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章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实现其对全国的独裁统治，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饱经八年艰苦抗战，历尽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休养生息，建设自己的国家，而蒋介石政府却马上发动了内战，十分不得人心。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高树勋将军率其部所属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我党中央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公安保卫系统也同时在敌人的内部开展了分化瓦解争取工作。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原在敌胡宗南司令部电台中有六名报务员先后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利用敌台为延安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收集情报，直接通报，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都是在高步林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他发展我们参加革命，全面布置了任务，规定了电台联络的方法、密码，直到电台与延安通报后，才交边保领导我们。我们几个人掌握三个台，两个设在胡宗南司令部，一个设在敌五兵团司令部，可以随时掌握敌军的动向。仅我所在的一个台，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发送了300多份情报。
先说说我们几个人的概况。
吕出当时名吕重山，因为两个“山”字重叠在一起是“出”字，后来我们便叫他吕出，显得更为亲切。我和他及高孟吉、薛浩然、李福泳、王振寰等相识时都还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为了找寻生活出路在抗战中期（1941年），进了胡宗南的西安七分校军官训练班，1942年毕业后都分配到胡宗南司令部电台做报务工作。1945年初，由于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经常发牢骚，一次要求改善生活而怠工闹事，通讯营长出面平息调停，答应条件后，请报务员吃饭。吕出在饭桌前痛斥营长等尅扣军饷，不顾下级死活，是吃人肉，喝人血，意见特别尖锐激烈，直至骂国民党腐败无能。事后营长要抓吕出等人，吕出一气之下，开小差到了高树勋部队，后随高部队起义。经组织培养后，1947年初，派他回西安，在敌军内开展工作。他离开组织到河北省国民党统治区时，便被国民党部队抓兵关了起来。月余后编入军队当兵，历尽艰辛曲折。他目睹了国民党部队虐待士兵的情景及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的事实，更加激起他对国民党的不满，到秋末才回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他首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敌人并不知道他到过高树勋部队，更不知道他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通信营长仍以他开小差为由要抓他。我们便向通信营长为吕出说情、开脱，最后免于追究，让他仍回电台工作。
