起来。在我来讲，再回西安为党工作，思想十分清楚。当时国民党垮台，指日可待，我们心里清楚，但怕怀疑，只谈如何工作更有效。至于谁和我们联系，有关内部情况我们也没多问，只要我们找到共产党这个庙就行。我们正处在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我们接受了两种教育。我们只要找到庙，光烧香磕头就行。如果那次薛浩然没有碰见高步林，那后来的工作效果就大大减少了。
李福泳第一次和谁联络的，我们不清楚，当时解放区出现过两个电台，可能是高步林和秦波两个地区都出来过。那是1949年元月，出现了两个电台，哪个先，哪个后，我们现在也说不清。决定空中联络，快速度联系上，高步林和薛浩然见面和谈话，起了决定作用。
1949年元月至3月，高步林、于桑，包括张继祖、袁心湖等同志，在这段时间进行了紧张的工作。高步林同志领导的电台和我们联系通了，后来其它一个再没有出来，两个台变成了一个台，密码本也送来了，这个速度在当时战争情况下也是高速度的。据张继祖同志讲：延安架设电台和我们专门联系，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批准的规格很高，选的老红军为台长，经贺龙同志挑选的报务员。这一段我们工作的成绩最好，速度最快。不仅李福泳的电台联络，我们的电台随后也联络通，最多的时候有三个电台同时向延安报送情报。
去韩城接头，把我们的情况说清起了决定作用。
从1949年3月算起，我们送的最重要的情报有：
1. 就是敌人从西安撤退前夕，关中地区第一线和解放区接触的整个兵力布署、兵源和人事等。那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这是双方战斗必须了解的基础。
2. 是西安撤退，西安撤退后留下57军和城防司令部队。西安解放，而不是户县、周至解放，城防部队南撤，这就是胡宗南准备保存实力，撤离西安的战略性情报，胡宗南不准备打了。整个布署、战略意图，甚至胡宗南的精神状态，都报得清清楚楚。
我们从胡宗南的随从侍卫官、二处刑侦队队长唐西元处了解胡的情况，他向我们提供了胡的举动、精神、情绪等材料。西安撤退是一个战略情报，这对于解放军了解敌人整个战略布署有重要参考价值。
3. 是西安解放后，胡宗南撤到汉中，我们到了益门镇。在咸阳这段时间我们上报了敌人搜集的情报对解放区的估价，胡宗南的结论认为第一野战军要西进，华北兵团还过不来，西安处于空虚状态，胡宗南又想进四川，又想应付马家军，蒋介石干予了他撤退，又要在西安做些表演后再大踏步撤退，这些东西他一时协调不起来，观望了一段时期。我认为胡宗南掌握的这些情报还是可靠的。
那时裴昌会和马家军准备抢些粮食，不要急着走，要反扑西安，要打到咸阳，这是势在必取，问题是能不能协调好，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中间的处理不是很迅速。总之，他们对解放区的判断，我们及时进行上报。
4. 是西安解放后，5月底6月初，出于马家的主动，具体目标是占领咸阳，打的旗号是反扑西安。这时马家部队行动的快，敌7兵团成了惊弓之鸟，因为他们要保存实力，迟迟不行动。这次合作结果使马家部队吃了一些亏。当时实际是马家孤军前进，马家军吃了亏以后，他们狗咬狗。裴昌会的具体目标是要在扶风、兴平一带弄点粮食，做长途行军时的干粮，没有大的目标。实际上他们两家联络也是一句空话，怎么联络，如何协调没有具体内容。这次的情报重点是说他们两家联络，准备反扑。
再一个是我们西进部队和119军部队发生冲突，当时一野已接近天水，一野部队已大踏步向天水方向前进，就是说解放军主力已经大大越过宝鸡，西兰公路还在马家军部队手里。
5. 是有关扶、眉战役的情报。扶眉战役是在1949年的7月，参战的主要是国民党18兵团、65军、38军为主，36军的一部分。战场在武功、扶风、蔡家坡一带。这次战役的背景是胡宗南、李振（65军军长）想抢一些粮食，另外和马家军争吵后，想向蒋介石有些交待。再加上解放军在这一带没有多少兵力，他们认为这次战役万无一失，可以在舆论上、战斗上捞到某些好处，企图打个小胜仗，在政治上捞个大油水。
这个情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估价，是当时解放军主力西进了，关中敌人的兵力比6月份有所增加，胡宗南自信他们的兵力处于优势，可以再干一仗。于是便盲动了一下。这一仗还是他们内部协调不好。我记得36军支援18兵团，36军有意识不前进，36军两天不出来，65军求援，38军也叫喊部队接援不上，被咱们小股分割，再加上渭河涨水，这一带又是丘陵地带，敌人没有斗志，战斗力不行了。但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还占优势。这份情报对敌人兵力的布署、驻地、干些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地，我们都报得清清楚楚，使咱们对敌人了如指掌，完全能够做到以少胜多。
