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方[2]
1947年2月，解放战争全面开始。敌人打进，我们也可以打出，边区的界限不那么固定。为了统一领导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地下组织，根据西北局的决定，中共陕西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地委机关设在旬邑县的马栏镇。原中共陕西工委书记赵伯平同志任合并后的中共关中地委书记[3]张中同志（广东人）任地委秘书长，陈元方任组织部副部长。另设国民党区工作委员会[4]（简称国区工委），也由赵伯平同志领导，陈元方兼任国区工委秘书主任，专管陕西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江平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管国区工委情报工作；梁浮（现名孙生贤，建国后曾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是国区工委的交通科科长（原为陕西工委交通科科长），负责国区工委机关与各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孟海同志主管国区工委对敌军的工作（主要是与原三十八军地下党的联络）。交通科有一批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的交通员，专门与全省各地下党组织联系。国区工委日常工作由陈元方、江平、孟海、梁浮等四位同志负责。谷岸、丁光、丁一、杜子坚、伍奎等都是1947年和1948两年调进边区的地下党、团员或进步的知识青年，本来是要去延大学习的，而国区工委因工作需要留下他们，又派出去在白区发展党团员和动员一些学生进边区。所以他们都为国区工委做了一段时间的交通联络和特派员工作。国区工委的任务是：领导陕西白区地下党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在白区建党建团；发动群众进行三抗（抗粮、抗税、抗抓丁），破坏敌人的内战计划；搞情报，争取、瓦解敌人；吸收培养进步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有的送边区学习，有的留在当地搞地下斗争。这项工作在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工委就决定了。国区工委从成立到全省解放，在白区较普遍地发展了党团组织和革命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下斗争，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1月，国区工委根据关中解放在即，汉中可能会迟一些，敌人还会隔着秦岭在陕南顽抗，汉中地下党团组织急需加强的情况，选派刘耀华（化名“华凯”）、李兴华（化名“唐维”）去汉中工作。整个工作由刘耀华同志负责，李兴华同志协助。当然，往汉中派的不光这一股，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当时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如下：（一）向蒋管区广大群众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揭露敌人对我党的造谣、诬蔑，以消除群众的顾虑；（二）建立地下团组织，团结进步青年，以扩大革命队伍；（三）收集敌人政治军事情况，了解敌党、政、军、特各级组织机构、编制、人员名单，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军陕南提供情报，为解放后肃清敌特潜伏力量提供线索；（四）组织、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抓丁，打乱敌人部署；（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部分敌军投诚起义，以分化瓦解敌人力量；（六）组织地下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反动气焰，保护国家物资、工厂、道路、桥梁及各种设施。规定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纪律是：（一）个别发展，单线联系，不建立组织机构，不成立支部，不准发生横的关系，党团员不集中，不开会，不过集体的党团组织生活；发展地下党团员不填表，不留文字材料；党团员入党入团的介绍人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谁发展的党团员就由谁负责领导；党团员离开时一般不转组织关系，实行异地领导；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党团员也不统一编组，可以各摊各股同时并存，叫作“组织插花”；派下去工作的同志如迫于环境，一段时间藏几年不能回来，不能同上级取得联系也不要紧，只要工作着就可以，不能叫作脱离。（二）利用各种机会、场合、渠道开展合法斗争，允许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进行隐蔽的斗争，不能叫作投敌叛党；允许利用个人的自然关系（即亲友、同学、同事、同乡等关系）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不能说是引用私人，这样才能站住脚，打开局面，万一被捕，也可以用自然关系掩盖组织关系，应付敌人；对敌伪组织能打入者则打入之，这是地下党的常识，你要收集情报，不利用敌人，不打进去，拉出来，怎么能把情报搞到手？“钻进去，爬上去”、“长期埋伏”，钻得越深越好，爬得越高越好。只要有机会，可以加入敌人的各种组织，包括特务组织，能事先请示组织更好，万一来不及请示时，也可以先加入，过后报告组织。只要是打入敌人内部为党做工作的就是好同志。凡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当然表面上要装得像一点，说敌人的话，穿敌人的服装，担任敌人的一官半职，还要多少给敌人做点事，敌人大骂共产党，你不得不骂时，可以小骂点，这不能叫反动；敌人大贪污，你可以小贪污，不然你会暴露的。要敢于接近敌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么！要善于伪装自己。（三）严守秘密，坚持革命立场，永不叛变。
国区工委给派往汉中的同志规定了联络暗号，记得写信用的是一首唐诗（王昌龄《闺怨》）作为联络暗号。代表上级为“宏浮”（宏即陈宏，陈元方，浮即梁浮，孙生贤）。代表下级为“华凯”或“唐维”，后来是“谷岸”张天鲁。当时派任务是我和江平同志找刘耀华同志谈的话。他们回到陕南后，刘耀华同志在城固一带开展工作，李兴华同志在南郑一带进行工作，国区工委经常与他们联系。当时的印象是他们工作很有成效，是真正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他们下去时间不长，搞了很多工作，发展了100多名地下党团员，联系了很多进步群众，搞了很多重要情报，争取了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敌特人员投诚起义，还建立了地下武装，有很多枪杆子，对陕南的解放和解放初期新区的建设工作都起了应起的作用，成绩应当肯定。在这中间，于1949年的夏季，我们在解放西安的时候，曾派谷岸（即张天鲁同志）和高秦生同志去汉中做地下组织的负责工作。由于战事紧张，第一次他俩去时未通过敌人封锁线，第二次就让张天鲁同志一个人去了汉中。后来由于关中全部解放，胡宗南逃往陕南作最后挣扎，我们的人也过不了秦岭，汉中的同志也来不了关中，但听说他们在汉中做了大量工作。
[1] 选自《陈元方文稿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 陈元方（1915-1993），陕西乾县人。时任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安市副市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省顾委副主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职。
[3] 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1947年3月，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后，高锦纯任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赵伯平任关中地委书记。
[4] 国统区工作委员会是关中地委的内设机构，专做国统区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