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在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发展建立了一批地下情报力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搜集了胡宗南部队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并通过空中电波和陆地交通及时向解放区传递这些情报。同时，按照党的指示携带国民党电台“潜伏”到解放区，取得反间谍斗争的圆满成功。他们为解放大西北的全面胜利乃至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曾称赞：情报百分之百准确。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二、四纵队开辟黄龙山区。1948年3月23日，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赶走韩城守敌，解放韩城县。此后，高步林同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负责公安保卫工作。他通过乡谊把高勉斋发展为秘密情报交通员，并派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赴西安联络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的高孟吉。4月14日，高勉斋携高步林的亲笔信去西安，成功争取了高孟吉并将其发展为情报力量。5月1日，高勉斋返回韩城，带回高孟吉写给高步林的密信和有关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报。
5月3日，高步林亲笔拟写了高勉斋、高孟吉有关材料的报告及时上报黄龙分区。黄龙地委得此消息后高度重视，5月13日，即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5月22日，西北局习、马、周指示：“（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之敌战区找一定职业掩护。”
当时高孟吉正在参加胡宗南部在西安小南门外安口寺西安绥靖公署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通过同乡关系串联韩城籍台长薛浩然为中共工作。
这时，同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的进步青年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均系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这几个人与西安铁路局职员赵继义结成一个倾向中共、反对蒋胡的进步青年团体。
11月22日，经高孟吉的介绍，薛浩然、吕出、师世德（韩城人）3人化装来到韩城，分别找到高步林和中共晋绥公安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要求去延安读书学习。次日，薛浩然在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与其秘密谈话，最后正式发展薛浩然成为秘密情报人员。薛浩然在干部登记表中写到“解放战争已临胜利阶段，应再果断努力，以求迅速、彻底消灭蒋家朝廷，愿为民主革命奋斗到底。”在韩城保安科的两天里，薛浩然提供了大量情报、电台联络密码以及个人自传、简历、便谈记录、朋友情况介绍等。经保安科的努力争取说服，薛浩然毅然同意返回西安做地下情报工作，并表示回去说服同事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人为我党工作。为了保密，薛浩然化名为“万国祥”，保安科给薛布置了工作任务并商定了陆地联络与空中联络的方法，并发给薛一笔活动经费。11月26日，薛浩然等离韩返回西安。
高步林连夜起草材料上报边区保安处，详细介绍了“力量建立的经过、浩然简历、浩然返韩的五天情况、绥署电台分布、主要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等。
12月初，交通员高勉斋再次去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工作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准备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高孟吉即主动要求携电台潜伏韩城，并藉口先回韩城侦察选址，于12月27日秘密潜回韩城，中共东府工委刘文蔚书记、社会部高仰山部长、中共韩城县委白耀明书记、段杰县长热情接待并与之谈话。高步林和史志春还请他吃了韩城名食羊肉饸饹以示欢迎。
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1月10日，高孟吉在充分演练了应敌口供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
1月15日，高孟吉和薛浩然代表韩城保安科在西安革命公园召集外勤力量开会，传达了黄龙保安分处、韩城保安科的指示，明确了今后工作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黄龙保安分处处长于桑和韩城保安科科长高步林。
1月25日，高孟吉携敌电台一部及大量情报回到韩城“潜伏”。高步林立即上报了这批情报资料，并遵照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为这些外勤力量编制了化名、代号并配备了地下交通员，填写了秘密情报力量登记表。
1月29日，于桑处长在给高孟吉的信中对高的果敢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称：“您及其他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
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上报西北局《在敌区内建立空中联络的意见》的报告中，申请恢复情报电台与外联络。2月5日，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批示：“西北局社会部（边保）电台不日成立。”
2月初，边区保安处遵照西北局的指示，派报务员李在良来韩控制管理高孟吉带回的“潜伏”电台；2月中旬，又派边区保安处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来韩布置高孟吉电台的“潜伏”工作及与西安的外勤力量进行空中联络密码的设计；2月底，指定老红军周世朝为情报科电台台长，奥德明、张秀堂为报务员，专门与西安胡宗南总部电台秘密联络。3月，晋绥边区并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3月7日，高步林重新将这批情报力量的名单上报黄龙保安分处。2月底，交通员张永才从西安带回与薛浩然约定的电台呼号、密码、波长、联络时间表及空中联络办法，情报科电台已能接收到西安外勤力量电台的呼号。
3月17日，公安厅情报科电台与西安外勤力量电台空联成功。23日，边区公安厅电示：“密码太简单，即派专人去制定空中联系办法，约定联系时间。”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高步林等同志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决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做交通员，负责联络工作。4月18日，交通员从韩城出发，携带写在绸子上，分别给外勤力量们规定好的密码、波长、呼号、联系时间等指示的密信，缝在棉裤里带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约定新密码从1949年“5月1日起开始使用，以明码为底码，以亚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陆地联络地点定在西安火车站北建国巷六号徐学章家”。规定联络暗号为：“我方去人，在随便寒喧中解开第一个钮扣（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对方联络暗号是，接着解开第二个钮扣（亦自上而下数）抚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对方化名问：‘你是某某先生’？对方答：‘是’。即开始正式谈话”。至此，这些外勤力量的建立和工作指导顺利完成，为空中联络和陆地传递情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胡宗南总部曾有3部电台同时与边区公安厅电台联通，每月发报20余次。成功的做法是，在发往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同时，提前将电报发给延安。大量关于胡宗南及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核心机密军事情报通过电波源源不断输送到延安（西安），胡、马军队的调动、布署，完全处于西北野战军的掌握之中。“在掌握胡匪部队调动、布置战略动向、配合我军行动起了决定性与经常性的作用”。
1949年7月22日，鉴于这批情报力量为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他们申请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期盼，边区公安厅党委指定由正在领导他们工作的公安厅情报科张继祖、袁心湖同志作为入党介绍人，由先期回到解放区的高孟吉代替他们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及个人简历（因这些外勤力量还在敌区，身份不能暴露，这一切只能秘密进行）。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书记、边区公安厅李启明副厅长批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6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25日，公安厅通过电波将此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了正在敌区工作的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人。接到党组织正式接纳他们成为中共党员的密电后，四同志欣喜若狂，并立即复电：保证用生命来完成光荣任务。
1950年1月成都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专程派情报科严夫同志把这些情报力量从成都接回西安，全部都安排在边区公安厅情报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