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5）
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黄昏时我及勉斋抵达县内，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晨天未亮出发，这期间合计共在韩城住了二十五整天。其中十二天在保安科写材料，准备口供，整天蒙高、史二科长热烈的招待和最恳切的指示。有五天住各亲戚家，有八天暗住家内。当我写好到西安见刘庆曾之口供—韩城归来时又经过白书记、段县长、高、史二科长的详细讨论和补充。为了如何应付敌人，我们准备用去了很多时间。白书记、段县长能在万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参加讨论指示，高、史科长为了告诉我和敌人斗争的知识，时常使县务会议不能参加而应付我。所以说，这次胜利的基础，早以由韩城各负责同志的努力而奠定。在元月的九日晚上，也就是我们出发的前夕，段县长曾亲自到保安科给我和勉斋同志予以极珍贵的指示。这一晚高、史二科长陪我到午夜下三时始入睡。韩城二十五日使我深深感到共产党人今日的成功并非偶然，例如各负责同志的耐心，不辞劳苦，没有官僚习气，无形中改造了我这在中国极腐化集团服务了八年的错误思想。我每次回家为了秘密都是在午夜，高科长派忠实的干部（便衣）送我到村子的外边，而且我每次到科内，他们都很亲热的、始终一惯的对待我，使我更觉得同志爱的伟大。元月十日晨天未亮，我就出城，在距城三、四里处候车，勉斋随车出来，科内护送我们的是魏队副（进财）及两位战士。他们带着二十元硬币，四百元敌币以及书报、宣言等宣传品。我及勉斋坐马车绕大道经合阳，途中纯以商人身份受各检查站的查验，魏队副等走小道经百良坊镇，当时我们宿如意村。十一日晚我们抵黑池到高[1]部长处，蒙姚草平参谋、郝振中同志热烈的招待（我们在韩城见过一面）。一会儿魏进财等同志来了，将书报、硬币等交我，当时我告诉他们第二天早晨返县。高部长十二日晨派了两名战士先至出口处（保宁坡顶），告诉当地的哨兵同志对我及勉斋（当时仅告诉有两位戴什么帽子的商人到西安买货，检查时马虎一点）的情形。等我们车到时该地哨兵大略查询了一下就出去了。午到敌人便衣活动地区无量洞，该地有卖饭及小吃商人数家，车一到当地即由店中出来两位穿着很破旧的衣服，颇似店中喂牲口者见车拦住要检查。我们当即出示韩城商会之路证，该二人一面看着路证，一面向车内及我和勉斋身上乱摸，敌人的企图看是否带有大烟土，不料在车夫草袋中摸出我们所带的书报和宣言。我看情势不佳，就将敌便衣拉往店中，出示西安绥署二处所发贴有照片之职员证，并说明我是二处之工作人员。该想了一下说：“绥署昨天有一位姓刘的已由韩城回来了，并未听说有姓高的！”我当即回答说：“我系二处刘处长亲自派韩城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你们如不相信，请拍电向二处查询。”该二人见我很镇静，就说既然是自己人，你为什么不早说明，免得检查麻烦。我说没关系。当即和勉斋上车，行二里许又碰见敌军步哨要检查。我即拿出绥署职员证，他们看后就很顺利的过去了。过渭河都甚顺利，当晚宿距华阴庙三十五里之沧头镇。第二天，天未亮就将车夫叫起来，收拾出发，行十里抵泾河畔，天始亮，我们系第一船渡过。南岸有敌军检查哨，查问甚详细。我先登岸见该地负责人，出示绥署职员证，并说明马车系我及工作人员所坐着，该甚客气，说没关系。待车登上岸以后，仅大略问了一下就过去了。车甚快，到华阴车站，西行十点半之特快车尚未开出，我们急忙抓上去，汽笛叫了，月台上的铃声响了，车马上开出站。在车上，我和勉斋互相会心一笑，表示我们机会太好了。下午四时抵西安，勉斋去刘昌祁[2]先生处，我去参府巷十七号表兄处，并规定要他勿出来乱跑，我见刘庆曾后即通知他。
