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
我参加革命的经过
记忆是一条彩色的河，河里有许多美丽的浪花。对于37年前的一段战斗历程，常在我的心头荡起怀念的波纹。说起来，还算是一个英勇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7年农历8月15日，我的故乡——韩城县第一次得到解放，当时我虽然在国民党统治区胡宗南总部电台当报务员，但我内心在暗暗欢欣鼓舞。可是时间很短，敌人又反扑回去了，革命人民又在遭秧。阳历10月下旬，高勉斋同志到西安来了，我们在东大街关中旅社见的面。
高勉斋同志和我是一个村子的人，年纪比我大六、七岁，我称他二哥。他曾在定边聚茂杨商号当过店员，1944年和临镇情报站石志文等同志发生关系，担任交通。1946年在韩城和韩宜支队任江彬同志发生关系，接受任务，来西安找关系。勉斋同志往返韩城与西安之间，采购物资，做生意，经常来我处，我也托他给家中捎信，捎东西。这次我见了他后，我说：“二哥，你为什么不在家乡打游击，跑到这里干什么”？接着我给他谈到胡宗南部队在陕北战场失败的情况：整团、整师被解放军歼灭，虽然国民党部队到了延安，但共产党是主动放弃延安，作战略转移，兵力没有任何损失。并给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指出国民党一定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太久。勉斋同志看到我态度明朗，同情革命，才告诉我他出来是有任务的，组织上让他到西安了解情况，发展组织。我表示准备回解放区参加学习，他说你先不要回去，组织上急需找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工作的对象，并告诉我步林同志也从陕北回来了，让打问我在什么单位。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愿意接受任务，提供情报。
1948年农历正月14日，韩城第二次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高步林同志担任县保安科科长。高勉斋同志回去以后，见了高步林同志，将我的情况和政治态度向高步林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高步林同志非常高兴，于1948年3月初派高勉斋同志到西安找我，我们在西大街社会路同乡高德宏的纸烟铺接头，步林同志亲自给我写的情报调查提纲、密写代号等，让勉斋同志夹在鞋底中带来（提纲写在一片纸上，字很小）。
根据情报提纲，我能搜集到的都一一告诉了勉斋同志，请他牢记，并给高步林同志写了几句话，大意是：
“四哥：来信收到了，内情尽悉。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尽我的力量工作，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高勉斋同志还传达了高步林同志的意见：希望我能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信任，打入要害部门，取得重要情报，不希望我马上回去。
此时，胡宗南总部机要室主任王微正在酝酿从通四团抽调一批报务员，到南郊兴善寺举办小型特工机器使用训练班，然后配属胡匪总部情报处情报小组，到未解放地区进行潜伏。我请勉斋同志将此情况向组织请示，如果同意，我争取参加兴善寺训练班学习。
高勉斋回去不久又来西安传达组织指示：同意我到兴善寺训练班学习，服从二处分配，争取信任（大意）。
在文化革命中，查出1948年4月24日西北局社会部曾指示：“让11号在兴善寺坚持学习结束，服从二处分配，长期潜伏，取得信任，从敌人内部给我方供给情报。”
11号是组织上给我的代号，化名孙健，我原名高孟吉。
据高勉斋同志自己回忆，自1948年至1949年期间，组织上派他往返韩城——西安之间数十次，每次都带回许多重要情报以及密码等，这些情报和密码大多都是由我提供的。
深入虎穴，猎取重要情报。
发展组织，为建立空中联络创造条件
西安绥署机要室在兴善寺举办的小型特工机器学习班，由通讯兵第四团一营副营长程再颐负责。根据组织的指示精神，我虽然当时未明确告诉薛浩然同志是组织让去的，但我和他找程再颐要求到兴善寺学习班学习，以便打入敌绥署二处情报部门，争取信任，猎取情报。
兴善寺学习班于1948年3月中旬开始，时间原定一个月，主要是小型特工机器使用。有人将机器带到王曲、华县等地和西安联勤总台144台联络，并未讲什么东西，由程再颐简单说了一下机器的使用方法，就让带上出去试机。抽调的人员也是陆续来的，有的三、四月来，有的六月才来。能记起的，约在同年七、八月派我和薛浩然同去，各带了一部机器分别配属二处一个情报组，他到镇安，我到柞水，我配属的那个组长叫赵维富，山西人。我配属的这个组到柞水县未停，因那里太荒凉，再加上我已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和西安一次也未联络通，我说只听到对方电台的呼号，回答对方听不到。因而我们又到镇安和薛浩然他们那个组在一起，呆了二十多天，我以机器出故障为由，前后不到一个月，我又回西安了。