吕出这次回来，生活非常困难，一贫如洗。我们虽然也不富裕，但比他要好些，他是为我们怠工而受了苦，自己很感内疚，经常询问他解放区的情况。他向我们介绍解放区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平等友爱，官兵一致等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抗日政策、土改政策、解放战争胜利的局势，党的优待俘虏等政策，使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都很向往。有时我们便抱怨他：解放区那么好，你回来干啥？开始他总是笑笑，默默无言。后来，有时我们追问得急了，他只好说：“我也不是自己要回来的。”他接触我们则是有意识的，很注意观察我们的思想动向、言论、生活。我们当时很喜欢看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他也经常看这些小说，为了和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些作品，启发我们的革命觉悟，时间长了，感情就更融洽了。我们也看出吕出是带有任务回西安的，大家心照不宣，互相更为亲近了。
1948年秋韩城解放后，吕出和薛浩然准备去韩城找组织联络，因为薛浩然原籍在韩城。我们在一起商量，本来我们都争着想去解放区，但考虑如果都走容易暴露，便商定他们先行。当时还有一位姓师的小学老师是薛的同乡，也准备一同前往。研究决定都以学生回家探亲的身份为妥，由师老师为他们两个人弄到了两个身份证。薛浩然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买了一只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吕出把他的被褥等搬到我家拆洗整理。一切准备就绪后，9月的一天，吕出穿一套半旧中山装，薛浩然穿了一件长袍，我们把他们三人从我家一直送上火车。我给他俩人写了一张字条：“请不要忘记这里的干柴”（意思是我们像干柴一样，等待革命的火种来燃烧）作为临别赠言，依依惜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他们走后不久，敌人便发现他们不见了。通信连来人问我：“吕出到哪儿去了？”因为吕出是华县人，当时华县还未解放，我就泰然回答他说：“可能回家了吧？”薛浩然的电台，正是陪同特务工作的小电台，薛去镇安执行任务回到西安，在尚未接受新任务之际，借此空隙离开的。特务组长找到我家里几次，敌人知道我们几个人来往密切，便急促地追问：“薛浩然不是在你家吗？最近到哪里去了？”我随便答道：“好像上星期还在一起看电影来着，这两天没见。”我当时考虑既不能把不见他们的时间说得太长，也不能把时间说得太短。说长了怕加深他们的怀疑；说短了，怕敌人继续追问查找，千方百计为他们的安全着想。
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是情同手足，感情很深。他们一走，我像失魂落魄，的确不是滋味，坐立不安。只有李福泳、赵继勚常到我家，共同叹息，我们留下来太苦恼啦！整天盼望他们的消息。
他们三人从华县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去韩城。一辆马车大约坐七、八人，除他们三人外都是去解放区做生意的，大家带有染料、茶叶等货物。吕出和薛浩然对于应付国民党检查哨卡都有一定经验，师教员却有些紧张。薛浩然的电台因陪同特务工作过，他知道路途上这几个县的特务组长姓名。到了一个国民党前沿哨卡，停车盘查，那位教师十分紧张。哨兵上前喊道：都下车，要检查啦！薛浩然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坐在车上不动，非常傲慢地对哨兵说：“你们是XX组长派来的吗？车上的货全是我的。”这些特务一听是问他们的上级，便殷勤地上前鞠躬，对他们所乘的马车也没有盘查，也没有抽拿车上商人的货，便顺利地通过了。到了城门，薛浩然确实见到了这个特务组长，薛浩然向他高声说：“我有点货到那边看看，回来见。”特务组长也未深究，以为他是到解放区搞特务活动，便顺利放行。车夫和其余几个商人都以为他们是从事特务活动的，不再给他们说什么。
到了韩城，首先碰到了秦波同志，他接待了他们三人，让吕出和薛浩然留下了解情况后，准备把他们再派回西安，并让薛先回家看看老人。薛浩然回家见到他哥哥，他哥哥喜出望外地说：你回来得正好，高步林同志早已和我商量妥当，要你在西安为党工作。即带薛浩然去见了高步林同志。薛浩然把他所知道的特务组织情况和我们几个要求参加革命，吕出1947年从河北解放区派回等情况一一向高作了汇报。高步林同志经过几天动员安排，明确指示：“你们的任务，一不是搞宣传，二不能随便发展组织，不要发生横的关系，由组织分别派人联系，主要任务就是搞情报。”并指示我们有关工作方法：态度要灰色一些，不要闹事、顶碰，为自己创造便于隐蔽的环境，以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他们走后五、六天的一个晚上，薛浩然突然来到我家，当晚李福泳、赵继义也正住在我家。