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浩然
我们通讯军官训练班一共70多人，我和吕出、高健、李福泳等几个人经常接触。一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二是可能还有点气味相投。和其他同学来往比较少。地理环境和形势趋使我们逐步靠拢、接近和走向革命。吕出从河北回来，到郑州给我来了个电报，回来住在杜公祠，经常和我住一起，到郊外散步。他真正给我透露实情还有一段时间，他还有个了解、摸清我们的过程，信得过才向我们透露。我们也愿意帮他寻找组织，急忙联系不上。
我和高健一直没有离开过，过去他只说过高步林的名字，他也不便直言和高步林有联系。吕出到了后，对我的思想起了积极推进作用，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不能继续呆下去，要找出路。吕出的谈话、高健的谈话对我都有影响，他们看的东西比我多，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些影响。
1948年9月下旬，我从镇安回西安，当时就准备离开西安去解放区，在西安准备了一段，研究到底谁走？从那条路走？那时有两种想法：一是从淳化、耀县走。为了这条路，我曾到三原去探测，感到从这边走困难比较多。二是从华阴到韩城。我是韩城人，以回家的理由比较充足。决定后，我便积极准备。我们通过师世德办了几张身份证，师世德本来和我是小学同学，也是高健的同学，他是国民党专门换发身份证的。原准备高健、赵继义、吕出、师世德和我5人去，后高和赵因事未走成。我们3个还有一个客人雇了一辆轿车，我穿长袍，打扮成东关小学教员，吕出是学生。我们作了两手准备，还带了二处的特工身份证，如出问题，就准备以此应付。路上尚未遇到很大困难。
到了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交界处的合阳县方镇，就遇上晋绥公安处韩城情报站秦博派的石启明，老石对我们进行了细致的盘查，后来吕出把情况全向他讲了。第二天，老石派老丁送我们到韩城，轿车拉我们到北关狮子巷，到秦波那里住了5天。秦波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仍回西安。吕出同意，我却不愿。后来吕出也给我做工作，也就同意了。秦波最后说：你是韩城人，家里还有老母亲，你回去看看。我回家见了母亲和四哥，住了一夜。四哥说：“高步林早给我说过要见见你，你这次一定要去见见他。”第二天，四哥便带我进城到了高勉斋的铺子里，勉斋和我打了个招呼，转身就出去了，大概到韩城保安科去了，一会儿勉斋回来说高步林叫我。11月15日见到高步林，高当时是韩城县保安科长。高领我到黄龙地委社会部，高仰山是社会部副部长，我简单谈了一下情况。他们问我还有谁回来了，我说还有吕出，在秦波那里。大概高健向高步林谈过吕重山，高步林不知道吕出就是吕重山，没在意，吕出就留在秦波处，对我则不让再回秦波那里了。
我住宿在一个中学里，高步林和高仰山找我谈话，高步林很忙，不断有人找他出去谈话，主要是高仰山和我谈。以后布置任务是高步林和高仰山。他们了解我在西安的社会关系，社会基础，我回西安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我提出了李福泳、徐学章等人，以后研究决定发展李福泳和赵继义。为什么决定发展这两个人呢？因为我的电台瓦数小，李的电台瓦数大，是15瓦的，便于联系。发展赵是因为赵与国民党二处机要室译电员秦福祥关系非常好，想通过他搞到更多的材料。我们商定了电台联系的办法，决定了波长为45米，呼号、密码为明码加“西北解放军”5个字。由于李福泳的电台经常和下边联系，他的电台信号就常在空中出现。我便告诉了他们李电台出来的波长。事实上后来也是李第一个联通的。这次还商定了我回来的化名叫“万国祥”，因为薛字和繁体“萬”字都是草字头，国家吉祥的意思。如到西安联系，接头时可先问：“你是万国祥吗？”就算对上了号。
由于高步林、高仰山都不懂电台业务知识，全由我决定。当时一般电台呼号为“CQ”，我提出呼号为“CQQ”，因为多加一个“Q”，敌人就不易发现。组织上如发现有电台呼“CQQ”，就可拨我们的波长，进行联系。
从韩城离开的头天晚上，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和我谈话，说：你们年青，要为中国做贡献，现在蒋家王朝快完了，要不打蒋介石，就没机会了。你们回西安有条件有社会基础，便于隐蔽。说他自己如果到西安，出不了几天，就会被抓起来。这次刘和我谈了约一个小时。