1948年的10月上旬又让我带了电台，配了一名报务员李志兴，河南人，到商县。配属的情报组长还是赵维富，目的地是豫、陕交界处的朱阳镇。10月16日到商县，住在那里拖时间，不愿前进。11月5日接到高勉斋同志从西安来的电话，让我回西安，他刚从韩城解放区来，有任务。同时接到吕出的电报，说准备11月8日到解放区去，邀我同行。这时我真心急如火了，多么想一下子飞到西安啊！但特务组长赵维富不准假，因为在柞水、镇安跑了一圈，未联络通，主子意见很大，我也怕引起特务怀疑，不敢翻脸大闹，暂且压住我满腔的怒火。我虽然每天和那些家伙在一块玩，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各自心里都绷得很紧，心照不宣。我的眼睛、耳朵时时都在暗地里注视着特务们的动静。我只好给勉斋、吕出回了电话、电报，让吕出他们先行，到韩城县保安科找高步林同志去；让勉斋等几天，再来电报，另找理由催我一下。由于等不着我，高勉斋只好先回韩城，这次他回去也把吕出、薛浩然二人的情况向保安科作了汇报。未停几天，保安科高步林同志又派他到西安，要我千方百计能秘密回一次韩城，当面汇报工作，接受任务。特别对于电台联络中的一些问题，要和我当面研究，并说林伯渠同志到韩城对此也十分关心。勉斋同志到西安后，12月4日给我拍了一份电报，说我母亲和爱人也到西安了，我心中当然知道这是谎言，但我以此为理由和特务组长赵维富针锋相对，准不准假我都得走，他也无可奈何。于是我把电台交给报务员李志兴。收拾了一下，12月6日从商县起程，9日到达西安。
到西安以后，我到北大街我们同村高铭斋的商行找到高勉斋同志，他给我谈了以上情况，并要我设法把自己调到北边，靠近解放区的地方好联络。为了保密，勉斋同志在东大街关中旅社包了一个房间。我们反复研究：到底怎样才能找理由回解放区一次，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后再回西安，又不被敌人发觉，做到两全其美。经过两天两夜苦思冥想，我们想出了一个欺骗敌人的方案。
这就是我要主动给二处说：“我愿到韩城解放区潜伏。我是韩城人，情况熟悉，我表兄高汉卿（高勉斋的化名）往返韩城与西安之间跑生意，沿途人熟、路熟；我姨表弟解常恩是脚户，有骡子一头，可到边界接电台；我外婆家在解家岩，三面临沟，和孤岛一样，很安全。我可以通过亲戚、同学收集情报……。但现在不能带电台，先回去侦察地形，打通关系，约定接我们的方法，然后再出来取机器。”
我们编了这一套谎言，目地是回去向组织汇报工作，接受任务。若组织不同意这样干，就给二处说，我表弟不同意，外婆家也不同意架电台，搞不成。同时从特务口中知道，二处处长刘庆曾急于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但没有人敢进去，一般只能派到靠近解放区的边缘地带。由于我们分析透了敌人这种心理状态，才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设想。
1948年12月12日，我到西安绥署先找派遣组长谢旋，将我们编的那一套给他说了。他问高汉卿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关中旅社。他亲自到关中旅社找到高汉卿（即高勉斋），高按我们编的谎言给谢旋谈了，谢旋相信了我们的设想，经请示刘庆曾，刘同意我先回去看看，回来再说。
刘庆曾，江苏武进人，黄埔军校8期毕业。曾任胡部第1军、34集团军情报科长。1948年8月接军统特务金树云任西安绥靖公署二处处长。他和绥署机要室主任王微的关系表面合作，骨子里有矛盾。二处的电台报务人员不足，有求于王微，刘对王微自称“学生”，向王讨好，希望王微支持他。但王微将电台报务人员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可以借用，但不同意给他。而且为了扩充势力，搞了一批小型特工台，敲竹杠，向二处要经费，将通讯兵第四团的一些报务人员临时抽调出来，配属二处的兴善寺训练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搞的。
谢旋是二处少校派遣组长，很得刘庆曾的信任，成都解放后和我方接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我带电台去韩城的问题，听说他写过四次证明，与我说的完全相符，这也从敌人方面证实了我们的谎言骗取了敌人的信任。谢于1970年左右病死在狱中。