薛的到来，让我们又惊又喜，连连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吕出呢？”他只是为难地连连推说：“以后再慢慢谈吧。”接着他便询问走后有关查找他们的情况。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由于外勤工作的纪律，不允许他随便暴露意图。第二天天刚亮，吕出也回来了，大家又团聚在一起，我们还是一再问他们到底为什么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吕出就说：“我们是回来工作的，已经和组织联络通了，参加革命看在哪里发挥作用大。”并动员我们大家在解放战争中一定要立大功，解放的时间不会太长啦！但互相之间不要发生横的关系，等待组织派人联系。大家听了十分兴奋，望眼欲穿地盼望组织立刻派人来和我们联系，马上投入革命的怀抱。
接着，我们便研究下一步对付敌人的对策：
为吕出，我们先散布出空气，说见他这几天在打牌，并说他把被褥搬到我家拆洗，没有在电台住。事实上他走前，我家确实给他拆洗了他的被褥，邻居也都可以证实。
为薛浩然，薛回来时带回了一些葱，在火车上碰上了通信营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问他干什么？他举着葱做了个鬼脸说：“买点葱，赚几个钱花花。”因为当时国民党下层工作人员受上层军官的剥削，生活比较贫苦，常有些做短途生意养家。他这样说，没有引起敌人任何怀疑，两人就这样瞒过了敌人的追查，都回到原电台工作。
我们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上级派同志来和我们联系，不久，高步林同志便派来了薛浩然的哥哥、高孟吉（高健）、张永才、高勉斋等同志来和我们联系。初开始收集敌人情报有敌军政机关的电话号码、驻地城防攻势图、胡宗南各军师驻地、电台分布情况、波长、呼号等，由组织派交通传递。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感到交通传递太危险，便决定设法用电台联系，高步林同志派人送来了密码。
我当时在胡宗南司令部联勤总台114台任报务员。我们这个台有台长一人，领班一人，报务员三人，任务是与解放区和国统区交界地方的小电台联络，而这些小电台是准备一旦解放后，便作为潜伏台留在当地的。李福泳是另一个电台的台长，他有权安排时间和人员，联络比较安全，便决定由李福泳的电台联系。
敌人有一个侦察台，设在西安小南门内大油巷。侦察台的任务：一是对敌内部，侦察敌人内部所有电台是否按规定的呼号、波长进行工作，有无和共产党秘密联络的情况，发现疑点，便进行侦察破获；二是对解放区，每天抄录解放区发出的密码电报，因为抄录上万字以后便能测译出密码来。敌人的侦察台对我们几个人的电台所有的波长、呼号都进行过登记，全能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向解放区发报，又要逃避敌侦察台的侦察。于是我们商定仍沿用李福泳电台的波长和呼号，只是当我们的同志值班时在他的台呼叫“CQ”时，后面多呼一个“Q”字，这样使敌人难于辩别。只要听到有“CQQ”的呼叫，解放区的电台便明白是我们的同志值班了。并通知解放区，使用国民党被打垮的一个电台的波长和呼号，由李福泳第一个联系成功的，薛浩然也利用敌台和组织联络通了。我的电台则是通过李福泳的电台联系，采取每天凌晨两点或六点定时联系的办法，因为这两个时间敌台电报任务少，而且敌人正在睡懒觉，不容易被发觉。我和王冠洲同志每天凌晨两点或六点都能上机值班，第一次是由王振寰同志联络通的。
为什么要改用定时联络？这是接受了李福泳电台的一次教训。有一次不是李值班，组织给我们发来一份电报，敌人的报务员收到后把电报送到机要室，并作为新闻传播说：“今天‘某某小子’又出来了，真他妈的怪事，他们不是早被打垮了吗？”我们当时心里一惊，不一会儿机要室把电报退回来了，说是译不成文，让重新核对。李福泳立即向机要室说明作为野电处理，顺手把电报仍进了纸篓，以掩人耳目，总算渡过了这一危险。
