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治[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对革命力量加强了镇压措施。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又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迎来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新高潮，党的组织和武装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我在韩城，后来也听过党内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传达，准备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公开合法活动。但是国民党很快破坏了《双十协定》，“和平民主”过渡已无希望，地下党组织随即承担了配合解放战争任务。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这个阶段总的任务方针已经不是“荫蔽精干”，而是发展壮大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不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是时机已到，有条件的就要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群众斗争，打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当然解放战争的前期，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特别是敌人统治严密的城市和平川地区，在斗争中仍然强调“荫蔽”。
当时武装斗争提到突出位置。为了大力开展工作，发展武装斗争，过去调进边区的地下党的干部，从1945年日本投降，特别是1946年8月起，大批派回原来活动的国民党统治区。原先撤销的地、县委组织又普遍恢复，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游击队，并争取、改造民间武装。1946年8月，我从东府返回陕甘宁边区时正是敌人“围剿”我中原突围部队，也是我地下武装开始大力发展的时期。这时省工委即将苏史青、白云峰、吴沙浪等一批当地干部派回东府，组织游击队。并相继重新组建了中共东府工委和各县委（韩城县委原来就存在，这是荫蔽精干时期保存的少有的一个县委机构）。我回到陕甘宁边区时，又适逢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董策成在边区封锁线上率部起义。董由省工委的地下交通员王生春通过同乡、同学关系，长期联系并经过多种统战关系进行工作后率部起义的。这是陕西省工委在解放战争中，策划第一次敌军一个营规模的起义。
1946年秋，我被调去西北局，先后接替严克伦、胡达明到统战部、组织部工作（严、胡被分别派去西府、商洛地区活动）。我在统战部是搞地方科的工作，联系、了解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斗争，在组织部干部科，分管分布在边区各处的原地下工作干部的搜集、登记和派出工作，也接触从国民党区返回边区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员。李敷仁、杨明轩就是这个时期到延安后，我们才熟悉的。李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未死，被地下党组织营救护送回边区的。杨是陕西早期知名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长期坚持地下斗争，不受敌人威胁、利诱。国民党当局规定放映电影前必须向“蒋委员长”立正致敬，他为表示“绝不屈服”，多年来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国民党当局对杨明轩恨之入骨，拟进一步迫害时，1946年秋陕西省工委将其调回陕甘宁边区。杨回边区前，曾于1944年与杜斌丞共同组织了民盟西北总支。并与韩夏存分头联系李敷仁、王维祺、武伯伦等，领导了西北民主青年社的工作。民青社在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发动了西安地区的学生运动。特别是1946年春，领导的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1947年夏领导的总罢课，把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这是解放战争时期，陕西省工委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被调任东线工作队指导员，在延属分区的固临方向活动。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的前三天，我又从东线被抽调回去，到关中分区的南线指挥部，随从张德生（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长，西野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一起活动，准备出击时相机与地下党组织联系，配合解放战争。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长、地下党员马志超，就是我军进攻旬邑时，由黄艾民联络起义配合攻占县城的，当时我随军进城。在此以前，我军攻进耀县县城时，我也随军进城。当时我军抓获敌耀县专署专员严崇师。严是乾县人，虽系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但非国民党嫡系，有转变的条件，可能为我所用。开始严关押在警一旅时，何承华和我与严崇师有接触，后交西府总队管理教育。不久严被放回国民党区，为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起了一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任命为彬县、宝鸡专署副专员。那时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确实动员了一切力量，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从严崇师的转变，也可看出党的反蒋（介石）、反胡（宗南）统一战线的威力，以及争取团结西北地方人士正确方针的效果。
我离开南线部队以后，接触的两件事也能说明此点。先是我军转入内线作战，我随即离开部队北上，返回西北局。根据敌军流动情况，随西北局在陕北游动。这个时期，原杨虎城部旅长、抗战时任国民党师长、曾在中原前线与日寇奋战的王劲哉（外号王老虎），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摆脱了胡宗南的控制后投奔陕甘宁边区。王是渭南人，是由地下党员贺修之介绍到陕西省工委，后由省工委转西北局的。当时正是敌军占据延安，胡宗南气焰嚣张之时。关中解放后，王劲哉被任命为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再是1948年，我军从边区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后，我又南下被调派到东府工委工作。当时东府工委活动的澄城、合阳一带，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拉锯地区。正是此时，过去西北军的旅长姬汇百，在其子地下党员姬颖的影响下，也进入东府解放地区。而且敌军反扑时，还拖着病体随机关转移北上。