二处同意我先回解放区看看，我和高勉斋同志暗暗发笑，感到反动派已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他们不管能否成功，只要能派出一部潜伏电台到解放区去，就能向上级报功请赏。我们于12月14日由西安起程，带了一批情报，17日晚到达韩城。在保安科欢迎我们的有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副处长高仰山，韩城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保安科长高步林、史志春等领导同志，保安科以羊肉饸饹招待我们。我们真的回到了家，我们感到从未享受过这般喜悦。领导们一双双笑咪咪的眼睛看着我们，称赞我们机智、勇敢。刘文蔚书记对着我说：“你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我向首长们汇报了胡宗南在陕北被歼灭的情况，胡军内部思想十分混乱，普遍产生一种沮丧情绪，国民党已到强弩之末……。当我说到起劲时，一张张激动的面孔，一双双激情的眼睛在望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当我说到特务头子、敌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听信了我们编造的谎言，被我们愚弄了的时候，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边吃边谈，显得格外亲热。当天晚上入睡时已到半夜一点了，我就和步林四哥住在一个炕上，他将唯一的一床被子铺在我的身下，他睡在光席上。此情此景，一股暖流荡上心头，阶级情真比骨肉同胞还亲啊！
在保安科我写了几天材料，将我所知道的西安军、政、警、特情况以及我回来的前前后后情况都写了书面汇报。将在西安的吕出、李福泳、薛浩然、徐学章、赵继义等几个同志的简历一一写了单行材料。12月19日晚保安科派李福成同志送我回家。
12月21日，步林和我骑上骡子，带了两名战士准备上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及延安（边区）保安处当面向领导汇报请示。由于大雪纷飞，行至上井丰村，积雪盈尺，23日无奈又折回韩城。后由机要通讯将我的汇报材料、请示报告送边区保安处。我在保安科和家中待命，严格保密，不许和外面接触。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没有保密电话电报，派专人到延安请示工作，领导批示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到县上。步林同志告诉我，上级同意我们的设想，将计就计，将电台带进来“潜伏”，供得一些假假真真的情报，取得敌特信任，以便深入虎穴，猎取核心机密。另外，转来于桑（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兼黄龙地委社会部部长）同志1948年12月29日给我的一封信，全文如下：孟吉同志：
由步林同志转来您们的报告，我们阅悉，非常欣慰！
为了人民的事业，您们在过去和现在已经做了许多有益于伟大人民事业的工作，但今后更重要的工作，正等着您们继续去完成，希望您们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提高警惕，小心谨慎，为解放大西北，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特致慰问之忱（今后工作由步林同志面谈）！
阖家安好！
于桑
1949年12月29日
遵照党的指示，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我反复思考，写了一份对付敌人的口供《韩城归来》，约3000字左右，一问一答。演练回去后，刘庆曾怎么问，我怎么答，当然完全是编造的谎言。经过县委及保安科领导同志审查以后，同意我的对策，让我熟背，并实地演习，即由保安科副科长史志春同志扮刘庆曾，他问我答，演练了数次，直到我对答如流为止。史志春同志一再给我说：你的工作虽然不同于和敌人打仗，但也是和阴险狡猾的特务头子做斗争，千万轻视不得，一定要察言观色，机警沉着，随机应变，对付一切。遇到紧急情况，要机智灵活，断然处置，避免危险。
对于其他几位同志，组织上是作了认真研究的，一再让我介绍他们的情况。我说明我们这些同志，除了赵继义一个人是在铁路局工作的外，其他都是我们在电训班时的同学，从十四、五岁就在一起上学，毕业后又在一起工作，每天形影不离，不分你我，共同的理想又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在那样的年头，大家生活都很困难，工作环境又十分险恶，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没有一个人考虑个人的安危，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勇敢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因而是分不开的。保安科高步林同志最后传达上级决定：在我们那种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意我们这个特殊集体不受单线联系的限制。要我回到西安以后，代表组织召集吕出等其他几位同志开个会，说明今后一律归边区保安处领导，并告诉我方所需情报的范围和方向，希望尽快创造条件，从空中取得联络。