1949年2、3月间，吕出转到裴昌会兵团通信营工作（地点在三原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吕出让我也设法调去。通信营营长董应武是个既反动又奸滑的傢伙，由于吕出过去骂过他的上司，开过小差，提意见尖锐，董对他没有好感。对吕施加压力说：你来我营，必须老老实实，不得闹事，否则，后果自负。我们为了骗取营长的好感，能把我调过去，一方面给吕出写信时有意在信中称赞董应武，并劝吕与董搞好关系（董对报务员的信件都要进行检查）；另一方面借过节给董应武家里送些礼物。果然，董应武很快答应我到裴昌会兵团通信营，并表示以后有缺额时一定让我当电台台长。我去后，和王振寰同在一台，同住一间房。台长住另一间房，收发报都比较方便。
对于一个报务员来说，一般多熟悉收发报，对译电和收集情报，我们却是外行，但由于革命的需要，共同努力去完成既收发报，又收集情报的任务。为了收到准确的情报，我们设法和译电员许鼎臣、崔义生拉同乡关系，请他们到我们的房子来玩牌，并有意让他们赢钱，激起他们的贪欲，在玩牌中探听情报。崔义生不爱动脑子，有时因记忆不准，提供的情况与事实不太相符，比如部队的驻防等等。吕出同志心细，知识面也广，他常常提出反问，或者又经过详细查证核实，准确无误后，再拍发出去。许鼎臣记忆准确，但比较谨慎，开始守口如瓶，我们便观察他的爱好，经常陪他出去玩，逐渐取得他的信任，以后他们便成为我们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者。
为了防避敌人怀疑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我们学拉二胡、唱眉户剧等。尽管拉得不好，唱得不好，但为了掩人耳目，以为我们在一起娱乐，实际是碰头交换情报、译电报、研究工作。
1949年4月下旬，我们随裴昌会司令部从三原撤到咸阳，我们先找到一个大商号的楼上有两间空房，仅有少量行李衣物，准备把电台架在这里。不料，一会来了一个人，似乎很有点来头，要我们让给他住，我们坚决不让，他去找了敌司令部，命令我们搬出。虽然我们没有住进此房子，但暴露了这个特务机关，我门立即将此情况电告延安。
于是，我们又找了一间房子，既是工作室，也是宿舍。台长和我们几个都住在一起，使我们发报很不方便。一天凌晨两点，我正在和组织联系，台长起来小便，见我在发报，便问道：“你向哪发报？”“是校对报，不是发报。”我泰然回答。因为敌台发出的电报，对方未听清楚，常常询问，核对正误。所以我说“校对报”，台长也不怀疑。待他走过来时，我早已把正发的报文夹进已发过的电报中间，似乎真是在校对报。这些，我们平时早都有准备，早作提防的。每次我们向解放区发报，都使用敌人发报时用的同样规格的电报纸，使敌人难于发现。
5月19日，我们几个人正围在一起玩牌，通信营营长董应武惊惊慌慌跑来通知我们：“快！快！快！赶快收拾机器装车，撤！”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接到组织通知，命令我们随敌军西撤。于是我们便急急忙忙装好东西，赶到宝鸡益门镇。
在益门镇找了一个套间大房，台长住一间，我们住在架台的一间，当时敌人已是节节败退的形势，每天我们都向延安发去情报。
6月初的一天，译电员崔义生突然跑到我处，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从6月X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起，我们要大反攻了。”我们有些怀疑，认为敌人正在败退，怎么会反攻呢？我便装着高兴的样子反问他：“你不要骗人，如果真的反攻才好呢，我们不就可以回西安老家了吗？”他为了吹嘘自己，便认真地、一五一十告诉我们他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布置军事行动，胡宗南部队由西向东反攻，马鸿逵部队是由北扑向咸阳。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吕出让我立即拟好电文向组织发报，我当晚便顺利发出：“6月X日，胡、马匪军反扑西安、咸阳。”第二天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吕出，吕出批评我说：“发报又不花钱，你怎么不说详细些。”于是又详细拍发了一次。记得在敌人反扑前三天，组织便已收到我们的这一电报。当时我们西北大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西北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已从延安迁来西安，边区保安处的情报部门立即告诉了西北野战军，使我军得以从容部署，选择有利阵地，布置了一个口袋，设置了重武器，诱敌进入我埋伏地段，大炮机枪一齐开火，使马匪丢下一片尸体，惊慌逃窜。从此，马匪骑兵再也不敢目中无人，横冲直撞了。敌人这次反扑，便以失败告终。当我们得知提供的情报收到了效果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对革命做出一点有益的事情。