6. 是“秦岭反击战”的情报。这个词是我从解放区广播电台听到的。
1949年8月15日前后，胡宗南到了双石铺，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师以上干部都参加了，既总结经验教训，又搞一次反扑的布署，这次调兵遣将，双石铺最忙了。原准备8月20日行动，我们的情报是19日发出去的。8月20日下大雨，没有行动，20日那天，咱们解放军的一个师从益门镇和宝鸡西面绕到黄牛铺。敌人从秦岭下来的部队已经打到益门镇，正要继续前进，发现了解放军。这样我们立刻从双石铺撤退，如果解放军再稍微前进一点，就把敌人的头——裴昌会司令部打掉了。当时东自蓝田，西到宝鸡一线，敌人有一个秦岭指挥部，除了裴昌会的部队外，还有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根据那个命令，全线都可以出击，但要出击，国民党军队是你看我，我看你，迟迟不前，再加上24、25日连日下雨，军队行动不便，所以裴昌会改变到26日行动。命令刚发出去，黄牛铺便发现解放军，裴昌会司令部便命令立刻搬家。解放军始终没有进黄牛铺，我认为是虚张声势，把敌人整个布署打乱。后来我们知道解放军是从华北过来，只有一个完整的师。
整个战役就是解放军反击一下，国民党全线溃退，司令部乱了，失去指挥，敌人部队都想保存实力，都不前进了。敌72旅的一个骑兵团被吃掉了。国民党当时的意图是想缓和一下，减轻兰州的压力，减缓解放军西进的速度，其结果在作战史上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的范例。原来敌人想进攻我们，结果是我们进攻了敌人，变被动为主动。张继祖告诉我们，秦岭反击战结束后，一野电报表示过感谢。
7. 是敌人体制的变更，军队的再调整，包括敌人的番号、隶属关系等。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撤到汉中，1949年的8、9月，胡宗南将原西安绥署改为“川陕甘边区绥署”。当时西安已解放，胡宗南没有固定的地盘，因此改为“川陕甘边区”。并把5兵团改为7兵团，又新成立一个5兵团，保留了18兵团，是为加强大巴山防线。以广元为核心，阻止解放军，准备迎接敌18兵团入川。
8. 是敌人广元设防，胡宗南重大兵力的南移，设西昌指挥部，包括他的意图、军事行动等。一个是巴山设防，一个是胡宗南醉翁之意不在酒，把主要部队精锐暂时留下，把65军、第1军撤到成都南面，阻止从重庆过来的解放军，而不是真正作战。巴山设防也是胡宗南虚晃一枪。他准备逃跑，从成都、雅安、西昌、云南到国际线。他的意图一露头，我们就报，一点不耽误。
9. 是裴昌会、李振起义，整个敌人土崩瓦解，胡宗南逃离成都，还有一部份敌军在西昌、雅安被歼灭。
我们搜集情报、通讯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问题在解放初期，在多次政治活动中，有很大误解。一种认为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位置，收集情报完全是顺手牵羊，轻而易举。另一种认为我们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对此，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有很多内部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是，到韩城去，不管秦波也好，高步林也好，要开展工作，要搜集情报都是一致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使情报起到应有的作用。去韩城的问题，开始高健铺路，以后我和薛浩然去韩城。从1949年元月开始通讯联络。而高健1948年元月或47年10月至通讯联络畅通这段时间，是做思想准备、工作条件的准备；另外还有前面一些工作基础，所以韩城最后决策，直至延安最后通报，我认为是高速度的。外部内部因素都是为1949年我们的工作做了思想、组织、技术条件的准备。这样看就比较全面。
（根据1984年10月新疆座谈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