在我返回西安的前一晚，保安科高步林、史志春两位科长对我反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陪我到下夜3时才休息。
他们说：对于每一个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密，暴露其他同志。即使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也要经得起考验。步林四哥一再叮嘱我遇事要胆大心细，多动脑筋，多分析，沉着冷静。万一被敌人发觉，就是牺牲了性命，也不能把情报落入敌人手中，更不能暴露其他同志。我表示：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解放，死也是值得的。的确，那时候毫未考虑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着去完成任务。组织上当时计划考虑，如果顺利的话，10天左右即可返回韩城。
在韩城期间，在和这些领导同志接触的日子里，他们那种朴实的工作作风，联系群众的方法，生活上的艰苦等各个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告别年迈的母亲和新婚的妻子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是否能胜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前面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知道此去的危险，万一被敌人识破，那就性命难保，再也见不到慈祥的母亲和年青的妻子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做这种危险的工作。想着想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视线模糊了。我又想到我们有伟大的党领导我们，有英勇的人民群众在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想到这里我又信心百倍。
1949年1月10日，我和交通高勉斋同志由韩城起程回西安，和一名商人共雇了一辆马车，我们3个人坐着，踏着厚厚积雪向西安前进。我们带了一些《解放日报》，其中有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保安科魏进才同志带两名战士在百米之外护送着我们。出了南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太阳与白雪相映，分外光明。
11日黄昏我们到达黑池镇，当晚住在客店里，秘密见了高仰山、郝振中同志，他们又一再叮嘱我们小心，一定要提高警惕。
12日早我们出封锁线，保安科给边沿地带的解放军都打过招呼，因而没有检查就顺利出去了，魏进才他们在黑池镇即折回去了。我们的车子出了黑池镇，下了保宁坡，从窑洞里出来两个便衣，是敌军的谍报人员，让我们停住，在车上乱搜查，找出了一卷《解放日报》，就认为抓住了证据，扣住我们不让走。车夫和同车的商人都吓得面如土色。我将那两个家伙叫到一旁，取出二处给我的“PASS（通行证）”，告诉他们我是绥署的，两个特务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放我们前行。那个商人十分惊奇，他说：“世事真可怕，你两边都可以走！”我未表态。到华阴庙上了火车，下午4时到达西安。
到西安以后，我先从侧面了解了二处的动态。第二天见了谢旋，将带出来的报纸给他，有意让他看元旦社论，他约我1月14日见刘庆曾。
当天晚上我辗转不能入睡，怎样闯过这一关呢？刘庆曾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特务，万一识破了我们的计谋，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小事，暴露了其他几位同志，那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的损失呀！我横想竖忖睡不着。古城西安的夜静悄悄，但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一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再危险也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万一失事，敌人就是敲光了我的牙齿，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会吐半个字。