元月十四日晨，我在参府巷闻北大街六十二号高铭斋被绥署二处所捕，但不知系何事。有的说是为了毒品案，有的说是为了政治问题。提到政治问题，我甚着急，因为上次二处谢旋见勉斋时在铭斋处，所以怕我出去将近一月没有消息，刘庆曾着慌了乱捕人。当天早晨先到高铭斋家详询铭斋的妻，事情发生之经过，其告系当天捕一毒犯某，铭斋在该家借牌而被误捕者，并非由家中所捕，我心中松了一口气。铭斋家出来到北院门二处见谢旋组长（二处密勤组长），该握手称：“辛苦了。”我说：“真危险，这次没有充分准备，幸的没出差子。假如不是我占了是韩城人，地理不熟的话真不得了。在家住了二十几天，仅在自己家住了四天，其余时间均在各亲戚家藏着，而且每天都是晚上走。本来可早几天回来，因为下了两天大雪，再我所需的情报资料一下收集不起来。”接着我就将所带的书报及墙壁上撕下来的宣言、标语让他看。谢说：“你带的东西还不少哩。”一面将每一张报纸和宣言都大略的看了一遍。我问谢：“我走后处长是否问过？”他说前几天问过一次，我说没有消息，以后再没问过。由这样许多情形看来，敌人并未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更进一步的放心了。
时间约上午十时许，刘庆曾坐着吉普车来了，谢旋马上告伊说我回来了，刘当即叫我到他屋中，经过两间房子到最内屋（普通工作人员及刘之朋友均在外屋接见）。屋中四围墙壁上都贴着大型的军用地图，地上铺着席，刘之桌旁（不是大型的写字台）有一盆很旺的炭火，桌着最新式的电话机一部，上面设很厚的玻璃板，我觉得这屋中充满了森严。一进门我很恭敬的脱帽向刘鞠躬。刘笑着说：“这次很辛苦，”我说：“没什么。”接着他要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将我回去的经过讲一遍，这时刘的面孔很严肃，我心中甚怕，但表面上仍很镇静。我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我和商人高汉卿乘东行快车，下午五时抵达华阴。十五日因为伤兵移防，马车均被拉差，将近十时车始回来，我们雇了一辆轿车，当晚宿朝邑。十六日抵交界处雷村有匪兵，入口处甚怕，当即由商人高汉卿上前答话。他说：‘这是我弟弟高益民，他在西安教书，因为生活顾不住，我这次专去西安叫他回来。’匪军听后很欢喜的说：‘很好，咱们解放区还不是同样可以做事吗？没关系。’我将身份证拿出来，匪军看了一下就过去了。一路上的队伍根本不管老百姓的事，除非检查站很详细的查询，其他任何人不闻不问（这点刘甚相信，因为二处有山西过来的便衣都这样一致的报告）。坊镇听说有检查站，但我们车抵该镇时，天已很晚了，检查站人员已入睡，我们投了个机，第二天未亮我们就离开该镇。第二检查站的百良和芝川，我们都绕道过去了。十七日下午黄昏抵韩城，天很黑，我去住高汉卿[3]之文具店中。十八日天尚未明即上塬到鸭儿坡我姨母家，住了两天才回家。这次回去没有出差子，高汉卿实在帮忙不少，他地理熟，再在县上做商，知道的也不少。总计这次在韩城住了二十九天，我在家仅住了四夜，每次天未亮，我就到亲戚家去躲避。唉，处长对我这种工作是外行，这次敢冒然回去是因为自己是韩城人，再有商人高汉卿掩护，但确实把我怕坏了（说到这里刘笑了，我才大胆的说下去）。”
刘问：“你前次所说的高科长见过了没有？”
我答：“没有，因为我这次回去本来预备见一下，听说如果见了他就要正式向乡政府、区政府登记，写自传，要出来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为了少一层麻烦，我宁愿黑夜摸着走。假若下次再一次回去就非正式见他不可，而需要向乡政府、区政府登记，然后才可公开行动。”
刘问：“你这次回去以后看形势如何？机器是否可以带进去？对于情报收的人员布置如何？是否有把握？”