敌人失败后，马匪败退到甘肃一带，胡匪再度西逃，一直渡过漆水河，在扶风、眉县一带停下来休整。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到7月10日开始了扶眉战役，这是西北战场带有关键性的一战。11日解放军已完成包围敌人的任务，12日战斗打得最激烈，把敌人完全击溃了。当时敌军的布署是：马鸿逵、马步芳两部，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裴昌会担任武功以西，渭河南岸“袋形地带”的守备。他们设想如我军用主力于西兰公路，马家军即后退旬邑、彬县而固守麟游，胡宗南部则由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家军，形成夹攻之势。如果我军主力向扶风、武功方面，胡匪部队即撤退至千河西岸固守，马家军即由麟游南下，攻我军侧背，把我军包围在他们的“袋形地带”加以歼灭。敌人的算盘打得颇为精明，也很毒辣。裴昌会当时是前线指挥官，开始敌人还不知道是我们的部队迂回到敌后进行战斗，12日进入激战阶段，裴昌会的电台和敌前线的电台联络都中断了，裴怀疑电台台长有问题，要把他关起来，让通信营营长董应武到各台去监督，实际是激战中有的电台很快垮了，有的忙于应付前方军事，来不及和后方联系。12日下午四、五点钟以后，从扶眉方向已陆续有国民党的游兵散勇退下来，我和吕出到公路上去问一些败退下来的士兵，了解战斗进行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番号等，立即向延安发报。
扶眉战役一共不到两天（7月11、12日），一战下来，裴昌会指挥的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个师、两个独立骑兵旅约十万人，就大部被歼，只剩下残兵败将不到两万人，逃进秦岭。
战后，胡宗南、马步芳相互抱怨，马步芳抱怨胡宗南部事先不通知他们就闻风逃窜，使他们的部队几乎被全歼。胡宗南则抱怨马步芳，说马家军撤退，也没有通知他们，解放军从马家军的防区插了进来，结果把他的几个精锐军弄完了。119军军长王治岐也抱怨说：西安绥靖公署战前一点情况不给他们通报，使他们三个师“糊里糊涂开上去，糊里糊涂被消灭。”
扶眉战役前，张继组同志给我们一个电报，如战斗中一旦被俘，让我们立即找我军18兵团联络部XX同志联络，协助我们继续随国民党部队后退，不要停下来。果然扶眉战役很快以我军胜利告终。敌五兵团13日通知让我们撤退。我与吕出和王振寰立即把电台装在指定的一辆卡车前头，三个人并排坐在机器箱上，带着李福泳给我们的密码（一本地图和电码本）。我们想，只要我们人在，机器在，就能和延安联系。
从宝鸡撤向双石铺的二百多里路途中，我是亲眼看到了国民党覆灭前夕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景像，当时真是一片混乱，有扶眉溃退的士兵，有司令部撤退的大卡车。公路上残兵败将密密麻麻，像搬家的蚂蚁，使汽车无法前进，败兵们都蜂拥往卡车上挤，不让上就开枪。车下互相撕打拼斗，咒骂不断，满身的硝烟尘土，满脸的惊恐疲备，遗鞋掉帽的，横躺竖卧在公路边，已是乌合之众。我们坐在车箱前面，看到车头前的横档上，车门脚踏板上都挤有十四、五人之多。汽车如乌龟爬行一样，直到天色黎明，四、五个小时才走出益门镇一、二十公里。听到宝鸡方向轰轰两声，炸毁了宝鸡南渭河大桥，南面山峰顶上还不时传来冷枪的嘶鸣声，于14日退至双石铺。
国民党军队8月13日刚从宝鸡撤退，14日我们的部队就解放了宝鸡。这时我们的兵力往天水方向进攻，因此，裴昌会才有喘息的机会在双石铺停留一段时间。
胡宗南在双石铺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扶眉战役失败的原因：一是内部相互扯皮，互不配合，各自企图保存自己的实力，矛盾重重；二是不了解共产党的情况，不能做到知己知彼。而共产党对敌我双方则了如指掌，自然能百战百胜。一方面总结，一方面布防秦岭，对于被打垮的部队进行休整，还有点战斗力的便作为秦岭的布防力量。
在双石铺有几件记忆较深的事：
难忘的时刻