1949年的1月14日，天空阴霾密布，下着微雨，我迈着沉重的步履向北院门二处走去，约在上午10时，谢旋领我去见刘庆曾。刘的办公室陈设简单，墙上贴着作战地图，光线阴暗，显得十分森严。谢旋退出后，只留刘庆曾和我两个人，他象一位法官，让我坐下，谈我回韩城的经过，面孔严肃，没有笑容。我照《韩城归来》的口供，背诵似的谈着。在我谈的过程中，刘庆曾突然插了一句：“你到韩城什么人请你吃饭”？他这一问，使我的心情有点紧张，保安科请我吃过饸饹，他怎么会知道？这时虽然我心里惶恐，但表面沉着，想起临走时领导的嘱咐，党对自己的期望，我又鼓起了勇气。我说：“刘处长，什么人会请我吃饭？共产党若能请我吃饭，那我回韩城潜伏还有什么危险！”
我想若果他再不信任，我就不去了。因为我分析刘庆曾的心理状态，他巴不得很快把电台派到解放区去，好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他见我很冷静，找不出什么破绽，杀气收敛了，再未纠缠。我心中不由得暗暗发笑：你刘庆曾也是愚蠢的。我谈完了回韩城的全过程（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以后，刘庆曾同意我的意见。我提出不要其它任何人，我一身兼情报、译电、报务三职，他同意了。辞别了刘庆曾，我找派遣组长谢旋领机器、电池、密本、经费等。走出北院门，我松了一口气，总算闯过了刘庆曾这一关。
1月15日，我在革命公园召集吕出、薛浩然、学章、福泳、继义几位同志开会，传达组织的指示。我们坐在草坪上，边吃糖果，边谈，公园的游人谁也不去注意我们。我谈了我们这几个人今后一律归边区保安处领导，吕出也不要再和晋绥情报站秦波联系了。直接指导我们工作的是韩城县保安科高步林同志和黄龙分区保安处于桑同志，上级是边区保安处和中共西北局。还请他们迅速收集情报，有关军、政、特情况，密码、地图，特别是第一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急需的西安城防工事构筑地形图。同志们听了我的传达以后，大家的情绪很高，都表示尽一切力量把能搞到的情报都让我带上。这些无名英雄们，他们默默无闻，甘心情愿，不要任何报酬，全心全意地随时准备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
当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李福泳同志的婚礼。
第二天，我们几个分头去收集情报，有的到通讯兵各电台抄各军、师电台联络的波长、时间、呼号；有的去了解敌驻西安军、政首脑住址、电话号码；吕出专门到西安城楼上察看，测绘城防工事构筑图；我到机要室搞到绥署二处在解放区边沿潜伏的10个情报组的派遣表，其中有组长、电台负责人姓名、地址，是绝密件，我到程再颐办公室，他不在，我拿走了；李福泳、薛浩然、徐学章他们到各电台了解各部队动态；吕出同志还到蒲城、三原一带绥署前方指挥所了解敌军驻地、番号、武器装备等军事情报，1月18日去，20日回来。我们还亲自到太阳庙门电讯监察台找同学潘一中，了解他们的性质和任务。薛浩然把他的那个情报台的密码本也交给我带回。总之，我这次回解放区带了大量书面情报、密本、地图等。
吕出同志工作办法多，善于分析、观察、判断，胆子大，神出鬼没，收集了大量情报。
我将1949年1月和2月薪金1200金元券，面粉147斤交薛浩然同志送给徐学章、赵继义同志家中，他们的生活困难。用二处给的金元券买了一箱哈德门火柴，分装了两个木箱，将英国造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套，A、B电池4块，密本一套以及收集的大量情报、材料、地图、密本等分别装入两个大木箱中，用铁钉加固。胡宗南总部给我开的通行证是：“高孟吉同志去匪区工作，沿途军、警一律不得阻留……（大意）。”上面盖有绥署的大印。
1月21日下午，我和高勉斋同志将两只大木箱子运到火车站，客车不装火柴，第二天才能乘慢车，我们只好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客店中。在西安的10天，真是难熬的日子，我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刘庆曾的阴影仍然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我虽然闯过了他这一关，但还未彻底甩掉他，只要我回不到解放区，随时都有被追捕的危险。想到这里，我的心沉甸甸的。