我答：“处长，我不敢说有把握，假若我不是韩城人的话，打死我也不敢去。由于第一次的经验，我知道了一些途中的情形。总之共军的队伍决不详细检查。据我们这次的经验，入匪区后只要地理熟悉，晚间走可避免一切检查站和询问。而且高汉卿这家伙名堂实不少，他简直是走私能手，过去曾经贩过毒品，所以晚间摸着走，他是挺有办法的（说到这儿刘又笑了）。我将来情报供给的人员，都是和我有血统关系的，例如我的表弟、内兄、表妹等。机器的带法我们计划买一桶硫化青颜料，分装两箱，其中将机器、电池装进去，因为这种货咱这边决禁止入匪区，而匪区大量鼓励商人使这种货入口，所以除过上税外，也不十分详细检查，并约定我的表弟在我走后十天左右将驮骡拉到边界附近乡村等候。如果我到了，即将货箱驮着晚上摸着走小道，将匪检查站可完全绕过，这是我和高汉卿的初步计划，处长看是否妥当，或者有更妥善的办法？”
刘答：“可以，不过颜料太贵了，目下市价每箱需将近两万金元券，恐怕我们经济上不许可，最好带其他货物，你先休息一半天，赶快领机器试验，带什么货随后再决定。”接着刘将我带的书报及宣言、捷报打开看，并问：“这如何可以带过来？”
我答：“这些东西在车夫草料袋里装着，途中因为高汉卿在韩城西街口开文具店，检查人员一见出去的商人都不甚怀疑，仅看一下路证就过去了，一路都很顺利，就是在入口时被我方便衣人员检查出来了。”
我带的书是“四大家族，”一九四八年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增定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少奇同志的党章修改报告”和一本中国史话及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刘看了说：“这几本书我们这儿都有了，最好是新近出版的新书。”我当时即指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这是今年十月间出版的增定本，其中有许多文件是最新的。”刘又翻报纸问：“有最新的没有？”我检出元月一日的报说：“这是一张最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放在刘面前不知有什么感觉？！接着我将高、史科长告诉的韩城县政府各单位负责人姓名（在一张小纸片上写的）由袋中取交刘，这是我一位小妹孙佩英在第一完小教书，因为她经常参加开会，知道这些人，告诉我的。刘看后珍贵的夹入他的日记本中。最后我谈到经济问题，说途中路费等用去了六万农币，合二十元硬币，系由汉卿和我之亲戚处等筹借的，现手中无分文等语。刘当即亲笔写条给经理股照旧给予（每月赚四百二十元金元，报载新给予加十五倍，但正式命令未到），将我三八年度一、二、三月份之薪发给，主食粮亦照发。这样我就辞出，到第三科经理股结领了一千二百余金元，主食粮一百四十七斤（三个月）之通知单（即领据）。
元月十五日我早饭后准备到中正门外车站北徐学章同志家。走至铁道，他们一同由北来了，其中有吕出、赵继勚、薛浩然、徐学章诸同志，他们告诉我李福泳同志今天下午三时在中正街禾禾居饭庄结婚，现在时间尚早，大家一同到革命公园吃茶，并要我报告好消息。行至该地，在一片清静的草地上，周围双方二十公尺没有游客，放一张茶桌，五把躺椅，买了些水果、花生、洋糖，大家一面吃，一面谈。我及学章、吕出均着黄草绿色斜棉军衣，继勚、浩然穿长大衫，所以游人并不注意我们。首先报告了一下我回来经过的情形，接着浩然、继勚二同志问我组织上给他们的工作指示是什么。我说给予继勚的任务是设法更进一步联络二处译电员秦福祥，这是专门任务，要在秦处探访重要情报。浩然及其他西安同志的任务是探听敌人潜伏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敌人将来撤退的主要路线，西安敌军的布署和企图等等都是极需知道的情报。