1949年8月初的一天凌晨，我收到延安发来的一封电报，当时我们发去的电报多，组织给我们的电报少，收到电报后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又不便在报务室译电，心急如焚地等。早饭后，我和吕出带上密码本向双石铺东北方向山坡上沿小径缓缓走去，装着散步的模样，约有一里路程，在一块平坦的包谷地的地垄旁坐下，开始译来电。当译出“由张继组、袁心湖介绍吕出、徐学章、薛浩然、李福泳加入共产党，有何意见望电复”时，我和吕出四只手紧握在一起，对视着、沉默着，迸发出炽烈的光。这是激动的光，相互鼓励的光，准备献身的光。我高兴得就像飞上了天。我们商定晚上用我们四人的名义立刻向延安回电，同时通知李福泳和薛浩然，告诉他们延安来电的内容。
“没有发报纸怎么办？”吕出说。
“我马上去取，你等着。”我边说边跑。一里多的山间小路，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像飞一样顺坡而下，直跑到机房偷偷取了两张电报纸，回到吕出身边，公公正正地写下了两行字：
“我们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以生命为党工作。”并建议接收王振寰同志入党。这是我们的复电，也是我们的入党誓言，站在那起伏不断的山川中，遥望东方湛蓝的天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党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将不惜一切牺牲去报答党，我们开始了生命的崭新的篇章。
姚守轩被捕
姚守轩原和我们是七分校的同学，他和李福泳同在胡宗南司令部电台当报务员，他们关系较好。在西安时，李没有和我们商量，曾谈过让姚参加地下工作的事。
我们入党后几天，突然接到李福泳来电（当时他们电台在汉中），电报内容是：“姚守轩被特务机关逮捕关押，下落不明，情况紧急，你我设法迅速离开。”在接到电报的同时又接到他的电话，询问是否收到电报。吕出、王振寰和我立即在一起商量，分析认为：
一、抓姚守轩，不一定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因为姚是李发展的，如因此事被捕，首先应抓李。
二、李福泳处境困难，电报看出他很紧张。
三、如果我们离开，敌人马上会发觉，马上会组织追捕，后果可能更严重。便决定给李回电，稳定他的情绪。内容是：“姚被捕，不一定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务必镇定，我们决定不走，万一为革命牺牲也是光荣的。”
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一、万一李福泳被捕，吕出、王振寰都可能被捕，我的危险性较少，因为通信营营长对我印象好，认为我老实本分。如出现问题，决定由我把情况告诉组织。
二、清理毁掉过去的电报底稿。改变过去将密码本（地图）带在身上的作法。当晚需要发报的底稿，隐藏在楼房的烂顶蓬内，不随身带，以防万一。
三、无论谁遇难，对党绝对忠诚，不暴露任何秘密，只能承认是同学朋友关系。
就在这时，薛浩然从两当地区回到汉中，经过双石铺，我们便把姚被捕的事告诉了他，让他回汉中马上了解姚被捕的原因及关押的地点，并设法通知姚不要乱供，同时安定李福泳的情绪。
薛浩然到汉中后，他以同学身份去探望了姚守轩，了解到姚被捕的原因是因为姚开小差跑到胡宗南司令部电台，以后被姚原单位领导碰上，便通知特务机关把姚抓了。不久，通信营便将姚保释，渡过了一场“虚惊”。
给敌台制造障碍，使敌台中断联络
吕出的电台是负责裴昌会司令部与马步芳司令部之间的联络的。从1949年5月20日到9月底离开双石铺的四个月期间，我们一直使敌人两军之间无法联系。吕出的报务技术是佼佼者，事实上，他有时也听到马步芳电台的回答，但当对方一出来，他马上就打“99”或“！”，这是骂人“滚蛋”的意思，也就被骂回去不吭声了。有时则不按规定时间、呼号、波长乱呼叫，使敌人电台失去联络，这使裴昌会非常恼火。9月末，敌人要布置“秦岭反击战”，为了加强两敌军之间的配合，接受扶眉战役电台中断造成的严重教训，裴昌会下令必须和马步芳部队取得联系，于是通信营长董应武亲自上阵。老奸巨滑的董应武要上机了，如果董联络通，不仅暴露了前一段我们是有意设置了障碍，而且增强了两敌军之间的协同配合。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在董联络收听的同时，我就开机呼叫，进行干扰，使他无法听清。董马上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停止呼叫，但过一会儿，我又继续呼叫，他又来电话：“怎么搞的？让你停止！停止！”凶相毕露。我不紧不慢地回答他：“董营长，有火急电报，你看发不发？”他怕负责任，无可奈何，只得让我继续通报。就这样，他白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始终没有联络通。
