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步林
194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派我回到原籍韩城县，担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当时韩城刚解放不久就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1948年3、4月间，韩城县第二次解放后，我被任命为韩城县保安科科长，奉命加强开展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报工作。搜集线索，发展关系，主要是面对西安及其周边开展情报工作。我当时找到西庄乡沟北村的高勉斋，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他谈及同村的高孟吉在西安国民党胡宗南电台干事。因我就是沟北村人，高孟吉的家世和他本人小时候的一些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当时就明确地感觉到，应该对高孟吉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策反工作。于是，我准备派高勉斋作交通员到西安去，通过他向高孟吉进行说服教育，要高孟吉认清形势，当即立断，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投靠共产党，接受我方任务。
高勉斋由我派遣，拿着我给高孟吉写的亲笔信，去西安会见了高孟吉。按照我给布置的任务，对其进行了形势和政策教育，成功策反了高孟吉。不久，高勉斋返回韩城解放区，汇报了与高孟吉接触的全过程，并带回来高孟吉复我的密信及很多国民党胡宗南电台系统使用的呼号、波长、密码、联络时间等重要情报。之后，高勉斋还多次去西安与高孟吉联络，由我给高孟吉布置任务，搜集敌人的情报，包括设法搞到敌人的西安城防地图、敌军的兵力布署等，以便为我军解放西安做准备（上级领导有专门指示）。
大约年底，我派遣高勉斋去西安，动员高孟吉找理由回韩城解放区接受教育和布置任务。高孟吉在高勉斋的引领下由西安秘密返回韩城解放区。这次回韩，高名义上说是探家，实际上是敌人急于准备派遣他潜伏回韩城搞情报的试探，要他寻找情报来源及安放电台的掩护位置。为此，保安科即将此情况上报黄龙保安分处于桑处长和韩城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白耀明同我与副科长史志春共同研究的意见是：高力争不回韩，设法用各种办法消极抵制，因为高留在西安可能作用更大。于桑处长的指示是：“第一，高返回敌区，力争不回韩。第二，但如若敌人硬派高进韩潜伏，可允许返韩，但要力争一个人回来，不带报务员或译电员。第三，要把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内其他外勤力量的工作布置好，情报工作不能断线，绝对不能失去联络。第四，高返韩带回的电台不能架设，绝对不允许与敌联络通报。”保安科据此即向高做了布置，并对高回西安后可能遇到敌人的审查做了应答预案，事先演练，也为高设想了一些应敌的情报口供。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是：“回到韩城后，因常年不回家，在家呆了一些时间”；“料理家务，陪伴妻子双亲”；“进过县城，吃过羊肉饸饹”；“因县城刚解放，情况生得很，很少接触人”；“自小离家，认识的人也不多，社会秩序看来还很平静”；“市面正常”等。
保安科当时给高孟吉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向敌人供送我方情报，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当时也估计敌人让他回来，重要的是寄托在以后派他回来如何潜伏的问题，估计索取情报会有，但不一定抓得很紧，遇此情况要设法推脱。可能主要会问到电台在何处掩护？情报有无来源等。因此要求高孟吉重点考虑如何对答。我记得要回答“电台掩护有地方，但还未完全落实，很不安全，很不理想。情报有无来源也要看以后的逐步发展情况”等。
1949年初，高孟吉返回西安成功地通过了敌人的审查，大约在元月底，敌人果真派他回韩城潜伏。我记得他带回来了一台两瓦特半的特工电台（结构小巧），我派保安科干部高志学和白碧安等人，从韩城与合阳之间边缘地带的毛毛村（敌我交界处）拉回县城的，所带电台当即封存在保安科。
高孟吉这次回来，带回大批重要情报，诸如“西安市城防地图”，“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特、警、宪以及工、商、学等各界、各方反动机关、反动知名人士的公馆、住地等电话号码簿”，其内容非常详细。还有国民党特务侦察探测电台（1千瓦特）的情况，它专门侦听破译解放军部队的电台密码。高回来还书写了不少重要的敌情资料，我们当即都报送给黄龙保安分处于桑处长。
高孟吉还汇报了在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和他关系要好的几个同事的情况，他们都是国民党西安通讯军官训练班（也叫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同学，毕业后均分配在胡宗南总部的电台系统中任台长或报务员，其中有吕出、徐学章、李福泳、薛浩然、赵继义等人。高回来之前在西安革命公园召集大家秘密聚会，宣誓要为共产党做工作，搞情报，坚决要求投靠共产党闹革命，明确韩城保安科是他们的领导组织，我是直接领导人。这批人都是青年学生出身，本质还不错，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已经非常明朗的大形势压力下，都急于和共产党建立联系，为人民立功。边区保安处当时的提法就叫“立功自救”。他们托高带回来各人的自传、简历、入党申请书、照片等（当时唯有吕出是因开小差被军队开除还没有工作）。这些人的情况，高勉斋过去当交通员在西安时早就和他们有来往，也向保安科汇报过这批人的政治倾向等。高孟吉回来也多次谈到这批人，是通过高孟吉把这批人的关系拉通的。按照保密工作的规定，应该是单线联系，以防万一，不允许横向接触，但他们因是同学加同事，关系十分密切，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几个人政治上都谈得来，经常在一起，相互公开没有秘密。我们当时称他们为“这一摊子”。