这时他们告诉我西安市各敌伪人员和机关住址的门牌号数和电话号码，已详细的抄了一本。继勚告诉我二处译电员秦福祥已随绥署第一批撤退人员到汉中去了，二处译电主任牛光庭和他关系也甚好，今后向牛光庭这方面努力，以便采访重要敌情。这时吕出、薛浩然正式宣布李福泳、徐学章二同志已要求直接参加革命工作。因为这些人和我们整天在一起，无形中改造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所以请我们有什么话说好了再无顾虑。这时我非常高兴，我庆幸我们的力量又加强了，在革命的阵营内又增加了两名弟兄，他们都是极纯洁而进前的青年。而且由于思想的根本变化，李福泳同志这次结婚是遵守吕、薛、赵各同志的建议，使婚礼简单的在蒋管区变成奇迹。原因是在西安这北国的古城—中国最落后的都市之一，—只要是举行婚礼最起码总需三、五名乐师，坐不起小卧车也需个大马车来接新娘，再最简单也需三、四桌菜。然而李同志的结婚根本推翻了以前的起码要求，不通知任何亲朋和友属，参加婚礼的是吕出、赵继勚、薛浩然、徐学章、我，新郎、新娘、福泳的岳父和介绍人徐学章的妈妈，在禾禾饭庄的高楼上，我们坐了一桌。新娘子穿了一件最普通的旗袍，新郎穿了一套黄军服，除过我们参加吃饭的人知道而外，连饭庄的堂官（跑堂人，替顾客端饭的人）也以为我是普通宴会而已。我特别提出这一段的意义是在蒋管区的同志们已经根本改造了自己，将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荣彻底改掉。我们更进一步发挥了“同志爱”。薛浩然将他数月积存的主食小麦玖百余斤卖了帮李同志结婚，送了两百五十金元，一袋洋面，并当场将敌二处发给我元、二、三月份主食面粉一百四十余斤（约四袋）的通知单交浩然代领后分交赵继勚、徐学章同志的家属，但他们再三不要，我说这并非收卖你们，这是我在解放区住了几天组织上给各同志对我家属的照管是无微不止的。我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既没劳动力，又无土地种，但我现在一切都不必顾虑了。我将他们对我的方法，拿来对待你们。吕出同志告诉我们解放区的青年和工作同志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暖，这次我自己解放区之行，更正确的证实了这句话是完全对的（这时吕出同志脸上现出微笑，学章、继勚更羡慕的恨不能马上到解放区走一回。浩然说：这句话是十分正确的，解放区的负责上级工作同志都是对人十分热情的，他们刻苦耐劳，没有官僚习气）。关于谈到工作开展问题，我告诉他们，请不要着急，需镇静要秘密。心急了万一出差子，对革命不仅没有贡献，反而有损坏。我更将于处长写给我第一封信的话：“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提高警惕，小心谨慎”转告他们。我再三叮嘱他们要提高井惕，要大胆心细，时时刻刻好像敌人跟着自己一样来提防敌人破坏我们工作。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一下，万不可过分热情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听我这话后都一致地说：“高琪在解放区住了几天，现在警惕性非常高，到底不一样了。你的话很对，我们一致遵守。”其次谈到吕出同志前次回韩城途中被晋绥保安处联络组秦波同志挡住了，结果使吕同志和高步林同志处失掉联络。这一点吕出根本不知道我们组织系统，他以为秦同志处的情报资料直接和高科长处汇报，所以忽略了这一点。我解释这一点说：按照秦波同志的这种革命工作精神来说，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他在思想上犯了极大的“争功”错误。