击溃敌人的“秦岭反击战”
8月中旬，敌裴昌会司令部各电台同时收到机要室送来发往各军师的长文电报，这是敌人要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先声，我们三人随即向许、崔译电员了解，原来是敌人已经侦察清楚宝鸡、天水解放后，解放军主力已西进将至兰州，后防空虚。胡宗南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双石铺向北攻打宝鸡；另一路向西经两当、徽县攻打天水。敌人正规军、地方武装倾巢出动，定于8月25日开始“总反攻”。我们便约崔到我台详谈。由于涉及军队很多，崔对敌军方位、调防路线讲不清楚，就在我的床上拿着铜钱摆阵势说具体情况，但仍有不少环节不清。又去找许对疑点一一核对。吕出又到有线班总机上了解敌军前线各部驻地变化情况，弄清敌军全面行动布署。敌18兵团之38军、65军、90军及119军、36军、48师（地方杂牌）、骑2旅、骑兵、炮兵、机械化、战车等等。定于8月17日左右出发后，组织对有关敌军番号、布署地点、行动路线，接连三次来电查询具体情节（因其中有几支敌军是第一次调归裴指挥），我们均及时答复。在这些天中，双石铺十字交叉的公路上，我们天天看着敌军向西、向北开去。我们三个人不停地去查问打听每日过往兵种、番号，敌步兵、骑兵从我们眼皮下过去，天天向组织报告。直至“总攻”日期已到，敌军前线各军、师已经向裴司令部报告“前进”一、二天之后，前线仍十分平静，双石铺仍有敌军陆续开往秦岭。组织再次来电询问敌军“总攻日期”。经了解原计划没有变动，即复电仍为8月25日。前线战局发展如何，我们时刻都在观察探听。突然，于8月30日早饭后发现从秦岭方向有敌人骑兵退了下来，接着便是步兵退下来，杂乱不堪，愈退愈多，丢盔卸甲，争相逃命。见此情景，完全明白解放军又打了大胜仗，我们心中都发出胜利的微笑。裴昌会司令部已乱作一团，下午2时许就都上车后退，当天晚上撤到留坝，上下互相抱怨，怨声载道。有的说司令部本身泄了密，说是双石铺妓院比司令部早三个小时就离开。从裴司令部作战参谋处了解到，在敌进攻前确实侦察到宝鸡、天水一带无重兵把守，而是前几天用火车急运解放军一小部分到宝鸡下车潜入秦岭山区内。“总攻”第一、二天进展“顺利”，先头部队已到达宝鸡益门镇，8月30日凌晨，解放军突然从敌军司令部背后迅猛进攻，打下了观音堂、大王山。解放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手榴弹、机枪向山沟直射。敌人的步兵、骑兵、炮兵、机械兵被堵在山沟内，争相逃命，败退下来。解放军在山头上追击，比山沟内的骑兵跑的还要快。这一冲击，直接威胁到双石铺裴昌会司令部的安全。敌各军、师指挥失灵，前进到宝鸡的敌军也匆忙后撤。敌人的“总反攻”成了大失败，敌秦岭防线全面崩溃。五、六个师全部垮啦！敌作战参谋讲：“汉中绥署早就天天在电话上指挥要战报。失密了……完了，全完了！”听后，我们心中暗喜，解放军打了大胜仗，我们的情报也发挥了作用，深感我们的情报一字一句都有重大责任。关于敌军总攻日期，经我们再三向裴司令部各方了解，仍认为原计划没有变更，后又向败退下来的敌军师电台报务员了解，才找到答案。敌军前线军、师部在“总攻”开始第一天命令向上级发报进军后，即令电台全天停止与裴司令部联络，第二天再报进军“速度”。实际有的原地未动，有的前进一、二十里就停下，都统统不前，唯恐遭受解放军伏击，结果大部队行动都推迟两、三天不等。敌军“总攻”日期实际推后了，为解放军奇袭创造了有利时机，敌军迅速败退。由于解放军没有大部队追击，裴司令部又得以在留坝苟延残喘月余。
解放军乘胜追击，敌部队节节败退
裴昌会五兵团在留坝住有月余，改编为七兵团后，入四川退至广元。敌人仍在不断拉兵拉夫，筹集粮饷，祸害人民，欺骗青年学生随敌南撤，补充兵源，忘图垂死挣扎。12月间，我解放军已在大西南形成坚强的包围圈，切断了敌人向西南逃窜的去路，11月底重庆已经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分三路包围成都。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8兵团开始大举南进，裴部12月13日自广元撤至绵阳。自双石铺撤退以后，我们就有意识动员劝说一些人开小差离开敌军，到绵阳时已有批量敌军官兵逃跑。通信营营长、机要室主任、作战科科长都溜之大吉。12月20日向德阳撤退时，沿途敌军上下失去联系，溃不成军，裴不得不停下车来，让参谋去向路上败退的士兵询问敌军番号、军、师长下落等，仍妄想率其部残兵败将到成都方向向胡宗南靠拢，合力从西南逃奔国外。在我地下同志李富奎的阻拦下硬把司令部撤退的汽车引向德阳西30公里处孝泉镇，经过巧妙的安排，在解放军军事、政治攻击下，才迫使裴同意找解放军18兵团谈判起义。