高步林同志给了我一辆自行车，让我回西安。派了保安科的老李一直送到方镇，老李打扮成农民模样，带着枪。我们在方镇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天还不太亮，老李又从方镇送了我两华里，我一人骑车走了。到了朝邑，遇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检查站，我便拿出了二处的通行证，顺手带出了一张5000元的边币，这下可把祸闯下了，硬要问我为什么带着解放区的钱。我说这是买东西时找回来的。当时一万元边币才能换一元国民党的金元券，5000元边币无法兑换，只好留在身上了。其实，当时我是想回来让徐学章他们看看解放区的钱是什么样的。我和哨兵吵了一阵，他把我带到保安大队大队部，没人管。后来来了个当官的，我向他反复解释，当官的让我留下这5000元边币，才放我走了。我原想在朝邑吃顿饭，结果把我弄到营房待了几个小时，把我肚子饿坏了，出来后赶紧买了几个馍馍，边骑车赶路边吃馍。到了华阴住了一夜，第二天要上火车，但客车自行车不让上，我只得等了一列货车，这列货车是装花生的，我把自行车放在花生包上，自己也坐在花生包上。行至赤水，后面来了一列客车，看见客车上坐着国民党特工电台台长孟师孔，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孟是潼关人，他从潼关回西安。晚上到西安后，我便到徐学章家。第二天孟师孔到徐家来找我，他问我：“你干什么去了？”
我说：“到那边逛逛。”
他说：“你还不敢告诉人，我知道你干啥去了。”
我说：“你知道我干啥去了？”
他说：“你屁股底下坐得是谁的？”
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他是怀疑我贩卖花生去了。便顺水推舟说：“那是人家的。”
他说：“行了，行了，我也不分你的，你不要害怕。”
接着他问我离开有多长时间了？我说：
“恐怕有10多天了。”
他说：“我回潼关一个来月。陈再颐到处找我们，咱们俩一块去找陈再颐。”
我说：“你给陈再颐证明我这一段时间在什么地方。”
我们俩人就定了一个攻守同盟。我回来后这个关好混，是孟师孔为我做了保护，他掩护我，我掩护他。我说他在三原没有回家（潼关）。他掩护我说是到三原孟师孔处玩去了，没有做生意。孟的电台设在三原，原准备作三原解放后的潜伏台。这样我们在程再颐（领导电台的特工）面前就混过去了。我们便领了电池等用品，他回三原，我回镇安。并按原计划向李福泳、赵继义布置了一下，把自行车交给了赵继义，他后来交给了高勉斋。
在徐学章家里，他们惊异地问我为什么回来了，我开始吱唔，一点都不透露不可能，也没有原原本本都说。作为任务交待是告诉李福泳，把电台联系任务告诉李福泳，以后是李福泳联系通的。李福泳和谁联系通的，现在他死了也不清楚。当时曾出现解放区两个台，可能高步林和秦博两方面都出来过。吕出也从秦博处，比我早一天回到西安。吕回来也让李福泳联系，因为李福泳的电台在西安，而且他的台瓦数大。
我回到西安，电台联络任务交给李福泳去完成，大概在元月中旬，李联通了，用的是我在韩城时说好的密码。组织上发现这种密码漏洞比较多，二月上旬或是元月下旬，派我哥哥送来了一本密码，这是高步林从家里把我哥哥叫到韩城，又让人把他送到合阳。在合阳袁心湖交给的密码。这本密码是用地图作加码本。我哥哥来西安住在李福泳处，带回韩城的信是吕出起草、李福泳抄的，也是依照组织上来信的办法，把信抄在一小块白色绸子上，说我们已接到密码，同意使用等。据说组织上为了给我们送密码，曾经试验过，写在绸子上，吞到肚子里，然后随着大便拉出来，这样拉出来的东西，被人的肠肚较高的温度腐蚀，看不清楚。后来只得改变把它缝在棉裤中，我把四哥送到三河口。
1949年1、2、3月，为应付特务点，我在西安停留时间不多，到处跑。通讯联络交李福泳。记得在三原时，曾经把东关特务台潜伏的情况告诉过民盟的一个进步人士冯一航，以便他可以向组织转告。敌人从西安撤退是在1949年的5月13日。我们决定把李福泳留下，原因一是当时李正患病，二是他留下后，西安解放，便于和我们联系，这样在技术上、业务上和我们通报更畅快些。但当时组织不可能信任我们到这个程度。另外还想他留下后，解放军进城，张继祖他们可以面授机宜。
他留下，电台怎么办？我急中生智，5月9日我打电话给通讯营长，问他李福泳病了，电台怎么办？营长答复让我带着电台走，于是，我带着李福泳的电台上了火车。到宝鸡，我们的电台住在周家湾，一个人是很难工作的。这个台有个报务员叫王万顺，我便给他做工作，让他协助我们与解放区联系。这段时间的情报，主要报过：西安撤退、炸桥、蒋介石准备来宝鸡（后未来）等。5月19日从宝鸡撤到益门镇，和吕出他们见过一面。那时沿途看见真是兵败如山倒，到处是残兵败将。后来撤到汉中，李福泳6月底已到了汉中，9月初我到汉中后，又把李福泳挤出去，让李带着小台从宁强插到西边山中去了。
在汉中，我和李福泳等去见过一次王微，领了些办公用具，把通讯营营长董应武吹捧了一通，说董如何忠实执行王主任指示等等。并说王家赢如何不好。这实际上是我过留坝时，你们3个给我布置的，你们想打入5兵团王家赢那里去，要挤垮王家赢，解除你们打进去的障碍，如果是周维刚当营长，你们进去的可能性便大一些。李福泳9月底离开汉中，从武都进四川了，我是坐飞机跟胡宗南走。12月7日从绵阳到成都。这时成都很混乱，很多电报都发不出去。
在汉中，我发出的情报大部分是二处特务布点和胡宗南撤退的情况。印象比较深的，如报过镇安东关小学的一个特务据点，那里派了韩城一个娃娃，他在汉中见了我，向我讲了那里的情况，我很快便报了解放区。张继祖说过：接到电报就告诉了镇安，镇安便把他抓起来了。
胡宗南离开成都是12月22日，22日至30日成都是真空阶段，解放军未进城前，有少数先遣人员入城，这一段我便了解二处的一些残留人员的住处，有真潜伏的、假潜伏的。裴昌会宣布起义后，便把起义军官往一起收，都集中在昭觉寺。1950年元月26日，严夫同志派人到昭觉寺来把我们接到他的住处白公馆。
（根据1984年10月新疆座谈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