第一，在入口处他查询你们是西安回来的地下工作同志，他就不应将你们叫到韩城民宅中而不向高科长处通知，这犯了争风主义。第二，吕出及西安各同志由师世德同志在我返西安前带回许多电台联络办法、呼号、密本等已交秦波，然而不向高科长处汇报，而直接私自报到晋绥保安处，这犯了个人争功，风头主义。由这许多地方证明，秦波同志的思想太错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我们应当与他断绝连络，重新和西北保安系统取得合作。这时吕出、薛浩然始明白这其中的内幕，都狠狠批评秦波同志犯了天大的自私思想，蒙蔽欺哄工作同志，并答应将前次带交秦波重要材料写信整理一并交我带回。最后他们问我这次同行人，我说是高勉斋。他们一致对我提出很严厉的批评说：我对勉斋思想的评价上估计过高了，勉斋是商人，处处在钱上着想，万一出差子经不起艰苦的考验。第二，勉斋在西安认识的商人太多，很多人对他起了怀疑，今年前季韩城伪参议长同伯亭据称要捕捉他等。我说：“这点我们早已顾虑到了，”过后又恐怕刘庆曾对我起了怀疑而又打消派往韩城的念头，所以要勉斋来，对我们的关系和途中的情形熟悉，今后绝对另换交通人员。至此，我们在革命公园的聚会告一段落。这会李福泳同志因为筹婚礼事宜所以没有参加。到禾禾居饭庄午餐后天已晚了，大家一同回黄家庄李福泳电台驻处（其实新娘的屋子也在该处，继勚、吕出、浩然早住该院中）。晚上我强调了秘密性、警觉性的重要，要他们注意。
元月十六日晨，我请他们及李同志的新妇进城到馆子吃饭，餐毕，我分配大家应做的事。请吕出同志到五岳庙门二十六号国防部第二区的侦察电台去找一位老同学，看最近有侦察出我方之情报否（事后吕同志回来写了国防部第二区工作队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福泳同志到绥署通讯营及各工作台调查最新呼号及联络情形（李同志系绥署通讯营台长之一，所以到各营各台去都有老同事老同学，旁人不注意，回来整理了西北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波长详表）。下午我到勉斋的住处（刘昌祁先生的家），听说勉斋白天出发见了许多韩城商人，我很生气，当即提出不客气的严厉批评，使他镇静下去。并告刘昌祁先生费心向市政府知友处找一份西安市市郊详图，刘答应决尽力办（以后找来西安市行政区域联图）。
元月十七日我洽领机器和电池整整花了一天时间。
元月十八日晨，吕出同志去蒲城第五兵团司令部找友人谋工作，并采访情报资料（元月十九日下午归西安带回很多宝贵资料）。我去北院门第二处见刘庆曾，行礼后我说：“报告处长，机器、电池、秘本已领妥了，处长还有什么叮嘱。假使我们经济不允可的话买一箱火柴分装上两只箱子中（因为我心非常急，不愿再坚持要敌人买颜料而耽误时间，提出这适合敌人少出钱的处理意见）也可以。”刘问：“一箱火柴需多少钱？”我答：“大约需二千金元。”刘听后当即在一张纸上写着：“发张杰（注）同志工作费二千元，四个人主副食二月。”这张杰名子的由来，是我十四日和刘谈话中表示这种工作十分危险，万一走消息，我的生命和高汉卿全家生命都不保，当时刘听后马上要我化名张杰，并手谕二处各单位“高琪改为张杰”。四个人的主食小麦共五百零八斤，此系刘叫我自行选用人员（连高汉卿在内）的费用，我已交薛浩然同志代领后自行分配。
刘问：“你这次回去到底见了那位高科长没有？”这是刘见我真的要带机深入而念头上起了怀疑而来一下考验。
我答：“没有。”我的态度非常镇静。
刘又问：“在韩城请你吃饭的是什么人？”这又是敌人的又一次突袭，在我心理上起了波浪，已显得不十分镇静了，敌人尚未看出。