坚持最后一分钟
裴昌会答应起义的消息一传开，敌军司令部内上下欢心鼓舞，李富奎已公开身份，出面协助解放军办理有关起义事宜，我们即电告组织裴部准备起义的情况，要求新的任务。组织复电：“坚守岗位，均不得公开身份，具体任务另告。”裴于22日晚带领司令部参谋、机要、电台、警卫人员等分乘两辆小吉普车，四辆卡车又返回德阳与解放军18兵团商谈起义。在谈判进行中，24日裴叫译电员许鼎臣为他密译一电，送电台发往胡宗南司令部，要求限期即刻发出，发后原电稿退回机要室。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三人即找许了解电文内容，许只是笑而不答，吕出给他提出三种可能：一是裴向胡表态起义是被迫，再次向胡表忠心，留条后路；二是请求胡照顾他已撤到台湾的家属；三是向胡透露解放军的动向。许听后不置可否，一返常态对电文丝毫不讲，引起我三人的怀疑。同时认为许鼎臣大概已向裴作了保证不向外讲，一时也难追问出来。认为裴在起义谈判中，发此秘密电报，肯定对解放军不利。怎么办？燃眉之急，我们三人赶到电台，见台长值机正在呼叫，尚未联系通，电报发不出去，十分着急。我们假意告诉敌台长说：由我去用报话台帮助他呼叫。后谎称我已用报话台与胡宗南司令部联络通，让将“急电”拿来由我代发。我假装开机发报，最后在电报底稿末尾写明发出日期、时间、签名，完成了“发报”手续”，并偷着抄了一份，然后把原底稿退回机要室，机要室将此销毁。
1949年12月25日，裴昌会以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第七兵团司令名义率部万余人在德阳起义，宣布后仍回孝泉镇待命。过了元旦到元月下旬，按规定行军到中江接受解放军整编，军代表已经到任。1950年2月初接解放军18兵团司令部来电：“调吕出、徐学章、王振寰回司令部学习，调李富奎回部汇报工作。”四人同行两天赶到成都解放军18兵团司令部，由边区保安处派往成都站站长严夫同志接待，向严夫同志汇报了工作，并将那份抄下的密电交给严夫。严待我们很热情，见我们仍穿着国民党旧军服，要给我们每人新做一套衣服，我们婉言谢绝说：等回到西安后再换吧。严留我们三人与他同住，条件虽差，但同志情谊十分亲切，像回到家一样温暖。三天后，把薛浩然、李福泳也接来和我们同住。见面后，大家都很激动，李福泳同志热泪滚滚，竟说不出话来。薛浩然告诉我们：成都解放前半个多月，李福泳同志已与解放军18兵团司令部取得联系。成都解放后，他和薛浩然两人天天跟踪留下的特务，及时报告军管会。特务为了逃避跟踪，有时一夜更换几个住处。白天在街上，一会儿挤进有名的酒楼，一会儿乘车溜到郊外，他们两人昼夜不停地追踪，李从不叫苦叫累，就靠两条腿跑，身边连吃饭的钱都不够，只得老去一家清真食堂，因那里餐厅中间放有一大盆不要钱的“清汤”。他们买几个大饼，喝点不付费的“清汤”，跑远了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薛浩然风趣地说：“反正我俩穿了身丘八皮，丢人也是国民党的。”
胜利归来，继续奋进
在严夫同志处住了一星期，留王万顺在成都站电台工作。严派了一辆轿车、一辆吉普车送吕、李、薛、王和我五人回西安。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晨回到西安军政委员会联络处，张继祖同志见到我们一一握手，热情地叫着我们的名字。虽然我们未见过面，但他从工作中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特征，一眼就看准了谁是谁。给我们编了党小组，指定吕出为组长（因大家都未转正），并同意马上接收王振寰入党。领导我们总结工作，准备再让我们打入敌内。后因西南解放战争发展神速，1950年3、4月间，国民党残部多被消灭或逃亡。春节后，我们分别分配到西安、青海、新疆等地情报站工作，在祖国的高空又开始了红色电波的传送。
（根据1984年10月新疆座谈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