我到东府工委时，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已非常活跃。东府地区的韩城、合阳、澄城，都有较为强大的游击队伍。在澄合战役，解放韩、合、澄战斗中起了有力地配合作用。这时东府工委又抓了朝邑、平民、大荔的地下武装斗争。大荔是当时国民党专员公署驻地，也是抗战后期反动的“商同指挥部”所在地。敌人统治很严，地下党的力量薄弱。我当时联系的董周温是大荔西北乡的一个领导人，那里也有小股地下武装。朝邑和大荔情况不同，那里既有地下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又有从三十八军派回的军队干部。当时党的领导人罗曼中、韩增友、刘仲谐、杨海潮等，他们认真执行了地下斗争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控制敌人地方武装的任务。不但绝大部分乡镇政权及其武装由党员或进步人士控制，而且掌握了国民党的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的领导权（杨海潮、王彦亭分别任正副大队长）。还掌握了平民县的地方武装（县民众自卫队队长王志敬被教育、发展为党员）。1948年10月初，在配合荔北战役中，为牵制敌军，根据西北野战军前总的要求，平朝工委及朝邑起义指挥部成功地领导了朝邑县常备队、保警队等地方武装1000余人起义。在城内很快抓获敌县长以下200余人，城外俘获敌军近百人，朝邑第一次解放。后又策应、配合了平民王志敬部的起义。这次成功的配合，受到西北野战军彭总的表扬。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是陕西省委很早就组织、领导的三大摊武装。一摊是渭北谈国帆等领导的地方武装。谈于1943年7月敌人突击交口（时任镇联保主任）的“交口事件”后，一批进行地下武装斗争的干部撤进边区，在马栏进行学习训练。解放战争中的渭北总队，就是以这支武装力量和三原、泾阳、高陵、耀县的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摊是西府赵伯经领导的地方武装。赵在1930年做过麟游县长，后任县军事科长，与县委书记王乐天（1943年被捕后牺牲）等人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内战时，组织领导游击队，抗战后曾控制了麟游县国民党的常备队。该县党组织和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虽经几次破坏，但仍保留了一批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就是由麟游和礼泉、乾县、永寿、岐山、眉县、扶风、长武等地游击队以及保六团起义的董策成部组建发展起来的，由赵与吕剑人、严克伦领导的。还有一摊子是商洛地区的地下武装，这股武装最早是由王柏栋创建的。王被国民党杀害后，由巩德芳领导，以地下党员为骨干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巩于反共高潮后与一些武装骨干被调进边区（马栏），进行整训。1945年底由陕西工委先后派回商洛，重新建立武装。后来陕西工委又派王力、薛兴军、刘庚、秋宏等加强领导，并成立了陕南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了1000余人参加的武装斗争。他们在配合中原部队突围和建立豫鄂陕边区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和巩德芳在秘密配合埋伏敌人内部的还有李世华。李是陕西省委很早联系培养的地方军人，李被吸收入党后，指示其打入敌人内部，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发挥作用。李后来取得敌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的信任，并多方活动担任了第四区“清剿”指挥部参议、保安团第三营营长，掌握了几百人的武装力量，驻扎在交通要道麻街。在豫鄂陕边区斗争十分困难时期担任了重要的地下交通联络任务。保护了我们很多人员，并掩护过郑位三、陈少敏等领导人进入边区时安全过境，直到当地解放前夕，李才率部起义，公开了政治身份。李世华是长期埋伏在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工作成绩突出的党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被开除党籍，后几经周折，才得以纠正。
除上述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咸榆公路以东由蒲城、富平、同官、白水地方武装组成的路东总队，以及陕西工委为配合中原部队突围后在商洛等地开展斗争而组建的长（安）柞（水）支队等地下武装力量都发挥了作用。由于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建立了武装力量，并对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进行了工作，所以后来绝大部分的县城都是和平解放的。
解放战争时期，隐蔽在敌党、政、军机关中的党员，在情报、策反工作中也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我在东府工委工作时，常驻澄城活动。获悉该地地下党员刘振邦，前多年经组织安排曾去国民党的战干团受训，后来做了国民党的乡长。解放战争时期，刘振邦即受命与过去熟悉的敌特务专员杨兆春接近，了解情况，进行工作。后杨兆春携特务电台起义，并策划了另外几部敌特电台归降。西安市敌人控制严格，多次对革命力量打击破坏，但地下党组织仍然保留了骨干力量。解放战争时，韩夏存（西安市工委书记）、吴伯畅（西安调查组长）、崔一民、朱子彤等，仍然就地坚持领导斗争。他们除过进行解放西安的准备工作外，在情报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西北战场上几次重大战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受到彭总的表扬。而这些重要情报，都是来自早期按照“往里钻，向上爬”的要求，埋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党员之手。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区域又一次出现了大批革命青年要求进入解放区的热潮。地下党组织借此选送了很多青年到解放区受训，为新解放区培养骨干。1948年冬，东府工委驻合阳县黑池镇时，就在南边靠近国民党区域的蔡目村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和方晨都讲过课。当时，许多新解放区党组织都举办了训练班。同时，经过地下交通员、交通站把一批一批的党员和革命青年，安全地送到老区马栏和延安学习。
[1] 节录自罗文治《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工委）的回忆》一文。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2] 罗文治（1917-1997），山西临猗人。时任陕西省委驻东府联络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陕西省纪检委书记等职。