我答：“并没有什么人请我吃饭，就是我的表妹孙佩英和一位教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在我临行的前一晚，请我吃了一顿饸饹，并叮嘱我赶快走，任何人都不知道。处长为什么这样问我。你想假使他们请我吃饭，我那能又出来？请处长放心好了。”这时我心中非常生气，假使他们再不相信的话，我准备当面哭诉：我为了工作，受尽惊吓，而处长对我还起疑心，并宣称韩城我不去了，请他另选人。但刘再没追问，接着说：“你是胡先生（指胡宗南）培植的，希望你这次出去，任何环境利诱不了你。你这次敢冒险带机回去，我们对你的这种精神十分钦佩，希努力。”谈话中刘带着可怜的样子，所以说这种事假若被刘知道了，他不自杀也得大哭一场而病倒，他怎能想到真的敌人就在他面前？而上了我们所设的圈套。
我说：“报告处长，高汉卿这商人这次为工作出力不少，本来年终了也不准备来，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特请人家来。过去谢[4]组长曾经当面告诉人家，工作有成绩的话可由我报请一个级别，现在是否可报？或者给他一个雇员性质的待遇而给他一点报酬？再我这次回去要正式见那位高科长，免不了他要问，甚至于要我写自传、坦白。这是每一个回家的人员都要做的，我恐怕也不能例外，在口供准备上请处长给我一些应付的办法。”
刘答：“高汉卿因为时间很忙，我不见他了。报级别一层，我们处内再没有实缺，你可酌量给予待遇可也。关于你口供的准备和发生意外而空中不能联络，陆上派人来联络的方法等，你可和谢旋组长商议。”
此时与刘庆曾第二次谈话已告一段落，我鞠躬后退出，找谢旋组长，问到口供准备一层，谢笑着说：“你看着办好了，这要看当时情形而随机应变，现在无法告诉你如何应付。”关于陆地联络，谢旋告诉我：“这一组为三零七组，将如果派人送信，可由西安北院门一三四号树德生茶庄蓝散斋转可也，我的化名叫程相如。”
元月二十日上午，我上街以壹千七百金元券买了一箱火柴，将机器和电池分装二只火柴箱子中，并将箱子钉好。下午到第二处报告已准备妥。谢旋问我，由西安至朝邑以北是派人送好？抑或拿一件公事好？我说两种办法均可，不过派人送途中恐暴露，最好写一张有力的证书，我自己拿上。遇到检人，请他密看一下，只有这种办法比较秘密性大一点。谢听后当即亲拟一稿，拿去由刘庆曾批一“发”字，随即由书记缮写盖印后发我。这时我第三次作临别性质的见刘庆曾。照例行礼后，我说：“报告处长，我已准备好了，想明晨出发，处长再有什么吩咐？”刘答：“很好，你明天赶快走，到达后迅速将匪军在西北的确数调查一下，电报过来。最近匪军的番号仍然是五个纵队，但实际人数已减少，据报将一部份匪经宜川过山西去了，你可调查一下。再匪有大批弹药等箱子暴露在野外，看他里边是否是空的，否则为什么敢这样暴露？不怕我们飞机炸吗（他并未说明地址）？再在禹门口可布置专人随时查报渡运情形。宜川方面可能的话，也可派人时常采访。好。祝你胜利。”这次刘的态度很客气，我行礼后退出。返参府巷十七号，吕出、浩然、继勚已在该处候我，将他们的照片、材料、联络办法全都交我，大家互祝后分手。我到刘昌祁先生处将地图取回（我并未告这地图干什么用，他也未追问，大家心内都知道）。
元月二十一日晨，和勉斋将火柴箱子运车站，八点半的混合车已东开了，十点三十分的东行快车不装火柴，说是危险品，奉命拒收，没办法只得宿车站附近客店中。这一天，我俩简直和坐牢一样，心中十分焦急，我又怕刘庆曾变了卦追我回去，因为自己带有许多材料和地图。又怕敌人犯疑，要来一下检查怎么办呢。所以西安车站旅社的一天一夜真减少我寿命不下三年。晚上我俩一句话不谈，有事在各人心中。半夜警察查店来了，他很威武的样子，我由衣袋中取出敌二处发我的证明书，他看后说了一声“麻烦”就走了。第一关过去了，本来西安绥署的路证在西北敌统治区域内效力很大，但自己事自己知道，免不了庸人自扰式的害怕，来在精神上摧残自己。