1月22日，我们总算上了火车，到华阴庙，晚上宿马家旅社，二处特务组长卢启河派组员陈学道要抓高勉斋。我见了卢启河，告诉他我去解放区有任务，并说高勉斋是我哥，化险为夷过了关。第二天到朝邑，见了赵继富，此人过去我认识，他在朝邑南关门牌32号潜伏，并获悉还有一名姓阎的特务已潜入韩城。我们回去给保安科说了，在北关旅社逮捕了这个姓阎的特务。
为了防止敌人发觉，尽快赶回去，我们差不多夜行日宿。在朝邑碰到特务赵继富后，第二天黎明，我们准备走，店老板一定要天亮才开门，急得我眼睛冒火星子，再三哀求他还是不开门，急中生智我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什么也不敢说，把大门打开，将我们放行了。
1月25日的黄昏，我们到达解放区的边沿，县保安科派人在那里等我们，上了保宁坡，到达黑池镇，我们即卸下火柴箱子，让车夫将车赶走，佯装已到目的地。天快黑了，我们将装有机器及大量书面情报的两只木箱交保安科派来接我们的同志，有一头骡子驮着，我们共同步行回县城。这时我和勉斋同志的心才放下了，感到解放区的天星光密布，解放区的地充满芳香。我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按预定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将电台和大量的情报、地图、密码本……带回来了。那时，西安的情报是很少能搞到的，这真是情报工作上的“大丰收”。因此，中共韩城县委和保安科的领导同志十分高兴，对我们备加表扬，当晚设宴招待。白耀明、段杰、高步林、史志春同志作陪。
我在保安科写了几天材料，特别写了一份《西安行》，长约12000字，详细叙述我和高勉斋同志从1月10日离开韩城到西安后每一天的活动，以及回来的前前后后；西安其他同志收集情报的情况、每份情报资料的来源、用什么方法找到的以及沿途情况等；并给于桑同志写了一封信。
电台机器带回交保安科后，我再未见过。
我回家中住着，仍未公开。步林四哥有时晚上到我家，有时接我到保安科，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边保派袁心湖同志到韩城，我也见到了，共同研究空中联络的通讯密码问题。记得加码表有《总理遗嘱》、《分省地图》等，派薛浩然的胞兄薛万亭秘密送往西安的。
高勉斋在敌绥署二处已经挂了号，他再不能出去了。步林同志让我物色几个可靠人员，担任地下交通。我向他推荐我在电讯班的同学张永才和我的内兄王鹤龄。
张永才1942年和我们一起在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毕业，分到国民党42军48师电台任报务员，驻防玉门一带，后当台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家乡当老百姓。
王鹤龄是我的内兄，解放前在合阳电讯局当架线工人、报务员，为人精干，很机警，韩城解放后，回到家乡当农民。
这两名交通经过保安科秘密考察了解，由高步林同志亲自谈话、训练，然后派出。
我回韩城以后，电台封存，从未和二处联络过一次。为了试探刘庆曾的态度，步林同志于1949年2月20日派张永才到西安，准备到二处见刘庆曾。张一到西安就见了吕出等同志，他们看到张永才的精神状态，未让他到二处去。他回西安时拿的是我交给保安科的“PASS（通行证）”，再我给二处谢旋写了一个条子，作为张永才的接头介绍信，但张永才精神准备不足，进城门时呆头呆脑，守城部队讯问他时，他竟拿出我给谢旋写的条子，很危险。因此，西安的同志让他回来。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敌人稍施压力，会出问题的。后来还派了一次，带了几十块白洋，到渭河上被敌人没收，后又折回韩城。
王鹤龄3月初就和步林同志见了面，经过训练，4月12日派出。他到西安见了谢旋，佯装我秘密派他出来，是因机器发生故障，一个电阻坏了，因而不能联络。谢旋按我们的型号给了一个电阻，约好联络时间，并另约下次接头地点可到北院门南边一个茶叶铺。从表面上看，二处对我没有怀疑。王鹤龄4月24日回到韩城。
我第二次回韩城，从陆地带回去的情报，目前能回忆起来的有以下部分：
（1）英国造小型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包括A、B电池6块；
（2）绥署二处外派情报组密码本2套（其中有薛浩然台的一套）；
（3）绥署二处内部组织、人事、外派小组情况；
（4）配属胡宗南总部工作的陆军通讯兵第四团的组织、人事以及所属各电台在西安的驻地、机器型号、人员编制、台长姓名、电台联络的时间、波长、呼号等；
（5）胡宗南总部所属各军、师电台的呼号、波长、驻地等；
（6）敌军在西北各部队使用的无线电暗语密本，对空联络通话密语等；
（7）西安敌党、政、军、特首脑内部电话号码密本；
（8）胡宗南总部机要室1948年3月在兴善寺举办的小型特工机器使用训练班情况，外派人员姓名、代号等；
（9）西安城区地图及城防工事构筑情况测绘图；
（10）1948年冬绥署二处在解放区边沿地区派遣的潜伏电台人员姓名、代号的派遣表；