吕出大约在高孟吉第一次回韩前后（时间记不清了），从西安到韩城来找我接头，但是在途中被晋绥公安局住韩城情报站的秦波拉走了，后派回西安。
薛浩然借口到三原探望姑母为名，通过高孟吉的介绍，秘密进入解放区，主动到韩城保安科找到我们，我同史志春及高仰山（东府工委社会部部长、黄龙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住在韩城县城内）接待了他。薛是韩城城北人，回家探望双亲老人及妻子。我们对其进行了教育，布置了任务，派遣他仍返回西安胡宗南总部秘密为我方提供情报。薛向我们汇报了国民党西安的一些情况，也书写了大量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情报。经东府工委刘文蔚书记和高仰山部长批准，薛在保安科亲笔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还领取了一些情报经费。我印像中，薛当时要求参加革命的态度非常坚决，非常迫切，也非常诚恳，他相信我们，对我们无话不谈。薛回西安时还骑了一辆保安科的自行车，骑到华阴再坐火车到西安，我派人护送他到边界，自行车后来是高勉斋从西安骑回韩城的。
这一摊子情报关系，在高孟吉回韩不久，就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专门派情报科袁心湖科长到韩城研究指导工作。我记得主要是解决这一摊子关系由陆地交通情报转为空中发送情报以及高带回电台如何管理的问题，袁来韩带有已编好的密码本子。当时选择张永才（县北人，家庭十分贫寒，社会关系简单）做交通员。此人过去在国民党军队电台上干过，曾和高孟吉一伙是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回家不干了，他懂得密码那一套。我们经过训练，派遣他到西安送密码本子。结果走到华阴庙附近被国民党的部队抢了，搜走身上所有的钱，无法前进就只好退了回来，密码本子缝在棉裤里安然无恙。之后，我们又派薛浩然的哥哥薛万亭到西安给薛浩然送密码本子。薛万亭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们还秘密派遣高孟吉的妻哥王鹤龄到西安与敌人联系，探听敌人对高孟吉的态度并向敌报告假情报。后来，敌人终于知道高孟吉投靠了共产党，非常恼火，还曾计划派人进解放区除掉他，我们也曾作了一些防范措施，并将高留在韩城公开了身份。后因时局发展太快，国民党军队溃败到宝鸡、汉中，来不及实施作罢。
1949年春节刚过，延安的电台终于和西安的电台接通了。从此，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军事情报就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解放军的手中，这一摊子情报关系立了大功。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和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对由韩保建立的这一批情报力量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表扬。我是1949年5、6月份调大荔公安分处任副处长的，我离开韩城后，这一摊子就交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直接领导人是情报科科长张继祖和袁心湖。
1949年7、8月间，为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励他们再接再励，上级指派由边区保安处情报科科长张继祖和袁心湖作为介绍人，由高孟吉代替填写了入党申请表，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特别批准，这一摊子人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那时，这一摊子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还隐藏在敌人的心脏里，不能暴露。批准入党的过程当时都是破例的，极具传奇色彩。批准接收他们入党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波秘密的通知了还在敌战区工作的本人，非常激动人心。
了解此事的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于桑、张继祖、袁心湖等领导，中共东府工委的刘文蔚、高仰山等领导以及韩城县委、县政府的白耀明、段杰、罗文治、孙昶等领导。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摊子人都未能幸免，都未能逃脱被批斗审查的厄运，我当时也同样被关在“牛棚”。我曾多次为他们写外调政审证明材料，证明他们的清白，证明他们是英雄是功臣。
（根据高步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外调证言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