元月二十二日天没亮，我们就起来，什么店员、搬运夫将两只箱子背到过磅的地方，不好的消息又来了：早晨八点过十分东行的混合车尚在宝鸡途中误了点。这时时间已经八点了，我俩心中如刀刺一般的难受，怎么办呢？今天又走不了了，气得人只想哭。困难为什么这么多呢？我们和其他旅客一样，怀着没有希望的心情，静候消息。十时三十分的东行快车都开了，八时十分的混合车尚未到站，轻便的旅客（没有带笨行李者）都纷纷上快车走了，我俩向已走的旅客投去羡慕的眼光，自己像被宣判死刑的犯人一样，在等候着执行。十一时三十分月台上打钟了，说慢车（即混合车）已到了咸阳，我们俩这时心情兴奋得不知该怎样，好似旧剧中的故事一样，在刑场将要执行的犯人，刽子手又奉命停止执行而释放了。我只拿这种故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一会车就到了，抢着上去，十一时四十五分车开出西安站。下午七时五十分抵华阴，天已黑了一会。宿同义兴客店中，（店主人是韩城人，勉斋认识），这时我和勉斋仅说了一句：“我们的任务已完成了十分之八了，相互笑了一下。当晚由店主介绍了一辆马车（原籍朝邑），言明由华阴至韩城，我及勉斋二人，两箱火柴及行李，再不另搭客人，共金元券四百元，边币四百二十万元。这一晚未查店，当交车夫四百元金券。
元月二十三日天破晓，我们就北上，途经泾河、渭河，检查人员来，我出示敌二处之证明书，他们连车内看都不看就过去了。到朝邑北门伪保安团队要检查，我又出示证明书，顺利通过。下午到敌便衣活动地区旗杆店，碰到十九绥区便衣二人准备检查，我当即出示证明书，该二人当即报出他们是十九绥区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也未检查过去。车后有由大荔来的一位商人携带四枝小笔，两筒电池被该二便衣拿去了。当晚宿我部队游击地区雷村，我们心已大放了，敌人是千万不敢来的。但我方部队晚间就上塬了，我又怕土匪。一夜不是睡不着觉，半夜有枪声狗叫，使我心提腔中整夜失眠。
元月二十四日晨，我部队战士已由塬上下来，雷村街上也有了部队，这时我俩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愉快。拉我们的车子，因为骡子晚天行累了，蹄疼不堪行，车夫说不能走了，要我们另雇骡马。我想了一下，也就这样换一下，免得入解放区车夫看出我们的工作，就满口答应了，结果以一百三十万农币雇了个牲口，送到黑池镇，等到下午到高部长处，听说韩城高科长已派白壁安同志带二名战士到这里等我们几天了。我们的火柴放南头店中，将脚价付后骡夫已走。白同志来，我及勉斋和科内的李福成（便衣）拉了骡子驮了行李，摸着走了十里宿一小村店中，火柴由白同志以贸易公司名义驮回来（二十六日晚到县）。
二十五日天明，我们走了二十里，下午到距县十里之高神殿，请李福成拉骡先归。我写高科长一条交李带回去，我们天黑进城。
“四哥[5]：
恐怕将你们急坏了，但迟回两天也罢。我们已胜利地凯旋归来了，等一会吧，天一黑即来。
再会。
琪[6]弟
元月二十五日下午”
上面这个字条，据高科长说，他和史科长看了后简直比什么都好。他俩高兴地直跳，连忙送到白书记、段县长处。晚上到科内，白书记、段县长都来了，听我报告了一下经过的大概情形，翻看了带回的各种资料，大家都对投以胜利的微笑。
元月二十六日，高、史科长和我整忙了一天，整理材料，准备提前送出，我晚回家。
元月二十七日我向乡书记申请登记，请求转区政府，我已回来了，听候消息。农历元旦日，高科长由县回家，我特请了乡书记高朗亭以及现任师范教员王锡恩二人，表示我十多年了尚未见高科长，装出陌生的样子，使这二位莫名其妙。又一幕话剧演的十分成功。
完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抄
[1] 高：高仰山。
[2] 刘昌祁：韩城籍商人。
[3] 高汉卿：交通员高勉斋的假名。
[4] 谢：谢旋。
[5] 四哥：指高步林。
[6] 琪：情报外勤力量高孟吉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