（11）敌军番号代字密本，例如某军、某师佩带“秦岭”、“宇宙”、“歌舞”、“升平”等等符号，为了保密，对外不称部队番号，只称“秦岭”部队……。
（12）荔北战役后，敌17军、第1军、38军、65军、76军、36军6个军的驻地、装备、士气等情况；
（13）敌国防部驻西安电讯监察电台的工作性质、任务、内部组织结构等详细情况；
（14）西安几位地下工作同志的照片、简历、补充材料等。
以上这些情报、地图、密本连同我写的工作报告等，由保安科派专人武装护送到延安边区保安处。
我在韩城期间，于桑同志曾多次来信询问有关电台联络、情报内容的情况，我均一一回信答复。
陆地情报的价值及领导机关的评价
于桑同志收到以上情报以后，代表组织给我来信，封皮上有：“高、史二科长秘交孟吉同志亲收”。信中内容如下：
“孟吉同志：
接到您给我的信及其它机密材料，我们是很高兴的，您及其他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您及其他同志们的功劳。好吧！让我们尽情来欢呼：‘毛主席万岁！’来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吧！
您这次进来的情况及带进的材料，我已及时电告西北局了，此间，更上级各位领导，对您的工作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您提出的要求也一定能完满的实现。今后工作——也就是第二阶段的工作，我们已写信给白书记、段县长及高、史科长了，希望您们共同研究布置。第二阶段的工作能否胜利的关键，在于保守秘密。这一点特别希望再三注意。
孟吉：您们为人民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工作，而且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证明您是忠于人民事业的战士和伟大人民的儿子。在这中国反动统治即将被推翻，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即将得到解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望努力工作，为完成组织所给于您及其他同志们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好！让我们再一次共同高呼：‘祖国是我们的！’
谨祝
新年健康！
勉斋不另，并代为问候！
于桑
1月29日晚10时”
在1949年初，前总召开会议，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同志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书记等领导讲到我们在胡宗南部队中建立情报力量是很有功绩的，说要钱、要黄金，要多少给多少。
1949年元月中旬，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的李福泳同志首先和我延安情报台取得了空中联络，开始供给情报；3月19日和吕出等人电台取得联络，开始供应大量战略情报和军事情报。从此，我们的工作已由陆地联络变为高级的空中联络了。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步林同志4月27日调离韩城，经合阳到大荔。5月20日西安解放，6月初，边区政府公安厅打电报调我去西安工作。6月中旬我经大荔，首次见了于桑同志及步林同志，他二人是大荔分区公安处长。那种兴奋劲儿真是形容不出，搞了几个菜给我吃，我们畅谈了两天。我去西安，到岳王洞边区政府公安厅一科报到，科长是张继祖和袁心湖同志，从此我在一科任内勤科员。
1949年7月20日，组织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我还代替吕出、李福泳、徐学章、薛浩然、赵继义等几个同志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是张继祖和袁心湖两位科长。9月6日通知已批准，从8月25日算起，随胡宗南南撤的地下工作同志由电报通知他们。我们的入党是经边区政府公安厅总支报西北局批准，习仲勋同志都在申请表上签了字。
当我将我们入党的消息在信上告诉于桑同志时，1949年9月23日，他从大荔公安处给我复信称：
“您十分兴奋地告诉我您已入党了，这一点我料到当您入党时，您的心情是如何的兴奋和感激啊！入党的一天是您永远不会忘记的快乐日子，我特为您祝贺！祝福！愿您努力向布尔什维克化迈进！以期不仅成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而且成为一个先进的劳动人民的儿子！这是我的宿愿——尤其是我的愿望，也是您的宿愿。”
（根据1984年10月新疆座谈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